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
我们说要建设现代文明社会，但需要担心的是，某些不良社会风气离文明正渐行渐远。
为什么社会道德会有滑坡现象？
柏杨写过一篇叫《丑陋的中国人》的文章，我也照题写过一篇《腐败的中国人》的文章。我在《腐败的中国人新论》一文里提出了一个理论，认为中国人的道德堕落的原因在于文化，内在责任在于个人，外在责任在于制度。
一、中国社会正深陷于“囚徒困境”之中
“囚徒困境”是个广为人知的博弈论故事。简单地说，警方抓着了甲、乙两名嫌犯，分别单独向嫌犯提供以下的选择：若一人交代认罪，另一人否认有罪，认罪人将获释，沉默者将被判10年；若两人都保持沉默，则两人同判半年；若两人都交代认罪，则两人同判5年。
由于两人被隔开审讯，所以正常的想法是这样：甲先假定乙会“背叛同伙”交代认罪，那么，甲自己如果拒不认罪，就要被判10年（乙将获释）；甲如果也认罪，就两人同判5年；所以，甲肯定“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认罪。
甲再假定乙会“暗中合作”否认有罪，那么，甲自己如果也拒不认罪，就要被同判半年；甲如果背叛同伙认罪，自己就将获释（乙被判10年）；所以，甲肯定“两利相权取其重”选择认罪。就是说，不管乙会怎么做，甲选择认罪总是最好。乙当然也这么想，最后结果两人被同判5年，比暗中合作被同判半年糟糕得多。
第一种情况选择认罪被同判5年还好理解，因为5年和10年差距很大。但是第二种情况就不太好理解了，因为被同判半年和获释之间差距并不大。为什么就不选择暗中合作呢？这就是囚徒困境的奇妙之处：因为，甲的推理只是基于一个假设，假设就意味着有不确定性，如果假设没有实现，乙选择了认罪，甲原来拒不认罪能“被判半年”的假设，就会变成“被判10年”的结果。风险如此之大，背叛同伙、交代认罪才是万全的选择。
这就是博弈论里著名的“纳什均衡”——如果别人和自己都选了一种已知策略，那么，别人不改变策略时，自己就不可能通过改变策略而改善处境。举例说，当大家都挤车抢座时，自己不挤车抢座就会觉得吃亏，所以每个人都挤车抢座。抢买盐也是这个道理，国民素质和公信力是表象，囚徒困境才是本质。更妙的地方，在于纳什均衡经过多次重复之后变成了一种“进化稳定策略”一旦人口中的多数人采用了一个特定策略，那么，其他策略就永远无法取代这个已经“进化稳定”的策略。就是说，当大家都觉得外头有坏人，而自己无防人之心就老吃亏时，“觉得外头没坏人”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进化稳定策略。所以，“出外当心坏人”就是中国父母对孩子的第一警示。
囚徒困境描述的是，在没有一个政府或宗教那样的“第三方强制者”在场的情况下，自私自利的人们很难不选择背叛而进行合作。走出困境的办法除了政府和宗教之外，唯有的选择就是“信任”和“牺牲”。如果甲乙之间早有良好的信任基础，或者只考虑牺牲自己，“暗中合作”获得“同判半年”绝不是问题。否则，谁也无法扭转纳什均衡和进化稳定策略的形成。因此，现在的问题变成：在什么条件下人们才会相互信任或自我牺牲？
演化博弈论的研究表明，互动的范围、互动的人数和互动的重复次数，是政府和宗教之外关键的三大技术因素。这个发现完全出乎一般常识的意料，看上去完全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竟然会是在起点处的最关键的问题。
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地方，在人口流动性高的地方，在重复互动的可能性或未来的重复性低的地方，信任和牺牲的可能性相应地就低，“一次性宰割”的可能性就大（中国人都知道越是旅游胜地就越宰人）。这就是为什么在狭小封闭的地方更容易看到民风淳朴，这也是为什么自我牺牲最经常发生的地方是在家庭内部。
演化博弈论更重要的结论是：在三大技术因素基础上的信任和牺牲，会随着人们相互之间的长期博弈而形成一种稳定预期，进而变成一种难以逆转的“行为规则意义上的文化”。这就是上述的进化稳定策略，文化就是进化稳定策略的“锁定”，所以说“文化是制度之母”。不理解进化稳定策略，千万不要轻谈文化，更不要轻谈“制度是文化之母”。
按照演化博弈论的逻辑，中、美、日三国的民风和社会风气，就是在不同的环境下经过长期演变而来的。由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技术上非常不利于信任文化的确立，所以，在中国社会内部逐渐演变出一种节约费用的、关系型的“小圈子道德”。在小圈子的内部，“信任”和“互惠”能够成为一种文化，而在“小圈子”的外部，“信任”和“互惠”就成为一个难题。这就是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的“一盘散沙”、“以邻为壑”、“外战外行”，等等。
结果，就有了中国人的“四大难”一是没有“关系”的人信任合作难（“关系文化”），二是有“关系”的人遵从外在规则难（“犯规文化”），三是“圈外人”施用“圈内人”的道德难（“强盗文化”），四是社会要有所作为离开政府的强力难（“集权文化”）。不理解中国人的“四大难”及其成因，千万不要轻谈中国文化，更不要轻谈“政法制度决定行为规则”。
而个别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的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贪污腐败、巧取豪夺等等，就是从“犯规文化”和“关系文化”中来的。
有人喜欢把这笔账算在“新文化”或“新传统”上，认为当今中国的“世风日下”是文化革命闹出来的。这种常识思维没有理解演化博弈的逻辑——演化博弈离不开“对初始环境条件的敏感依赖”，离不开路径依赖一旦形成就不可逆转的“滑坡过程”。如果说一切是文革的错，那文革又是哪来的呢？很大程度上是“集权制度”的表现。“集权制度”来自于“集权文化”，“集权文化”则不过是“父权文化”的延伸和扩大而已。
有人一说起“文化”，就以为是在说“祖宗”，不是说我们自己。其实，文化就在每个活人身上，是在活人潜意识里的“行为规则”（广义的文化则包括物质、精神、物种、技艺、制度等五要素）。大家都是演化博弈的产物，谁也逃不掉，谁也都在继续“无意识”地重复进行着新一轮的演化博弈。
在社会风气问题上，我们中国人的囚徒困境就是：在没有政府强制和宗教约束的情况下，由于缺乏“圈外信任”，“背叛”成为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而“无法合作”则成为一种“两利相权取其重”。
二、政府与宗教的作用
说得夸张一点，比如日本，在那样的民风下，国家就是没有政府存在也比中国有政府时运行得好，这就是“岛国文化”中演化博弈的力量。所以，日本根本不需要欧美那种“超自然的上帝崇拜”，靠狭小封闭的海岛环境作为初始条件，就演化出来了好的社会风气（类似的还有英国、北欧和中欧国家等），这就是庄子和哈耶克所说的“自然秩序”。这里的“自然秩序论”不是一般的“环境决定论”，因为，当环境的初始条件锁定成一种文化时，环境的作用就会让位于文化之间的相互撞击了。
我们不能向日本学习吗？问题是，学不来。“自然秩序”的力量在于，看见了人家好的社会风气，自己却死活学不来，就像个被点了穴的人，明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动弹不得。前文已经分析了，“囚徒困境”已经把中国人的自然秩序给锁定了。
而如果把中国的社会风气问题怪到缺乏宗教身上，显然是病急乱投医的表现。缺乏宗教是文化的结果，不是文化的原因；缺乏宗教也绝不意味着缺乏信仰，因为中国人缺的不是信仰，中国人缺的只是不同于“小圈子道德”的和有利于公民道德的信仰。
其实日本人的“神道”跟中国人的信仰很相似，都是从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中来的，也属于“泛灵多神”的信仰。中国和日本没有欧美那样的宗教，但都有相似的信仰，只不过初始条件的不同使中国人的信仰“小圈子化”了。上帝宗教是信仰中特殊的一种，上帝宗教和一般信仰都是演化博弈的产物，是反映“民情”又强化“民情”的“自然秩序”，靠制造是制造不出来的。所以，想通过“制造宗教”来改变中国人，可能性太低了。力量再大的“强加”都会被中国人的“同化力”吃掉，这一点连几百年前的满清人都懂：适应才是最好的征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