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1900年）围攻使馆战斗可以说是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战争。从五月二十四日开始进攻至七月二十日联军攻入北京，使馆最后解围，前后几乎两月，中国似战非战，似和非和，打打停停，全过程充满了矛盾和怪异的现象。五月二十四日，发生了一件事情，极其严重。当天上午德国公使克林德乘轿车前往总理衙门途中被八旗兵恩海枪杀。这件事鼓舞了慈禧太后。此前，自十二日起，留居北京的外人就一直处于“被包围”中，当时外国使馆人员及外侨都集中在北堂、使馆区和美以美会教会（战事起后，全体撤入使馆）。以后，在京的外国人，急切地盼望西摩联军的到来，另一方面则是等待清政府负担责任。北京朝廷中只有少数人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如蒙古八旗人尚书立山，汉族人许景澄、袁昶一直反对与外人弄僵。还有一个在慈禧太后身边的重要人物荣禄，不断告诉太后保护外国公使，不使情况弄得太糟。五月二十一日荣禄请求太后准许把各国使节护送到天津去。这样，二十一日清廷曾发上谕命令荣禄率领他的部队保护使馆，并表示如各外国使节及其眷属愿意前往天津的话，他们会在路上受保护。二十三日下午4时，清廷已接到大沽守军的消息，知道各国海军已发出要索大沽炮台的警告，因此，经过总理衙门通知各国公使同他们的僚属、眷属、卫队和所有的在京外人，在24小时内从北京撤回天津，中国军队将奉令沿途护送。二十三日以前，慈禧太后在某些官员的要求下，还不敢公然违背国际惯例，即国与国间虽相互交战，也不宜伤害来使。当时各国驻京公使接到总署通知都十分吃惊，他们自二十日就被紧紧地包围，无法联系西摩联军，仅靠一小部分使馆卫队，用于京城防守人数不够，用以行军至天津更嫌不足，现在总理衙门声言派军队跟着，他们则认为靠不住。
但是各国公使考虑到除了离开北京之外，将别无退路。于是各国外交团决定抢时间，给总理衙门一个通知，要求二十四日上午9时到总理衙门拜见，以便解决行军的细节、护送的方式以及运输工具的问题。外交团希望通过这一次拜见，“进一步作出表示而说服中国政府承认它的手段的愚蠢”。各公使们认为离开京城是必要的，且达成一致意见，但德使克林德拒不同意。二十四日上午9时，外交团未接到总理衙门关于约期谒见的答复，各使节决定可以毫不顾虑地前往，克林德大声反对，并告诉他的同僚们，他已给总理衙门发出照会，他将单身前访，责备中国大臣违背国际法，破坏外交使节不可侵犯的惯例。克林德这一表示，遭到各使节的全体抗议，指出这样做对他个人十分不利。但克林德独排众议，径自前往。结果，他被害的消息很快就传来了。克林德被害，使事情复杂了。这时慈禧如果回心转意再想遵守国际公法，保护外使，就必须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承认杀害外国公使的责任，立刻排斥朝廷中仇外势力，调集可靠部队镇压义和团，并解除对使馆和北堂的围困。但慈禧太后此时十分憎恨洋人，克林德之死，不但没有引起她的警觉，反而使她及其近臣深解其恨，并蔑视“洋人”。内阁学士那桐，请端王将克林德戮尸，并在东安门枭首示众，由于袁昶极力反对，才盛棺埋葬。慈禧太后也以此洋洋自得，信心百倍。第二天她对端王说：“洋人的事情，就像锅里的鱼，我待洋人不薄啊，让他们的亲属游览南海，现在我们齐心合力，团结对外，定能打败敌人。”慈禧太后和她身边权贵们当时这么想，所以克林德被杀后，短期内出现了一个围攻使馆的高潮。但由于荣禄等朝臣和南方督抚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的抗议，转入停攻和缓攻，后来两个月中，由于认识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便出现了打打停停的怪事。
当时，躲藏在使馆和北堂的外国人中共有473名外国平民，外国卫兵451名，还有数千名中国教民。使馆和北堂虽然器械精良、掩体坚厚，但与人数众多的武卫军、神机营、虎神营以及义和团众相比，根本没有还击力。他们能坚持两个月的主要原因是慈禧太后斗志不坚，还有，就是存在着西方人称之为“已经很清楚地看出这次凶暴攻击将产生什么后果的一派”。这里有必要提及的是大学士和武卫军都统荣禄。荣禄清楚地知道攻击使馆的严重后果，在整个围攻中，他坚持暗中保护。太后在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五天中，对洋人痛恨到极点，以致气愤无比，大动干戈，下令进攻。二十九日后则稍有觉醒，荣禄则可大显身手。由于东南督抚不合作及京中大臣荣禄等暗中保护，再加上慈禧太后对洋人的暧昧态度，导致围攻使馆许久仍无战果。
处死五大臣
北京自五月以来，慈禧太后主张借拳拒洋，以载漪、刚毅为首的顽固势力，安抚义和团入京，包围使馆、教堂，经常烧杀掠夺，祸及居民，京城秩序大乱。局势发展令人忧虑。
可是，在清廷的几次御前会议上，由于载漪一派人的压制，持异议的大臣多噤不敢言。宣战后，局势已经进退两难，“灭洋”——实际在北京仅表现为围攻使馆、教堂——之声笼罩一切。在北京满洲权贵及附和它们的朝臣炽热猛烈的气氛下，形势愈发难以预料。这时在朝臣中却有几个人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他们公开地与刚毅、载漪等立异，提出他们解决时局的方案。这就是许景澄、袁昶、联元、徐用仪、立山五人。这五人在八国联军逼近北京前夕，未经审讯，立即被斩。这就是五大臣被杀事件。辛丑条约后，清廷曾颁诏给五人平反，大加褒奖，史称“五忠”。
五大臣中以许景澄、袁昶的言行最为强硬，死事尤烈，堪称与“戊戌六君子”媲美。
袁昶，字爽秋，浙江桐庐人。光绪二年（1876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担任总理衙门章京。十八年（1892年）外放安徽宁池太广道。二十四年（1898年）迁陕西按察使，还没到任，就提升为江宁布政使。后来调到直隶，很快便被召入京，以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授光禄寺卿，转太常寺卿。二十六年（1900年）以太常寺卿充总署大臣。许景澄，字竹筼，浙江嘉兴人，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大学士文祥以其才
华横溢而向朝廷推荐，光绪六年（1880年）诏命出使日本，由于父亲丧事而没去成。十年（1884年）出任为驻法、德、意、荷、奥五国公使。十六年（1890年）为驻荷、俄、奥、德四国公使。十八年（1892年）俄国侵我帕米尔地区领土，许景澄据理力争，努力维护主权，表现出忠于职责的态度和巧妙的外交技巧。二十四年（1898年），列强瓜分野心日渐膨胀，诏许景澄充总理衙门大臣兼工部侍郎，直至二十六年（1900年）。许景澄、袁昶以总署大臣和卿贰身份，参加宣战前历次御前会议，在端、刚集团得到慈禧太后庇护，恃拳剿洋而左右朝局情况下，二人敢言直述，又多方奔走游说，希望挽救危难的局势。在五月二十日御前会议上，袁昶“力言莫急于先自治乱民，让各国使臣看清形势，使他们心悦诚服，然后可以商阻夷使添调外兵”。袁昶看到建议未被采纳，退朝后又找庆王奕匡、端王载漪、荣禄等进言，结果是奕匡“神色沮丧”，荣禄避而不谈，而“端甚怒”。二十二日，他与许景澄草拟了一个《拟急救目前危局折》呈上，宗旨与前引二十日对慈禧所奏的内容相同。
该折说：“为今之计，惟有先清城内之匪，以抚定民心，安慰洋人，乃可阻其续调之兵。必中国自剿，乃可免洋兵助剿，情势显然。”袁昶、许景澄态度非常鲜明，即坚决镇压义和团，阻止洋人不断加兵。行动方案是先清北京城内，即责成荣禄督带武卫中军，“暂关闭前三门”，挑选得力将领和劲兵，分别组队清洗，这是轻而易举之事。义和团在京城被阻，各国就没有理由续兵前来了。袁、许如此残忍地对付义和团，在客观上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合理性。义和团自被端、刚之流招入北京后，已被载勋、刚毅等义和团大臣所控制，终日围攻使馆、教堂和焚杀，不再有昔日反对教会、教民凌辱的反抗强暴的精神，进京后越来越胡作非为，与载漪、刚毅之流合污，不再是进步的力量，反而造成社会动乱。相比之下，袁许的主张可以说是化险为夷的方法之一，有助于国家的暂时安定。
在此疏上陈约20余日后，看到没被通过采纳，他们于是又上第二疏，专门申说保护公使的必要，把保护使馆的意义说得十分清楚。
接着，六月二十七日袁昶又会同许景澄上第三疏，大骂徐桐、赵舒翘、启秀、刚毅、毓贤、裕禄、董福祥之流的误国，要求治其罪。“其余袒护拳匪，与徐桐、刚毅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号称正本清源。可见袁、许一片忠诚之苦心。
袁昶心地坦荡，毫无邪念，曾致书奕匡，请劝载漪不要成为祸之根源，端王为大阿哥溥的父亲，应学奕而避嫌疑，此书再无它意。但该书为载漪所得，即上奏太后，因此治了个离间罪。
许景澄性本慎微，因屡为外使，故熟悉外情，却被怀疑不忠。五月二十三日，光绪帝手携许景澄衣，诚挚地说：“天下数万万生灵，都要遭殃，你不能不谨慎啊！”许景澄答：
“似宜保全公使，令其下旗生还。”光绪帝答应了，而举朝皆怒许之失言。太后看到这个情形也十分不满，大声斥责光绪帝：“皇帝别管，毋误事。”
袁、许二人为中国命运着想，直述忠言，遭到权贵嫉恨，尤为太后所痛恨，于七月初二被逮捕，初三被处斩，初四奉朱谕宣告天下。
其余如徐用仪、联元、立山也于八月十七日并斩于市。
五大臣的被杀，固然是清廷内部顽固与洋务两派斗争的结果，是顽固派对洋务派的大反扑，也应看作是愚昧狂妄战胜理智，落后战胜先进的典型。
五大臣仅因所持政见不同，有的只是与政见有丝缕联系，便被诬陷投狱，最后连当时的司法程序都不经过，就全被杀害。说明当一种极端思潮控制众人时，对于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破坏力有多大!
京津失陷
天津保卫战中，部分爱国的清兵和将领也同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搏斗。六月初十，直隶提督聂士成率领武卫前军两营从天津城南绕到租界西南面。他一面命令架炮于城墙之上，向跑马场及租界一带轰击；一面挑选百名勇士，潜入跑马场用手雷轰击敌军。次日，聂士成率部沿马场道进攻，一直攻打到租界边缘的小营门一带。六月十三日，联军向天津城西南郊进攻，围截义和团和清军。联军在占领纪家庄的同时，又分兵6000多人攻击小营门、马场道一带的聂士成军。聂军在不利的形势下后退到城南八里台，联军马上又组织围攻，聂士成冲锋陷阵，一马当先迎击来犯的侵略者，他指挥武卫前军勇敢前进，奋力拼杀。在猛烈的炮火中，聂士成身中七弹，腹破肠流，壮烈牺牲。
八里台之战后，联军占领了位于海光寺的机器西局。天津战况紧急，清政府派帮办北洋军务的宋庆到天津主持战局。六月十七日，联军分两路大举进攻天津城。一路由日、英、美、法、奥军组成，进攻南门；一路由俄、德军队组成，进攻东北角的水师营炮台。守卫南门的清军和团民发炮还击，打死打伤侵略军800余人。这是中国军民在抵抗联军侵略的战争中，杀敌最多的一次。六月十八日，日军炸毁城墙，清军与义和团在城内同侵略者进行巷战后，被迫退到天津。
在天津保卫战紧急之时，清廷于六月间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准备投降，集中力量镇压义和团。指挥天津防守的清军将领马玉昆等，利用义和团马玉昆旧照民与联军对战的机会，命令清军从背后射击团民，使义和团腹背受敌。清政府的卑劣行径，使义和团受到严重的损失。
天津失陷后，八国联军在城内无恶不作，由于联军的残暴屠杀，“自城内鼓楼迄北门外水阁，积尸数里，高数尺”。无数天津民众死伤。联军还大肆抢劫财物，日军从长芦盐务署抢走白银200多万两。俄军占领造币厂，抢走了几百吨存银。这些强盗不仅抢劫官署、钱庄、工厂、商店，而且还挨户搜掠银钱、文物古玩、钟表、皮毛丝绸、金银珠宝等财物。
联军分区占领天津，由日、英、美、法、俄、德等国成立了“都统衙门”（即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天津陷入殖民统治达两年之久。
与天津保卫战同时，北京义和团向帝国主义侵略者发动攻击。从五月十九日起，部分清军和义和团围攻西什库教堂长达63天之久。战斗打打停停，毙伤了一些守堂的敌军，但始终未能攻占教堂。自五月二十四日起，义和团又开始进攻东交民巷使馆区，打了56天，也未能攻下。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只是希望惩罚侵略者，合力围攻西什库教堂和使馆区，并没有识破清政府所耍弄的伎俩，也不懂各国使馆应受驻在国保护的国际公法，反而给列强提供了扩大侵略的借口。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虽然对外宣战，但其根本立场是敌视民众和媚外妥协，总在借机对侵略者投降。五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曾下令荣禄等人率清军和义和团民围攻使馆和教堂，但清军只是装腔作势，暗中保护。在围攻西什库教堂时，荣禄曾要求军队不必攻击过猛，想为后来的投降做铺垫。与此同时，那些手持大刀长矛的数万义和团民却大量死于侵略者的枪口之下。后来，慈禧太后又在驻京侵略者无法得到支持的情况下，多次派人给使馆和教堂送去白面、大米、水果和蔬菜。荣禄的武卫军居然半公开的把弹药送给侵略军，反过来屠杀义和团民。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继续向北京进犯。七月初十，联军两万人由天津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攻。当时，津京之间的清军约有10万多人，但清廷正忙着向侵略者求和，并无切实有效的抵抗行动。大部分清军一路望风溃逃，只有少部分爱国清兵和义和团在沿途不断阻击联军。七月十一日，侵略军进攻北仓，义和团奋起杀敌，敌军死伤400余人。在敌军不断增派援兵的形势下，北仓被占领。十二日，联军进攻杨村，清军很快溃散，宋庆、马玉昆带领军队向通州逃亡。十三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乞求投降。临时受命为帮办武卫军事务大臣的李秉衡无法统辖“勤王军”，军心涣散，调度不灵。十四日，在河西务与侵略军作战时，不打已散，李秉衡无力挽回败局，退至张家湾服毒自杀。联军很快占领通州。
十九日，联军逼近北京城，是日夜，俄军抢先进攻东便门，日军接着进攻东直门、朝阳门。
义和团和一些清军奋力抵抗，联军死伤300多人。此时，由于广渠门守备空虚，英军乘隙而入，接着俄军、日军也相继入城。这时城内的守军如荣禄的武卫军，载漪的虎神营、神机营，董福祥的甘军等已先后败亡。二十日，北京失陷。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和皇族及王公大臣等从西华门急逃，经居庸关、大同、太原，逃奔西安。途中她一方面发布上谕要对义和团“痛加铲除”，一方面授予李鸿章“便宜行事，朝廷不为遥制”的卖国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