读山大玉海：元代玉器，传世品，存放在北京的北海公园团城。高70厘米，口径135—182厘米，膛深55厘米，周长493厘米，重3500斤，玉料为青白色中带墨色，又称黑王酒瓮，器形略呈椭圆形，周身浮雕波涛汹涌的大海和海龙、海马、海犀、海猪、海鹿等海兽，以阴线和阳线表现动物渎山大玉海的发、须、鳞、翅等细部，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各种海兽出没在惊涛骇浪之中，气势颇为雄伟，玉海内膛光素无纹，刻有乾隆帝题的三首诗及序。据元史记载：玉海琢造于元二年（1265），最初置于广寒殿，相传元世祖忽必烈在大宴群臣时，每次宴会饮酒三十石，玉瓮就是用来载酒的。这个玉瓮雕成的年代，正是忽必烈第二次扩建北海琼华岛，重建广寒殿（原建于金代）的时期，忽必烈为了满足奢华的享受，不仅把广寒殿修建得很华丽，而且搜求天下的大量美玉置于其内，读山大玉海就是其中之一。玉海后饱经战火，历尽沧桑，流落于西华门外真武庙中，被道人当菜瓮使用，直到清代中期被爱玉成癖的乾隆帝发现后立即“令以千金易之，置承光殿”中。鉴于玉海污损严重，乾隆时期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多次修理和琢磨。这个玉瓮从至元二年雕成之日起，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读山大玉海形体厚重，做工质朴，粗旷豪放之中又不乏细致人微之处，气势磅礴颇具浪漫主义情调，开创了我国大型玉雕的新领域，在玉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八、生活化与精品化的明清玉器
明清时期玉器评述
明代玉器评述
明代玉器无论是考古发掘出土的还是传世品，数量都较多。明代玉器较集中地出土于北京万历皇帝定陵，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墓、明益工朱伯摈墓，山东邹县明鲁荒王朱檀墓，江苏南京吴桢墓、汪兴祖墓以及兰州西园、南京中华门、江西新建等地的明代墓葬。
从发现的明代玉器来看，主要为青玉、白玉作品，青玉颜色发暗，似阴天之天色，此外还有少量碧玉作品。明代玉器上承宋元传统，其造型粗扩浑厚，多以日常多见的人物、动植物。
器物为题材，一般胎体较为厚实，镂雕技术相当发达而且运用极为广泛，在平面片状的玉料上能雕出上下两层不同的图案，被后代鉴赏家们盛誉为“花上压花”，在楼雕立体型器物时能恰到好处把握好表面和内部的完美和谐，这种技术甚至连清代工匠也自叹弗如。其纹饰多为花鸟、动物等吉祥图案，以及人物故事等，清秀雅致，绘画情趣浓厚，其线条刚劲利落，棱角分明，但同元代玉器一样有不拘小节的特点，对次要部位如玉制器皿的内膛及底部处理不甚精细。
玉器种类亦颇为庞杂，主要有仿古礼器，包括璧、圭等，时做和仿古器皿，包括各种杯、碗、壶、爵等，以及各种各样的象生玉器、陈设品。装饰品和实用品。
明代的玉礼器主要是壁和圭，多仿照古制。璧数量较少，常见的纹饰是乳丁纹的螭纹。玉圭在明代为较为重要的礼器，《明史·舆服志》对其形制、大小、用途有专门的记载，考古发掘出土的明代玉圭数量较多，一般均放置于装潢精美的盒内，其形制相当规整，均为上端呈三角形的长方形玉片，纹饰主要是谷纹，另外还有“山”形纹，谷圭在明代帝王之妃嫔墓中出土较多，一般两面均满饰排有序的谷纹，取意“谷圭以聘女”。
玉器皿是我国古代艺术价值最高的一类玉器，由于玉料要求较高，琢制难度大，隋唐以前一直较为少见，宋元时期数量有所增加，及至明代，玉器皿才大量出现，品种繁多，雕琢细致，成为明代玉器中的代表性器物。明代玉器皿古色古香，极富有特色，其种类有玉杯、壶、盒、樽等，其中以形制各异、造型奇特的王杯最具特色。明代玉执壶也形式多样，有荷花式、竹节式、八方式，图案装饰丰富多彩，多为吉祥、祝福的图案，如八仙祝寿、松鹤寿星，有些壶上还雕有“寿”字，一般在壶盖上均立雕出寿星、仙桃等装饰。
明代的象生玉器发现较多，种类繁杂，大小悬殊，用途各异，一般来说，较大的多为陈设艺术品，较小的多充当玩赏物或佩饰部件，其种类有人、马、鹿、猪、鱼、鸳鸯等，玉人多为寿星或佛、道造像，一般为大头长脸小鼻，阴线刻划细部，衣褶较少。
明代的实用玉器也有一定数量的发现，主要是笔管、笔架、砚等文房用具，造型简洁，纹饰淡雅，玉制文房用品普遍出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玉器的生活化倾向。玉带在明代发展到顶峰，已成为官场礼服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不同的带数和纹饰标志着佩戴者不同的身份地位。
在明代，只有皇帝、皇后，妃嫔、太子、亲王、郡王、公、侯、驸马、伯及文武一品官才有资格使用玉带。由于考古发掘的明墓等级很高，多是帝王的墓，这样对玉带的形制、纹饰、使用制度有较明确的认识。明代玉带同唐宋时期结构基本一致，系由鞋、夸、铊尾及带扣组成，玉带质料多为白玉，而且又以和阗羊脂白玉居多，质地细腻光润，平面形制多为长方形、方形、桃形，有素面和纹饰两种，有些还镀以金边。明中叶以前玉带纹饰极为丰富，主要有云纹、鹿纹、狮纹、海水江牙纹及各种花鸟虫鱼、百子图等，多运用“花下压花”的镂雕技艺，表现出多层图案，精美异常，巧夺天工。明中叶以后的玉带则以素面居多，形制质朴，玉质纯正，抛光细致，端庄素雅，别有一番情趣。
明代以玉为饰风气盛行，从坠饰、串饰到佩饰应有尽有，种类繁多，组合复杂，其中王组佩饰最为发达。佩玉原为古代士大夫标榜清白的饰物，在明代成为官吏冠服制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各地的明代墓葬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玉组佩，其中尤以万历定陵、益宣王朱翊引墓、益工朱伯摈墓出土的最为完备，其部件有钩、珩、璜、踞、冲牙等，形状有叶形、云形、鸡心形、菱形、长方形、椭圆形，各部分之间还有玉人、鱼、蝉、兔、鸳鸯等象生小玉器部件，其间以数百颗玉珠串连，人行则玉件锵然相击，清脆悦耳。玉质小型饰物如带钩、钗、簪、坠饰等发现较多，其中尤以钗和簪最为精致。
明代仿古玉也有很大发展，仿沁、致残等手段都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明代仿古玉大致可分为主种类型，其一是继承宋元仿古传统，以古代玉器或青铜器为蓝本仿其外形，而纹饰却带有鲜明的本时代特征，这类仿古玉在明代最为常见；其二是无论造型还是纹饰却明显带有本时代的特征，但却通过致残。仿沁等手段来造伪，这类作品在民间比较盛行；其三是造型和纹饰均完全模仿古代器物，并成功地运用各种做旧手段达到真假难辨，这类作品在明代不多见，它是仿古玉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艺术魁力，对清代仿古工有相当大的影响。
明代玉器的蓬勃发展首先归功于工匠地位的相对上升。
拥有一技之长的工匠是我国古代摧璨文化的重要创造者，然而他们并没有以此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应有的尊重，相反他们却一直处于极度悲惨的社会最低层。从商周的“百工”到元代“匠户”制度，工匠始终是由官府统一管理，单独编立户籍，常年为上层统治者役作，以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并且子孙世代相袭，不得擅离，地位极其低下，与奴婢无异，这对工匠的生产热情有极大的制约。及至明代，随着封建人身束缚关系的普遍减弱，手工业工匠的身份和地位有了相应的提高，根据其服役的形式不同，分为轮班、住坐和存留的三类：轮班匠每三年服役三个月，并免除其他差役；住坐匠为有一定技术的农民，每月服役十天；存留匠则是因为特殊原因需要在某些地区服役的工匠，由地方官府统一管理，不必赴京应役。服役期以外时间，匠人可以自主经营。另外，在明代中叶以后，朝廷又颁布了轮班匠以银代役的法令，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匠的待遇和地位，使之具有一定的自主权，极大的刺激了工匠的生产积极性，明代玉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获得新的活力。其次是琢玉工具的革新。据宋应星《天工开物》的记载，明代玉匠已普遍使用。水凳”，即由传统的席地而坐改为垂足倚于凳上，以双手操纵控制旋转性砣具，以双足踩动踏板转动皮带从而使防具来回旋转琢玉成器，这一改进提高了生产效率，是琢玉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进步。第三是玉器生产地形成与发展，其中又以苏州专诸巷闻名遐迩。专诸巷名工荟萃，技艺超群，玉器风格典雅纤细，纹饰精雕细琢，藻艳典丽，刀法纤细摘熟，变化莫测。北京也是当时重要的玉器生产基地，玉器古朴雅致而享有盛誉，但其名工巧匠多来自苏州专诸匠，正如天工开物所载：“良工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绚丽多彩的苏州玉雕极大地促进了明代玉器的发展，为我国玉器在清代走向鼎盛打下坚实的基础。
清代玉器评述
清代的玉器作坊遍布全国各地，由皇帝直接控制的有十处，在京师有养心殿造办处和内廷如意馆，这两处作坊完全是为宫廷服务，另外八处是苏州、两淮（扬州）、杭州、江宁，淮关、长芦（天津）、九江、凤阳，这八处由当地的织造、盐政、钞关等衙门督办，并由内务府直接管理，也经常接受皇帝所派钦定的琢玉任务。这十处王作坊又以如意馆、苏州、两淮（扬州）、长芦的经济技术力量较强，尤其是苏州的专诸巷，自明代以来玉器制作就极为发达，名工荟萃，技术全面，工艺精湛，乾隆帝亦曾盛赞“相质制器施琢剖，专诸巷益出妙手”。苏州玉作除完成自己的任务处，还经常向江宁、淮关、九江、凤阳等力量较为薄弱的地区提供人才和技术帮助，即使在京的造办处、如意馆在有特殊的需要时也常从苏州雇人，如乾隆四十四年为太庙新制玉宝，就临时从苏州抽调十六名玉工。另外，两淮盐政所在地扬州、长芦盐政所在地天津，也都是制作玉器的重要地方，往往为皇室承担大型玉器的琢制任务，如重逾万斤的大禹治水玉山子和三千多斤重的南山积翠玉山子、云龙玉瓮就分别是在扬州和天津制作的。清代玉器的数量极为可观，仅故宫博物馆就存有数万件。清宫廷玉器的主要来源有三条，其一由直属玉作坊琢造，其二为地方官吏。外国使节进奉，其三为从民间收集。宫廷玉器来自各地，实质上是全国玉器的缩影，同时也代表了清代乃至中国古代玉器的最高成就。
清代玉器得到蓬勃发展，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其中又有乾隆皇帝和慈禧大后二人有很大关系，二人生前爱玉与死后葬玉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古代帝王多喜爱玉器，尤以清代的乾隆皇帝为最。乾隆爱玉成癖，他在位六—十年，古玩玉器充斥宫廷，其陈设，衣着、用具、供器以及玩物无不用宝玉石和金银来制成或装饰。乾隆元年，宫中建如意馆，如意馆是以制作玉器为主的宫廷作坊，乾隆亲自监制督办。乾隆非常喜爱古玉，尤其是“三代玉”，乾隆还亲自组织收集古玉，目前故宫收藏的上万件古玉，多数是在乾隆时期收集入宫的。占工进入宫廷的途径主要是贡人，在各地区的大臣们向宫廷进贡的物品中，古玉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对收集到古玉进行分类、考证、鉴别，分级后，制造较粗的，乾隆不满意的，再由如意馆加工改造。乾隆对于宫廷玉器的制造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他亲自过问玉作的人员组成，工匠的选配及工匠个人的技术情况，使宫廷玉作具备了一定的生产能力。宫廷玉作在制作较重要的玉器时，从画稿、制木型到加工成成品，乾隆都要亲自过问，一一审查。在得到或制得一件珍贵的玉器后，乾隆还要题诗吟咏，据统计，乾隆诗集中有八百多首有关玉器的诗。
翡翠具有迷人的娇艳绿色，质地晶莹，是珠宝玉器首饰中的上品，向来为帝王后妃和贵族富豪所占有。慈禧太后就是最喜欢翡翠，更把优质品称“帝王玉”。“皇家上”。她拥有许多翡翠中的无价之宝，除大臣贡奉孝敬之外，她还派人选购优质翡翠玉石材料，交由清官造办处制作玉器的名匠雕琢，制作期间，她经常到场监工观赏。到她临终时，为了设法美化自己的遗体，使自己死后仍能保持雍容华贵的仪容，曾嘱咐将她平日珍爱的翡翠与珍宝陪葬。清代宫廷中有许多极珍贵的翡翠，除做了慈禧陪葬品之外，还有一块长春翡翠山子，正面峰峦叠翠，小桥流水，苍松鹤鹿，背面则山石磷峋，峰势纵横。另一件是翡翠白菜，依玉的原色加以巧琢，绿色部分为叶，白色部分为身，绿白相间，美妙绝伦；且叶上浮雕二只螽斯，备添情趣。这棵翡翠白菜，和慈禧陪葬那两颗的颜色。质地、雕工等方面都不相伯仲。长春翡翠山子和翡翠白菜两件稀世珍品，现均在台湾故宫博物馆内珍藏。据赵妆珍《古玩指南》引《爱月轩笔记》所载，在慈禧太后的陪葬品中，有大量翡翠制品，还有红宝石、祖母绿、蓝宝石、珍珠、碧玺、珊瑚等无数珠宝。她脚下足旁有翡翠西瓜两个，绿皮红瓤，白子黑丝，估价为白银五百万两；翡翠甜瓜四枚，白皮黄子粉瓤者两个，绿皮白子黄瓤者两个，估价值白银六百万两；在头顶上有一件翡翠荷叶，叶满绿筋，如天然生成一般，上有只红蜻蜒，形态生动，一玉雕成，重二十二两五钱四分，估价值二百八十五万两银；翡翠白菜两棵，绿叶白心，在菜心上落着一个满绿的蝈蝈，绿色的叶旁有两只黄色的马蜂，估价值一千万两银。另有佛像108尊，除金佛、玉佛、红宝石佛各为27尊外，还有翠佛27尊，每尊佛重六两；翡翠桃10个，绿色桃身，粉红色桃尖，与真桃极为相似。这些奇珍宝物，至今仍不知流落何方。
清代玉材以新疆软玉为主，常见的有青玉、白玉，另外绿松石、玛瑙及稍晚期大量出现的翡翠、青金石、珊瑚也被大量使用。清代后期翡翠上升到玉料的最高地位，被誉为玉石之王。清代玉器是在我国传统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吸收了历代玉雕之长处，并有了新的创新和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玉雕艺术。清代宫廷玉器制作程序相当复杂，特别是一些形制较大的器物，首先要经过选料、画样，然后再经锯钻。
做坯、纹饰、抛光等工序，仿古玉尚须做旧，有些玉器还要刻款；一般玉器作坊为适应这种复杂作业，常实行分工合作，具有不同技能的人各负责一段，在具体的操作中将传统的阴刻、阳刻、浮雕、镂雕技艺发挥得淋漓尽致，线如直尺，圆似满月，委角圆润，镂雕玲珑剔透，即使在器物的内膛，侧璧或底足等次要部位也一丝不苟，从整体到细部都给人一种和谐圆美的享受。其纹饰图案是集历史大成，在一些常见的器物上往往饰以形式多样的山水人物、花鸟虫鱼、神话故事，及表现吉祥如意。长寿福禄的图案纹饰或文字，另外还有大量古朴典雅的仿古纹饰，特别是那些追求绘画效果的山水、花卉、人物故事图案，以其巧妙的构思和细腻的刀法达到一种如诗如画、令人如痴如醉的艺术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