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序言“康熙于《春秋》，独服膺朱子之论。朱子曰，《春秋》明道正谊，据实书事，使人观之，以为鉴戒，书名书爵，亦无意义”，但不明朱子不求《春秋》之义的苦衷，仍执意寻求孔子的笔削微旨。虽然此书未作义理的深入阐发，但执意寻求微言大义的态度，却代表了一种强势话语。放弃在《春秋》中寻求微言大义，可以是学术主张，但不可能成为施政纲领，因为放弃了对孔子微言大义的披寻，便意味着封建帝国意识形态的没落。
17.王源《左传评》十卷康熙居业堂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王源（1648-1710），字昆绳，一字或庵，康熙举人，直隶大兴人。少喜任侠言兵，从宁都魏禧游，为古文，规抚秦汉。晚岁与李塨师事颜元，客游四方以终。一生笃守经世之学，著《平书》十卷，《易传》十卷，《兵论》二卷，《或庵文集》十六卷，以《文章练要》三十卷行世。《左传评》为《文章练要》之第一部，最先刊出。前有程城《文章练要序》及自序。程序承师意旨，曰：“文章练要，分六宗百家。六宗曰《左传》、曰《孟子》、曰《庄子》、曰《楚辞》曰《战国策》、曰《史记》，百家之类三：《公》《穀》《管》《韩》诸家，一也，《汉书》以下诸史，二也，汉魏诸名家集，三也，六朝而下不与焉。”“先生尝谓六经者，文之祖，六宗者，别子为祖，而各立门户以为宗，百家不能出六宗范围，六宗不能出六经范围，而究莫出乎一阴一阳不可测之道。”自序云：“予幼读《左氏传》，疑之。疑其美句字焉，已尔读诸家评，疑愈甚句字焉已尔。……吾于《左氏》，不得其意者思之，思之不得又重思之，得一意焉，以为是矣，又非也。何以知其非也？不能贯也。……何以知其是也？曰贯矣，贯则无不贯。”可见作者欲以一种宏通的眼光评点《左传》，使《左传》评点摆脱支离破碎之境，在评点中寻摸出文章之道（章法），以与圣贤之道相符配。作者所云“不得其意”，针对《左传》的义理而言，《左传评》亦欲沟通《左传》解经语与叙事的隔膜，善于在变动中把握人物性格，理解文章“奇正”之法，颇为生动。如《郑伯克段于鄢》“此篇叙庄公，残忍人也，乃未写其如何残忍，如何阴贼，先写其仁厚，而既写其仁厚，而既写其如何残忍，如何阴贼；又另写一孝子，如何仁爱，如何笃孝，因写庄公如何念母，如何见母，如何母子如初，且曰纯孝，曰爱其母，曰孝子不匮，与前文固秦越不相侔也。”因为《左传》难懂，所以有作者眼中的文章之奇，《左传》描写战争的文字因其简明精备，深得战争虚实分合之术，尤其为作者景仰，云：“千古以文章兼兵法者，唯《左传》；以兵法兼文章者，唯孙子。……虚处用实，实处用虚，法也。”文章之道除了奇正、虚实之外，另有“直序”之妙，如“骊姬之乱”，作者于此提出作文以传情达意为主的“达”的准则。
18.方苞《春秋直解》十二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方苞（1668-1749），字望溪，号灵皋，桐城人。从史传评点中抽绎出古文义法，为桐城派始祖。受万斯大影响，开始全力研究经史，一以程朱为宗。程颐只作《春秋》二卷、朱熹对《春秋》未曾著书，元明两朝奉程朱理学为官学，以程朱理学试科举士子，《春秋》经用程子、朱子的弟子胡安国和张洽的传，后张洽传因繁复被罢，只用胡安国传。清代从事理学的人都有志作《春秋》传。方苞不满于说经者屈折经义以附传事，执旧史之文为《春秋》之法，仍袭宋儒弃传讲经之风，抹煞史事在经说中的作用。于是在传注肴乱、经文相诋中自寻孔子笔削之旨，一切以义理为权衡。程朱未敢胜任的《春秋》经义，是否能被人炮制出来，这一直是个悬念。现今来看，于《春秋》随事而记的记事体裁中寻求完整有系统的《春秋》精义，是不可能的，而在“月日、爵次、名氏、或略或详、或同或异”中寻求褒贬，也是一厢情愿。方苞所做，只不过为宋学挽留最后一点阵地，但终抵挡不住清儒据传讲经的历史趋向。方氏以义例说经，以一字褒贬说经，使他的经学成就远不及同时其他人。
康熙乙未、丙申年间，方苞《春秋通论》成，因其不符章句体式，遂将《春秋通论》九十七章散布于各条目之下，康熙丁酉（1717）成《春秋直解》，变《通论》的通讲形式为《直解》依经立目的章句体式。
19.盛大谟《于野左氏录》二卷字云巢遗稿本，课花别馆藏板，同治五年（1866）重刊
一函十册，《于野左氏录》占其中两册。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半页9行21字，小字双行21字，无行界。此为三刻本，前有潮洲吴东卧鲁吴序、康熙六十一年（1722）壬寅冬饶州徐耕天（字怀仁）徐序、自序，后有乾隆五十六年（1791）辛亥王子音后序、道光十三年（1833）癸巳初夏二刻曾侄孙盛恢颢跋、同治四年（1865）乙丑季春族孙盛宝跋。吴序、徐序出自盛大谟的同学、朋友，王序出于盛大谟的乡人。卷首列“读意”四十条，“附书”六条，多是批评当时评点学，表明自己的态度。于野批评选家评《左传》，“类多褒贬前人是非，自矜才辨，喇喇不休，腐烂语非唯无益，并令《左氏》精气光怪，湮没于故纸堆中”（《读意》），“或曰叙事好，或曰词令妙，或曰句调佳，读古人书，既不能取古人神妙，又不肯留古人本色，只向此处赞他好处，不可解也”（《读意》），申明“读此书者，当有巨眼，非训诂家所晓也”（《附书》），“《左传》当全读，然不可不细读，此书为文人选开奥窦”（《附书》）。
盛大谟（1699-1762），又作盛谟、盛謩，字于野，号字巢，江西武宁人。《武宁县志·艺文》卷二十九《盛仲子传》称盛大谟“幼随父读书官署……深有得于《左氏》，手《左氏录》一卷，学者珍为奇书。”《于野左氏录》作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于野年十九岁时，《左氏录》初刻时，“成钞者殆遍，一时纸为之贵……好购者无间远近焉”（盛恢颢跋），流传久远，历经康熙、乾隆朝，至道光、同治年间仍有流传，后经族人刻印，放入祠堂供子孙后代拜祭。《于野左氏录》评点隐、桓、庄、闵、僖、文六公事，尽文公三年“晋人及秦人战于令孤，晋先蔑奔齐”，卷册虽小，但许多论点在《左传》评点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堪称独步。《左氏录》成于与同学朋友共同读书的时期，最初在同学之间发表，书冠以“于野”之名，可知其为于野自发机杼。于野读《左传》，常以胸中豪迈之气主之，在剖析《左传》的篇章结构的同时，佐以强烈的情感表达。于野评点《左传》舍弃春秋时代的背景，不言文字训诂，不讲微言大义，大段跳过礼乐教化的言辞，名之曰“不死于有字句处”；纯从文字着眼，对《左传》中广为人熟知的人物如郑庄公等人物性格，体会得深彻透辟；善于抓住起承转合处的关键字，体会情节曲折迂回之处语辞之死、滞、活，有助于帮助读者疏通文意，了解《左传》精微深刻之旨。《左氏录》卷首“附书”所谓“《左传》当全读，然不可不细读”，可以视为于野评点《左传》的纲领。“全读”使他有整体结构的分析，这是当时《左传》评点的重点，“细读”使他有不同于一般人的创获，使于野在篇章的开合、人物的理解上特异独出。《左氏录》还保留了当时民间评点人的评点，可见当时民间盛行评点，出版便利，消息灵通，互通有无，所录唐锡周、余仁石等人俱名不见经传。
20.冯李骅《左绣》三十卷步月楼二刻《左绣》原本，道光十二年（1832）新刊
晋杜预撰，宋林尧叟注，唐陆德明音义，清冯李骅增订。一函八册，共两函十六册。本书分上下两栏，上栏为冯李骅评注，小字，行15字。下栏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8行，行20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有朱笔圈点。首列康熙五十九年（1720）朱轼序，次为康熙五十九年冯李骅之师张德纯序，后列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原序，三序字体由大变小，版页行数由少增多。三序之后、正文之前，是《刻左例言》、《读左卮言》、《春秋时事图说》，以及《春秋三变说》、《列国盛衰说》、《鲁十二公说》、《周十四王说》等四篇论说文，时文体式，似有意招徕顾客而设，这四篇文章皆从冯李骅单独发行的《左贯》（时文选集）中选取，以明读《左绣》可以为文的实际功用。
《读左卮言》申明不论《左传》的经义及叙事，专论《左传》的文辞。于《左传》的文辞中寻绎散中有整、相反相成的对偶，总结《左传》有二十七种叙事方法：原叙、顺叙、倒叙、实叙、虚叙、明叙、暗叙、预叙、补叙、类叙、串叙、摊叙、簇叙、对叙、错叙、插叙、带叙、搭叙、陪叙、零叙、复叙、间义叙、驾叙、代叙、滚叙、提叙、结叙，声称可为初学者提供可循之阶。二十七种叙事法徒有名目之盛，而无实际内容和功用，甚至将经文与传文的间隔也当成某种叙事法加以欣赏，未免死于字面。时人讥冯李骅“以时文为古文”，即用时文之法阅读古文，殆是实情。《左绣》琐细的时文章法让人生厌，但是《左绣》从《左传》的整体结构对《左传》一书线索的把握，以及某些随文评注中对人物言行的解读却很讨好，时时被人提及。如“《左传》大抵前半出色写一管仲，后半出色写一子产，中间出色写晋文公、悼公、秦穆、楚庄数人而已。读其文，连性情心术、声音笑貌千载如生，技乃如此。”“（《左传》）有绝大线索。于鲁则见三桓，与鲁终始，而季氏尤强；于晋则三晋之局早定于献公之初，于齐则田齐之机，早决于来奔之日。三者为经，秦楚宋卫许曹邾等纷纷其纬也。洵乎鲁之《春秋》，其事则齐桓晋事。”（《读左卮言》）
21.何焯《义门读书记》之《左氏春秋》二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
何焯（1661-1722），字屺瞻，先世曾以“义门”旌，学者称“义门先生”，江苏长洲人。康熙二十四年充拔贡生，后赐举人，复赐进士，选庶吉士，直南书房。寻命侍读皇八子允贝勒府，兼武英殿纂修。负天下文章之盛名，方苞视其为畏友，每做文章，必问左右何义门读之未否，云义门先生能纠其文之短。因义门曾选刻《四书文》《行远集》《历科程墨》，精谙时文之道，又为皇上一再垂青，其文更为海内读书人所重。义门先生博览经史，其生前所作笔记曾被人窃用。其从子裒集各书笔记而成《义门读书记》五十八卷。何义门在《左氏春秋》每条史实之下所列的读书记，多体小而微的政论文。其知人论世，洞悉时势人情，旨在总结历史经验，发掘论点，为文才思横溢，一气呵成。如从为政的角度，对隐公被桓公所弑不予同情，说他“不早归政于桓公而启羽父之谋”是一错，“不明告羽父之恶于国，执而戮之”又是一错，以致“进退无据”，为人所灭。这种批评与经学家在“弑”字上大做文章迥异。又如，论阴饴甥的才智，惜其所见不远，提出论点：“故处世当先经后权，用人当先仁后智也”，则具有为统治者出谋划策的口吻了，与贾谊政论文的格局相仿佛，亦与宋时流行的策书文相似。
何义门对《左传》人物、史事的评论，超出经学的褒贬范畴，而以文人之情与笔对之，读《左氏春秋》二卷，实为读书过程中随文而生的杂感，似文人臧否人物，指点江山，而无经学义理的阐发，很少经学的考证，如疑“郊”为地名，亦无具体地点的考证，与清代的考据学相距何其远。《四库提要》以义门的《两汉书》及《三国志》的读书记为乾隆五年朝廷校刊经史时采用，故说《读书记》一书“考证皆极精审”，实是以偏概全。义门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多字词考证，又博采汉唐旧说，断以己意，可谓考据之作，而读《春秋》三传则不然。何义门读《穀梁》《公羊》各一卷，主要重义理的阐发，与读《左传》作文人的议论又不相同。于《公》《穀》与《左传》不能协通之处，两存其说，可见在经义的取舍上无所偏倚，何焯不是经学家明矣。
22.李塨《春秋传注》四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前有雍正四年（1726）李塨自序，后有同治八年（1869）李继曾跋。李塨（1659-1733），字刚主，号恕谷，康熙举人，官通州学正。博学工文辞，其学以实用为主，师颜元，又师毛奇龄论乐律。著有《大学辨业》《圣经学规》《小学稽业》《易诗春秋四书传注》《李氏学乐录》《瘳忘编》《习斋年谱》《恕谷后集》等书。谓儒家经书中，惟《易》与《春秋》最难。而《易》参照孔子《易》传亦能得十之八九，惟《春秋》不可解。至晚岁始晤《春秋》是史书，直录事实而褒贬自见，以此视《春秋》则一切迎刃而解，可谓善于读书。认为贯穿《春秋》之中的是礼，王迹，天子之事，以“礼”考《春秋》事实，陪臣执国命，朝聘会盟多有之，这都是礼义缺乏的表现，所以孔子于此等处示贬意。又《春秋》所载多朝会、宴享、搜狩等天子之事，表明了孔子维护东周礼制，万事升太平之意。认同宋人邵雍说《春秋》是“孔子之刑书”，其师颜元《春秋》是“孔子经济之书”的说法。多采《左传》杜注孔疏、其师毛奇龄《春秋毛氏传》及《春秋条贯》，亦多引“铁壶氏曰”，不明所指，间引《穀梁传》、《公羊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