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床气势宏大、豪华富丽，尺寸为长228厘米、宽160厘米，通高228厘米，屉高51厘米，床面为藤皮编制。整体造型为长方形，但方中有圆。正面门罩由三部分组成，上半部为一扇，下半左、右各一扇，均用榫卯结构与立柱及屉相接，形成月洞式门罩。正面门罩与床围、挂檐的纹饰均采用四簇云纹，再以十字连接，图案十分繁缛。由于它的面积较大，图案又由一组组相同的纹样攒斗而成，故引人注目的是匀称而有规律的整体效果，且不使人有繁琐的感觉。床身高束腰，束腰间立竹节型短柱，分段嵌装绦环板，雕喜上眉梢、鸳鸯荷塘等吉祥纹饰，均采用深浮雕方法，立体感强，增加艺术装饰效果。下牙板浮雕草龙、螭龙及缠枝花纹。挂檐的牙板上浮雕暗八宝纹饰。这是明代家具中体型高大而又综合使用了几种雕饰手法的一件作品。
床的腿足采用整木雕成三弯形状，上部用仿铜包镶作法雕饰龙头，中部雕饰螭龙，下部雕饰卷草纹。整条床腿形似象足，墩厚、质朴。榫头为典型的明式家具中的抱肩榫结构。床架部分的连接十分巧妙，制成的榫头小巧精湛，叫“走马销”或“走马楔”，南方师匠一般称“扎榫”。是一种特制的栽榫。它一般用在可装可拆的两构件之间，榫卯在接合后须推一下，它才能就位并销牢；拆卸时又须把它退回来，才能拔榫出眼，把两构件分开。因此它称“走马销”。
而“扎榫”则寓有扎牢难脱之意。它的构造是榫子下头大，上头小，榫眼的开口半边大、半边小，安装时，榫子由榫眼开口大的半边插入、推向开口小的半边，这样就扣紧销牢了。如要拆卸，还须退到开口大的榫眼才能拔出。这是一项很巧妙的设计，凭借榫卯就可以做到上下左右、扣合严密，有天衣无缝之妙。
攒斗指的是攒接和斗簇。“攒”是北方的叫法，攒接就是用纵横斜直的短材，借榫卯把它们连接起来，组成各种几何图案。
“斗簇”是根据做法取的—个名称，是指用锼镂的花片，依靠栽销把它们斗拢成各种图案花纹，或用较大木片锼出团依靠栽销把它们斗拢成各种图案花纹，或用较大木片锼出团聚的花纹，而其效果仍像斗簇。
斗簇与透雕不同，因为透雕是在一块椒上雕出来的。攒斗用多块小木片组成，可以巧妙利用木纹。所以，攒斗出的构件是不能被透雕所代替的。
此床的主纹饰就是用攒接和斗簇的方法表现出十字连四瓣云纹纹饰，民间也有叫“海棠花”纹饰。
所用材料呈红褐色，应为心材。
挂檐内外浮雕成暗八宝纹饰，雕刻手法娴熟，工艺精湛，且内外对称。围板的下部也采用内外浮雕的方法雕成螭纹，刀法圆润，图案精美。
床席为藤皮编制，编制紧凑。席下以棕为主编织成屉，屉下有三条弯带兜拢屉身，起保护作用。软屉四周用木条压边，以竹钉固定。
此床所有用木均为黄花梨，无半点杂木，特别是床屉部分，使用的材料更是讲究，黄花梨木色近似金黄。近前可以闻到淡淡的香气。
无论从用料到做工，此床应属苏木做。
判断此床的年代，最好从用料上看，黄花梨这等名贵木材到清中期已很难找到，故从该床所用黄花梨木材这一特点上讲，它应是清中期以前的。
明式家具的风格、种类多种多样，但像月洞式门罩架子床在世上流传至今的已十分罕见，无论从哪一方面讲，它的尺寸、用料、工艺等水平都代表了这一时期明式家具的制作水准。
拔步床
这是一种造型奇特的床。好像把架子床安放在一个木制平台上。平台长出床的前沿二、三尺。平台四角立，镶以木制围栏。也有的在两边安上窗户。使床前形成一个小廓。
两侧放些桌凳等小型家具，用以放置杂物。虽在室内使用，却很像一幢独立的小屋子。
这种家具多在南方使用，因南方温暖而多蚊虫，床架的作用是为了挂帐子。
上海潘氏墓、河北阜城廖氏墓、苏州虎丘王氏墓出土的家具模型都属于这一类。
北方就不同，因天气寒冷，一般多睡暖炕。即使用床，为达到室内宽敞明亮，只须在两侧和后面按上较矮的床围子就行了。
罗汉床
是指左右及后面装有围栏的一种床。围栏多用小木做榫拼接而成，最简单者用三块整板做成。后背稍高，两头作出阶梯形软圆角。既朴实又典雅。
这类床的形制有大有小，通常把较大的称床。较小的称“榻”，又有“弥勒榻”之称，是一种专门的坐具。
明清两代皇宫和各王府的殿堂里都有陈设。这种榻都是单独陈设，很少成对，且都摆在正殿明间，近代人们多称它为“宝座”。宝座与屏风、香几、香筒、宫扇等组合陈设，显得异常庄重、严肃。
大罗汉床不仅可以躺卧，更常用于坐。其正中放一炕几，两边铺设坐褥、隐枕，放在厅堂待客，作用相当于现代的沙发。榻上的炕几，作用尤如现代的茶几，既可依凭，又可放置杯盘茶具。可以说，罗汉床是一种坐卧用具的家具。
也可以说在寝室曰“床”，在厅堂则曰“榻”。
另外，在元明两代，也有少数人使用无围床榻，其目的在于模仿古意，应视为宋代遗俗，也是厅堂中较讲究的家具。
六、明代家具何以能创造奇迹
明代家具在中国乃至世界家具史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是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明初手工艺的繁荣，对明式家具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明代前期，从事手工业的艺人较前代有所增多，技艺亦高前代一筹。
明代沈德符《蔽帚斋余谈》说：“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以古敌”。
明王世贞《觚不觚录》介绍说：“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镇以逮明沈周，价骤增十倍。窑器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富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大抵吴中滥觞，而徽人导之，俱可怪也。今吾吴中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银，赵良璧之治锡，马勋治扇，周柱治商嵌及歙嵌，吕爱山治金，王小溪治玛瑙，皆比常价再倍。而其人至有与缙绅坐者。近闻此好流入宫掖，其势尚未已也”
明张岱《陶庵梦忆》中也有类似记载：“吴中技绝，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镶嵌，赵良璧之治锡，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南京濮仲谦，古貌古心，鬻鬻若无能者，然其技艺之巧，夺天工焉。其竹器，一帚一刷，勾勒数刀，价以两计”。
明代周晖的《金陵琐事》卷三介绍说“徐守素，蒋彻，李信修补古铜器如神。邹英学于蒋彻，亦次之。李昭、李赞、蒋诚制扇极精工。刘敬之，小木高手”。这些资料说明一个问题，即明代江南地区手工艺技术较前代大大提高了。
家具艺术也和其他艺术一样，在明代初期至中期也有很大的发展。尽管匠师们没有在器物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流传至今的大批家具珍品记录了他们的勤劳智慧和光辉业绩。
他们为弘扬祖国优秀文化艺术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是理所当然的艺术家。
明代，总结各种工艺技术经验的专门书籍逐渐增多。明代黄成所编著的《装饰录》一书，全面论述了漆工艺的历史及工艺、分类和特点等。
这些工艺在明代漆家具上都有所体现，是一部研究漆工历史的重要著作，直到现在仍有重要的研究和借鉴价值。
木器家具方面的专著当推《鲁班经匠家镜》一书。此书为明代北京提督工部御匠司司正午荣汇编，分建筑和家具两部分，其中对家具作了详尽的分类。如：椅凳灯、桌案类、床榻类、橱柜类、台架类、屏座类等。每一类中又分别叙述不同形式。如床榻类中有大床、禅床、凉床、藤床等；桌案类有一字桌、案桌、折桌、圆桌、琴桌、棋桌、方桌等。其他如选材，卯榫结构，家具尺寸，装饰花纹及线脚等都作了详尽的规定和记述。《鲁班经匠家镜》一书是建筑的营造法式和家具制造的经验总结。它的问世，对明代家具的发展和形成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有关家具方面的书籍还有明代文震享所编的《长物志》。
书中对各类家具一一作了具体分析和研究，对家具的用材、制作、式样分别给予优劣雅俗的评价。明代高濂编著的《遵生八笺》还把家具制作和养生学结合起来，提出独到的见解。这些书籍的出现指导了家具形式的设计和制作生产工艺的提高，并丰富了家具制作的理论体系。
海外贸易为明式家具提供了物质条件明代前期，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东南沿海手工业的繁荣，加上当时罗盘针的发明与使用，造船技术的不断提高，气象的观测，地图的绘制及航路的勘探，给海外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明代海外贸易主要是日本、吕宋、南洋各国和东南亚各国。
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和文化往来历史悠久，早在唐代已很频繁，至今在日本正仓院还珍藏着我国的唐代家具实物。明代初期，中国和日本政府间还订有条约，规定日本向中国十年一贡，这种朝贡，实际上是一种贸易。其中的倭漆家具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甚至中国漆中有仿制日本器物者。《遵生八笺》中介绍了日本的香几条，《长物志》卷六介绍了日本的台几条：“倭人所制，种类大小不一，俱极古雅精丽。”
明朝与南洋各国的联系更为密切。南洋各国盛产金银珠宝和各种香料以及珍贵木材。
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统治阶级过起奢侈的生活，这些进口的器物与材料正合他们腐化生活的需要。
永乐至宣德时期，为了宣扬国威，特派三宝太监郑和七次出使西洋，进行贸易交往。其规模之大，航程之远，时间之长，往返之。
频繁，是世界航海史上所罕见的。
郑和七次下西洋密切了中国同各国的关系，此后，各国亦相继派使臣赴中国朝贡（即勘合贸易），所带货物中都有相当数量的木料。通过这些国家定期或不定期的贸易往来，大批优质木材源源不断地进到中国。明式家具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它的材质优良。海外贸易的发展，为明式家具的制作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住宅、园林的发展对家具的影响明代前期，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得城市建设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官府和官僚地主，富商大贾竞相建造豪华的府第、园林和住宅，以供他们享受。这些园林、住宅，装修精丽，当时有不少文人、画家直接参与设计和建造。其规模庞大，有的甚至多至千余间。
统治阶级为了满足物质与精神上的享受，官僚地主为了显示其富有，役使大批奴仆，加上宾客来往之多，都需要大量房屋和活动场所，需要有不同用途的使用建筑和观赏建筑，并根据不同的使用要求配备大批的与其相适应的家具。
这种趋势，必然对家具事业的发展起到相应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