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水的旅行和采访中，我们不论是在市区、县城，还是在乡镇，处处都让人感到这里行商的风气很浓。市区和县城的主要街道上商贾云集，人流如潮；小镇的集市上车马盈衢，货聚万家，购销两旺。我们也像沐浴在这浓浓的商风中，不由得想去发掘这股商风的源头和发展过程。
天水朋友无意间的一句话，更加坚定了我们的想法。他说，天水商风自古浓，说不定天水还是中国商业的源头呢。他特别说，天水行商之人中不少业绩显赫，对社会贡献颇大的人士。北京中鸿天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潘石屹就是天水人的骄傲与自豪。他大学毕业后曾在国家部委的大机关做过公务员，但他不恋铁交椅，毅然辞职下海经商，从为别人打工到自己做老板，现在已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房地产大亨。潘石屹开发的万通新世界广场和万通发展大厦等项目，被誉为是京城房地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之后开发的现代城总面积更是多达48万平方米，其风格另类前卫，创下了北京销售楼盘的最高记录。而他为家乡捐资助学的义举，更是成为乡亲们永久的念想。
听此一语，我们联想到了许多，想到上古时，先民在为一头牛和五只羊的交易在结绳；想到了商人祖师朱陶公象在政坛上一样地在商场上潇洒；富商吕不韦又弃商从政，施展着自己的政治抱负；陆上丝绸之路上清脆的驼铃在耳边回响，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征帆在眼前飘过；运河上桅帆连云，城乡间车马嚣尘；商业使城市繁荣，商业使要津变成商埠；遍布各地的商人们修建了会馆，尽情的现示着商人们的富有，而赵公明、比干、关云长等四大财神又心安理得的地享受着商人们的供奉；我们想起了晋商、徽商独领风骚的得意；我们也感叹着边疆马帮和山区货郎们的艰辛；我们赞叹海外游子富甲一方的收获，也同悲于他们飘流四海的凄楚……
我们认为，商业活动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活动，研究伏羲文化对商业的影响，探讨商业之源也是必要的。
天水朋友见我们要了解天水的商风之源，建议我们去天水市的秦安县，因为秦安的商业在天水最具代表性。他说，天水人，包括市辖二区五县的人民都善经商，但秦安人自有特色。
我们顺从朋友的建议再一次来到秦安。直接找到朋友推荐的一位秦安通——老货郎子王忠武先生。
在一个不太大的院落里，我们找到了这位王老先生，他年纪在六十开外，个儿不高，脸色红润，身体硬朗，精神饱满，一看就知道是一位有知识、心胸宽广的人。收拾得干净利落的堂屋里，长条桌上除了家常物，还有几十本书，有《史记》《易经》《中国通史》以及其它书。我们向老者作了自我介绍，并把两位年轻人介绍引荐的情况告诉他。我们说：“听说您老对伏羲、周易和历史很有研究，我们专程来陇城登门求教了。”
王老先生说：“别听那些人瞎吹，我不过看看书混混日子，能弄出什么东西来。不过你们来了也是好事，孔圣人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我们就好好谝一谝。”
我们问：“秦安商风很浓厚，那么秦安商贸的历史发展情况是怎样的，它的源头在何时？”
他说：“秦安行商起于何时具体不好下结论。你说，伏羲时代有没有交换物品的情况，如果说部落实行的是分配制，那么部落之间有没有交易；结绳记事记什么，大人记大事，小人记小事，记不记交易的事，都不好说，所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难以肯定，但我们推想那时部落之间有交易也是说得过去的，站得住理的，但不能肯定它就是正式的源头。再说晚一点，史书上说神农创立‘日中而市’，但他初起于何地，这个办法推行范围有多大，却没有记载。但我想我们这一带作为中国最早开发的地区，至神农时，应该有多余的产品需要拿出来去交易的。至少，秦安行商之风是受到神农日中而市的影响是不能怀疑的吧。
“秦安行商至少始于秦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在秦安出土了秦权，这就是证据。这个东西我见过，拳头般大小，像个实心的钟，上面还有秦二世诏书铭文，内容记不清了，大概意思说衡器标准不一致的，一律要以它为标准，这就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并依法推行的证据。这个权出土于我们乡的上袁村，他说在当时在陇西郡已经在执行秦的衡器。那么说，在此前，衡器不统一，这正说明秦安经商在统一衡器以前就有了。当然，这也是推断，但这个源头正式地应该说在秦代，并可以说这时人们已经进入了货币交换的新时代。
汉代秦立，至于武帝，丝路凿空，并从成纪自东向西穿越而过，中西方商贸往来频繁，使成纪集市贸易初具雏形，特别是凉州刺史部治设置于陇城，使这一带成为陇右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第一重镇，促进了成纪集市贸易的发展并达到昌盛时期。至唐时，吐蕃未占成纪时，驼队如云，马帮如阵，铃声悠悠的情景还时时可现。
宋金时期，秦安一带宋金茶马互市贸易非常活跃。金正隆二年（1157年）秦安正式名县，县城市场贸易出现新气象，日杂百货相继出现，生活日用品品种增加、数量增多，并创办了专营饲草料的‘草市’和杂货的‘墟市’，也带动了餐饮和旅社业的发展，酒店、饭馆、客栈相继出现，也为贸易业的发展提供了方便。至明清时，秦安县有12个镇，适应了日益发展的集市贸易的需要，也证明当时秦安商业是很发达的。
“至民国初期，秦安商业还是发展着的，也很活跃，商贩遍及城乡，商品繁多涉及20多个行业，城乡有600多家商铺。
“历史是一本内容丰富的教科书，它告诉我们当政治清明，工农业发展兴旺时，商业贸易也就随之发展，并推动工农业的发展。当天灾频繁，政治黑暗，战争不断时，工农业生产受到破坏，商业也就会遭受刨伤。这样的例子很多：
“陇城街亭之役使当时发展的比较好的商业局面受到严重破坏。
天宝之后，吐蕃频侵，使秦安一带商贸受到严重打击，丝路断绝，商队无踪。
民国十七年大旱，十八年大饥，商业濒于灭绝。马仲英陷城，更加雪上加霜。
“政治上的腐败对商业的打击也是令人发指的。民国初期还在发展的商业虽然经历了天灾和马仲英人祸之患，但由于公路的修建沟通渐有复苏。但到了民国三十七年前后，政治黑暗，工农业不振，物价飞涨，秦安商业落入了衰败的境地。这就是秦安商业发展的大概历史过程。”
我们问：“秦安解放以后商贸业发展如何？”
王忠武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采取对市场整顿，稳定物价，打击垄断投机，扶持私营工商业等措施，使秦安商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53年全县有商贩1725户，从业人员达1885人，资金达36．1万元，其中县城开业户占全县总户数的40．3％。
从1953年开始，国家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生猪派购，主要农副产品统一收购，统一国营贸易，国营合作商业发展，占领了城乡市场，自由贸易市场逐渐萎缩。
1956年开始进行私营工商业改造，以至到1958年商业机构精简，关闭集市贸易。到1966年以后的“割资本主义尾巴”，使六十年代初允许开放的九个集市削减到了六个。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的局面形成。这些做法，使秦安自古就有的民间经商的风气受到压抑，也使公私两损，其损失是不可低估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秦安的商业发展走上了快车道。1978年以后，粮食市场放开，允许社员农副产品上市交易；1980午后恢复传统集日，进一步开放集市贸易，陆续放开各种凭票凭证供应的商品，逐步取消了限制供应的禁令。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全县集市贸易空前发展，日益活跃。县城主要街道上店铺林立，接邻毗次，摊位相连，各种时兴货物接踵而至，新式商铺乘兴开张，甚至豪华酒店、饭店等如雨后春笋，整个闹市区白天车龙马水，晚上华灯彻夜，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繁荣景象。
在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市场里，从小百货到小五金，从鞋帽袜到毛线绒线，从小工艺品到地方产品应有尽有。在小商品市场，随处可见背包的，推车的，来批发货的或购买货物的，真有些商贾如云，人流如潮的感觉。这里的货物除满足本地零售商的供应外，还远销青海、宁夏、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甚至到中印、中尼、中缅、中俄接壤地带，供销已形成庞大的网络。秦安小商品市场是甘肃十大特色市场之一，连续几年被省、市、县评为“文明集贸市场”，还曾被国家工商局评为国家级文明市场。
我们又问：“人们说秦安人善于经商，特别是过去的货郎子也很有名气，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货郎子的情况。”
王忠武沉思着，他点了一支烟，喝了一口茶，像是要让烟茶引出他要讲的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