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伏尔泰（1694-1778）：当我们还是一小群人并在阿登森林中踯躅流浪之时，中国人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已经治理得像一个家庭，国君是这个家族的父亲，40名公卿大夫则被视为兄长。
又：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和法律。儿女孝敬父亲是国家的基础。在中国，父权从来没有削弱。儿子要取得所有亲属、朋友和官府的同意才能控告父亲。一省一县的文官被称为父母官，而帝王则是一国的君父。这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组成了一个大家庭。
又：他们（中国）的帝国组织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是唯一把一切都建立在父权的基础上的国家；是唯一对于在卸任时没有受到万民爱戴的外省巡抚要加以处分的国家。
又：我们对于中国人的优点即使不崇拜得五体投地，至少也得承认他们帝国的治理是世界前所未有的最优秀的。
又：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需的技艺等等方面已臻完美境地，其余方面的知识，倒是我们传授给了他们的；但是在道德、政治经济、农业、技艺这方面，我们却应该做他们的学生了。
法]狄德罗（1713-1784）：我们是大诗人，大哲学家，大辩士，大建筑家，大天文家，大地理学者，胜过这善良的人民，却是他们（中国人）比我们更懂得善意与道德的科学。如果有一天发现这种科学是居一切科学的第一位，那么他们将可以确定地说，他们有两只眼，我们只有一只眼，而全世界其余的人都是盲者了。
又：人们一致认为，中华民族优于亚洲其他民族，因为他们的历史悠久，精神高尚，艺术精湛，才智出众，政治清明，还具有哲学素养。在以上各方面，根据某些人的看法，他们甚至可以和欧洲文明最发达的国家相媲美。
法]霍尔巴赫（1723-1789）：中国可算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而此历史悠久的帝国，无疑乎告诉支配者的人们，使知国家的繁荣必须依靠道德……在中国，法律充满圣智，甚至曾经征服中国的野蛮满洲人亦为所屈服。这就是说，理性对于君主的权力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效果，使中国的征服者亦为所征服。……帖木儿毁坏了田舍与村落，可是建立于真理之永久基础上的圣人孔子的道德，却能抵抗此狂风暴雨，保留至今，使野蛮征服者对此亦须表示尊敬，而以之为政府施政的目标。一句话来说尽，无论君主或其代表者——大臣、知事、官吏等均热心从事于人民教育。……我们至少可以说，在那里，某种道德，尤其孝道，如同宗教一般。又无论何国，也没有像中国事业那样发达。
法]魁奈（1694-1774）：人们只有依靠使他们区别于禽兽的理智之光，才能够得到自然权利。因此一个巩固的、繁荣的政府应当按照中华帝国的榜样，把深刻研究和长期地普遍学习作为社会制度的基础的自然规律，当作自己的统治工作的主要目标。
又：经常可以看到，无知是使政府发生巨大错误、使民族经济破产和国家衰亡的主要原因。中国依靠了学问，经常能够而且非常成功地防止了这些错误，那里在学问的帮助之下，形成了国家的第一阶层，这些学问非常适合于通过理智的光辉来领导人民，使政府完全服从于那些确立社会制度基础的自然的和颠扑不破的规律。
时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以及所谓的百科全书派、重农学派，他们对于中国几乎都充满了崇敬，以致整个欧洲掀起了中国化热潮。从生活方式到日用器物、建筑、艺术等等，都渗透中国文化的精魂。当时欧洲的最大帝国是法国的波旁王朝，这个王朝的统治者路易十四曾开创了一个风流世纪，而最令人注目的就是他在法国宫廷带头掀起的中国热。他带头穿中国式的绸袍，一时大家纷纷仿效，成为一种时髦。人们为了表示自己属于上流社会，穿着中国绸袍，跑到所谓中国式的茶馆里边喝盖碗茶。中国的茶叶，变成了欧洲人桌上常见的饮用品。有人写《茶颂》说：“只要在巴黎的人都喜欢茶，我的名字到处都会受到称颂。”中国的瓷器“也如茶叶一样或比茶叶更使西方感到震惊”。有人想方设法仿造它，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在1709年，一位德国人在国王的大力支持下才仿制成功。“瓷器、漆器、丝绸等这类当时被称为‘中国货’的贸易在17世纪和18世纪时非常繁荣兴旺。17世纪末，大家在巴黎共计算到近一打‘中国货’的商贾。富翁们很乐意于其周围布置中国的装饰图案，由于缺乏当时为数很少的绘画，他们便用中国彩纸装墙。中国的这种创造当时传播开来，法国的工匠们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勉强仿造它（17世纪末的广告纸）。”
中国风格的艺术，以及被称之为“中国古玩和古艺品热潮”，也成为当时欧洲中国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中国建筑及园林艺术大受欧洲关注。当时有位叫王致诚的神父把北京圆明园的建造艺术以及北京宫廷建筑介绍给了欧洲人，使得欧洲感到自己建筑艺术之贫乏无味。根据中国的启发，在欧洲兴起了中国式的建筑，像宝塔、住宅、楼台等，都不难看出中国的影响。“这种风行一时的时髦是到处蔓延和无孔不入的，以至于使传统的建筑术感到不安并极力作出反应。罗伯尔·莫里斯早在1751年就为了抵制迷恋中国的狂癖而于《建筑的选择》中重新提出：‘哥特式的趣味，豪华和粗放或者中国那价值不高的风格，这就是我们的建筑师们坚持的事，他们丝毫不重视希腊和罗马建筑的纯洁和简朴特征。”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化热潮的声势。有一位英国国王的建筑师，他从远东带回了一本《论东方园艺》的书，首先倡导发起了建造中国式园林，很快整个欧洲便开始追求中国园林艺术，甚至在巴黎都市的中心，也出现了中国式园林。当时有人写诗说：“这该是多么神奇的地区啊！甚至不出巴黎城，你们在王宫中就会看到中国的女子。”当时在英国的杂志上有人发表讽刺文章说：“她们无秩序地消失在群塔、摇头晃脑的官吏（在我们之中称之为‘炉旁的中国人’）、僧侣、红色狮子、金毛犬和火龙之中。”
画家们则以中国方式装饰扇子和屏风，室内的装饰也明显地呈现出中国风格来。他们以西方的方式处理中国的内容，像中国人的服饰、葬礼、舟船，以及人物如孔子、秦始皇、伏生、苏武、班昭等等，都出现在了西方人的绘画中。整个西方都被中国“搞得神魂颠倒”。“‘中国’变成了18世纪欧洲的理想国家，中国的孔子变成了18世纪欧洲思想界的目标之一。”有趣的是，竟然有人冒孔子之名写了一部叫《自然法》的书，这无疑是中国化热潮的又一种反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东方国家日本、朝鲜等本属于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国家，此时也出现了中国文化研究高潮。此时正当日本的江户时代（1603-1868），康乾盛世三代明君，大大地影响了日本。日本学者吉田篁墩在《近闻寓笔》卷一中说：“康熙帝好学任贤，励精图治，轸念民隐，屡蠲免租赋，在位六十二年。三代以下，享国之福，盖罕其比。近闻乾隆帝享位五十七年，去庚戌岁，寿龄八十尚康，健福未艾也。亦崇学右文，敬事爱民之君也。”据笔者游日所得，这个时代的准汉籍著作少说也有三千多种。一些大家如荻生徂徕、伊藤仁斋、太宰春台、中井履轩、皆川淇园、龟井南冥、冢田虎、大田锦城、龟井昭阳、安井息轩等一批汉学家，他们几乎个个都是遍研群经，广延门徒。汉学著作少则数部，多则十几部，把日本汉学推向了顶峰。在朝鲜，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则出现了与中国相似的实学思潮与大规模的编纂图书工作。韩国学者崔海钟在《韩国汉文学史》中，将朝鲜王朝英正时期和清朝康乾时期的文化现象进行对比，总结出了两点。第一点是编刊之盛行。“清朝康熙之后，刊行《渊鉴类函》、《佩文韵府》、《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会典》、《经解》等，实为空前大业。我国是时，亦刊行《文献备考》、《大典通篇》、《八子百选》、《朱书百选》、《武艺通志》、《乐通》及奎章阁诸刊行等，规模虽小，而犹欲对等也。”第二点是考证学之新兴。“顾亭林炎武、阎潜邱若璩、毛西河奇龄等诸巨儒，相继而作，经解或相左而学说归一新，再着眼於训诂也。我国乃产生实学之风，而成为传统。朴趾源、李德懋、朴齐家、柳得恭、李书九、丁若镛等，皆为实学界之重镇。”由此可见其影响。
总之，康乾盛世几代明君的光辉形象，以及大规模编纂图书的文化盛举，促进了东西方中国化热潮的兴起。如果不是西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西方列强加于中国的“海盗式”战争，世界历史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将变成一部道义史与真正的文明史。但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使人类最大的悲剧发生了，它标志着卑鄙战胜了高尚，罪恶战胜了仁义，人类的文明史最终将变成了强盗争霸史。
历史的规律告诉我们，民族的相互包容与文化的多元共存，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础。有容乃大，一个国家只有多个民族共存共荣，如大海之纳百川，才能成就“大国气象”。一个国家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并不只有丰厚的经济基础与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实现。有几千年文明智慧积累的文化实力与超越利益而存在的“道德精神”，同样可以创造辉煌。“道德精神”是对私欲的遏制，对正义的高扬。“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周之所以能号令八百诸侯，建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王国，延祚八百年之久，便赖于这种道德精神。“胡越一家”的大唐气象的形成，也有赖于唐人在处理民族与周边事物时，所采取的道义原则。大清帝国能够影响西方与东方国家百余年，也并非在其经济与军事，而在于以道德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与文化硕果，是强大的文化实力，震撼了世界。尽管这个价值系统遭到了以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西方价值系统的毁灭性冲击，但人类为寻找终极和平、免除覆灭之路，必将会返回到中国传统价值选择与智慧照亮的道路上来。这就是汉内斯博士所说的：人类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返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