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谁是利己正确的人？
答：那些致力于互相了解的人，那些不使自己的快乐与他人的幸福脱节的人。哲学家把道德的实践建立于回忆基督教道德之上。因为崇拜上帝、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间接有助于道德，哲学家代之以对人类的直接忠诚。圣皮埃尔曾经建议以一个新词代表旧道德--那就是慈悲，此字我们约略翻译为慈善，但这意指在互惠的事项上互助及合作。哲学家同时强调人道，人道意为博爱主义、仁爱。这源于基督所宣布的两道圣诫之第二道。雷纳尔在责备欧洲人虐待黑人及东、西印第安人为不人道时，必然业已知道有一个西班牙主教亚斯·卡萨斯率先于1539年作过同样的责难了。但是帮助穷人、病人及被压迫者的新热心，主要是由哲学家们尤其是伏尔泰所引起的。法国法律的改革，归功于他的长期奋斗。法国的教士以慈悲闻名，但是如今他们看到的是，由于哲学家的提倡，使得基督教道德的实践获得可观的成就。道德逐渐摆脱宗教色彩；人道、同情、容忍、博爱、和平诸道德，其基础由宗教性转为世俗性，其对社会的影响，罕为从前所及。
面对由战争所产生的道德问题。哲学家们在主张和平时，避免提及绥靖主义。伏尔泰赞成为自卫而作战，但是他认为战争无异抢劫，它使胜败双方都变得贫穷，它只使少数的王子、战争缔约者及皇家的情妇富有。在《哲学字典》"战争"一文中，作者强烈抗议腓特烈大帝入侵西里西亚。以及可能早就有入侵的念头。他说明皇族的良心多么容易趋于侵略：一个系谱家向一个王子证明．他是一个伯爵的嫡裔。这个伯爵的祖先在三四百年前与一家族签订协定。那个家族，甚至在记忆里都不复存在了。那个家族从前对一个省有管辖权……这个王子和他的顾问立刻知道他的权利所在。距王子住处大约有几百里格（1里格约等于3英里)的这个省，无用地抗议它不认识他，它不愿被他统治，要管理该省人民，至少要先获得他们的同意。……这位王子马上召集一大群一无所有的人，让他们穿上粗糙的蓝布……训练他们向右转向左转，然后向光荣进军。然而，伏尔泰却仍劝告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拿起武器把土耳其人逐出欧洲；他写过一篇爱国的挽歌，以哀悼于1741年为法国战死的军官：他也赞美法军队在方天诺的胜利。
哲学家排斥国家主义及爱国主义，因为这些情感，使人道及道德责任的观念变窄，且使国王易于驱策人民参战。《哲学字典》中"祖国"一文责备爱国主义为有组织的自我主义。伏尔泰请求法人勿夸大法语、法国文学、艺术及作战的优秀，并提醒他们的错误、罪行、缺点所在。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及达朗贝尔，就像德国的莱辛、康德、赫德、歌德与席勒，都是"好欧洲人"，然后才是法人或德人。像一种宗教及语言于中古时代在西欧提倡大同主义一样，大同主义的理想，就由法语及法国文化的传播，而弥漫整个欧洲大陆。1755年，卢梭提到"那些伟大的大同思想者，减少国与国间的隔阂，且像创造他们的上帝一样，把全人类拥抱在他们博爱的怀抱中"。另外他以显著的夸张法写道："再也没有法人或德人之分了，……有的只是欧洲人。"这个说法的真实性，只适用于贵族和知识分子，在那些阶层里，大同的思想从巴黎扩展到那不勒斯及圣彼得堡。甚至在战时，贵族和文人也越过国界，互相交往；休谟、霍勒斯·华尔波尔、吉本及亚当·斯密，于英、法交战时，仍然在巴黎的社会中受到欢迎，而且利涅王子在几乎任一欧洲的首都，都感到有如在家一样自由自在。士兵们也有一点国际主义观念。布伦瑞克的斐迪南公爵说："每一位德籍军官，在法国旗帜下服务应该感到光荣。"一团的法国军队--全由德人组成。大革命使这种礼貌上及精神上大同思想的友谊告终；法国的优势消失了，国家主义从而抬头。
知识分子的背叛，部分由于道德的剧变--反对神及传道者的残酷。这种背叛开头否定旧宗教的价值，终而发扬四海一家的新道德。这个新道德则源于接替的信仰之最好概念。但是道德信条如无宗教支持能否维持社会秩序，这一问题仍未获得解答。今天这个问题仍与我们同在；我们活在这个重要的实验中。
六、宗教的退却
同时，哲学家似乎暂时赢得对基督教之战的胜利。那位可钦佩的公平历史家亨利·马丁描述1762年的法国人为"没有基督教信仰的一代"。1770年，总检察官塞吉耶报告道：哲学家一手企图震动王座．另一手希望推翻神坛。他们的目的在于改变公众对于朝廷及教会的观感，而所谓的革命，也受到了影响。历史及诗歌、侠义小说，甚至于辞典，都染上了怀疑的毒素。他们一出版著作，便使各省泛滥成灾。不良的影响也传布到工厂及农舍。西尔万·马雷夏尔似乎为了说明这项报告，而于1771年，编辑一本《无神论者辞典》，这本辞典他曾略有增订使其包含阿贝拉尔、薄伽丘和伯克利主教的言论。1775年，图卢兹大主教宣称"丑恶的无神论，变成意见的控制者"。杜德方夫人认为信仰基督教奇迹，和相信希腊神话一样，都已绝迹了。魔鬼变成咒骂词，地狱成为笑话；宗教家所谓的天堂，被新兴的天文学在太空中推翻了、就像由于现代的行星探险，使天堂在太空中退却一样。1856年托克维尔谈及"普遍的怀疑．使所有宗教信仰于18世纪末叶崩溃"。
所有这些叙述都嫌夸张，且可能发自巴黎及上流和文人阶级。莱基的判断较有见地："反对基督教的文学，代表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意见，也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而且政府部门中．成群的官吏纵容、或赞成这些文章的发行。"法国大多数人民，依然坚持其中世纪的信仰，作为其辛苦生活的支柱及安慰。他们不但接受古老的、同时也接受新的奇迹。小贩发现这是出售神话制品--圣母玛利亚小雕像的理想市场。雕像及圣徒遗物出现在人群行列中，用以防止或平息公众的灾难。每个教堂，甚至巴黎的教堂也不例外，在宗教节日都门庭若市，教堂的钟声响彻全城，表示邀请前往之意。宗教团体成员众多，至少省城如此。塞尔旺从格勒诺布尔写信给达朗贝尔（1767年)，向他保证道："兄弟，你将为哲学在这些野蛮地区获得进步而吃惊："在第戎有60套的《百科全书》。但是这些情形只是例外；自各方面看来，各省的中产阶级仍旧对教会保持虔诚。
在巴黎，新运动达于每一阶层。工人反对宗教者愈来愈多；各咖啡馆早已摒弃上帝。一位贵族谈及他的理发师在他的头发上搽粉时这样表示："阁下，你看，虽然我是一位不幸的小人物，我比其他任何人没有更多的宗教。"劳动阶级的妇女信奉其古老的宗教，天真地数她们的念珠。时髦的妇女则跟随哲学的潮流，把宗教扔得一干二净；但在她们临终前，几乎都延请牧师来祈祷。大部分的主要沙龙．都属于哲学家所有。杜德方夫人轻视这些人，然而若弗兰夫人则待哲人为她款宴中之上宾；达朗贝尔、杜尔哥及孔多塞围绕在莱斯皮纳斯小姐周围，主持大事，而格里姆则替埃皮奈夫人管理业务。霍勒斯·华尔波尔于1765年，描写沙龙的智慧气氛道：上帝和国王被人贬低……男男女女受雇热烈参与毁坏之举。他们因为我尚有一些宗教信仰存在而认为我太凡俗了。……哲学家们是无理的、浅薄的、自大的、盲目狂热的：他们不断地讲道，他们矢志不变的教条为无神论：你将不相信他们有多公开。因此，如果我重归耶稣会，你不必为之惊奇。然而，法国科学院从1760-1770年的14次选拔中，仍然选出9位哲学家为该会会员；1772年，该会任命达朗贝尔为其永久秘书。
贵族以反对宗教的喜悦，消耗了智者的贡献。"无神论普遍存在于上流社会中，"拉莫特一朗格报告说，"信仰上帝就会招致嘲笑。""1771年以后，无神论流行于贵族阶层中。"登维尔女公爵与舒瓦瑟尔的女公爵、格拉蒙、马特松·泰塞等公爵夫人都是信奉自然神教者。位居高官者--舒瓦瑟尔、罗昂、莫尔帕、博沃、沙维林--都和蔼地与达朗贝尔、杜尔哥、孔多塞合流。同时哲学家们告诉法人说，封建制度实行太久，业已失去其存在价值：世袭特权形成僵化的不公平；一位好鞋匠比一个游手好闲的领主有用，且所有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与。
甚至教士也受到这种感染。1769年，尚福推测各级教阶组织人员不虔诚的程度："僧侣必定虔诚一些……教区牧师能对反对宗教的建议报以微笑；主教率直地大笑；枢机主教另还出言讥讽。"狄德罗与霍尔巴赫的朋友中，有几个是怀疑宗教的神父。托尔内、福谢、莫里、德博瓦与德布隆涅等神父"是哲学家群中最直率的人物"。我们据说有"哲学牧师团体"；这些富于机智的牧师中，有一部分信奉自然神教，有一部分是无神论者--梅列耶复活了。普里斯特利于1774年与杜尔哥一起进餐。沙特鲁侯爵告诉普里斯特利说："对面的两位绅士，一为艾克斯主教，一为图卢兹的大主教。但是"他们跟你我一样，不信上帝。"我向他承认，我是教徒，而哲学家勒罗伊告诉我说，我是他所认识的人中，惟一有理智的基督徒。"
就是在修道院里，无神论也有其知音者。僧侣科利尼翁为了避免遭受诽谤，只有在访客是他的知心朋友时，才敢让他的两个情妇一起用膳；他不容许教皇的敕令妨害他的享乐，但是他以为教会是一个维持平民道德的可敬团体。1769年，狄德罗叙述有一天他和两位僧侣交游的经过：他们之中有一位朗读一篇非常新鲜而振振有词的无神论论文，内容充满了创新而大胆的观念；我第一次获知，这是他们修道院中的当代教条。其次，这两位僧侣都是他们寺院中的"大人物"。他们洋溢着智慧、欢乐、敏锐感觉，以及丰富的学问。一位热情的天主教历史家告诉我们，在18世纪末叶"天主教世界中，由伟大修道院长期灌输的高尚崇拜，已由一种轻浮、夸大而普遍的观点所替代"。
容忍异端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宗教信仰的式微；当我们无动于衷的时候，是较容易忍受别人的。由于伏尔泰在卡拉斯及席风两案的胜利，使得几位省长向中央政府建议减轻反对新教徒的法律，结果照办了。反对异教的诏书并未撤销，可是执行得很温和；法国胡格诺新教派安然存在下去，这正是伏尔泰所要求的。图卢兹议会放宽对异教的容忍到令国王为之震惊的程度，以表示其忏悔。有些地位很高的教士--例如1757年苏瓦松地方的菲茨詹姆斯主教--发布一封信件，呼吁所有基督教徒，把每个人都当成兄弟一样看待。
伏尔泰以哲学为此项胜利的光荣所在。"就我而言，"他于1764年给达朗贝尔的信中写道，"只有哲学家使人的态度变得温和了，要是没有哲学家，每世纪将会发生两次到三次的圣巴塞洛缪大屠杀。"我们在此必须再度申明，哲学家自己有时是不宽容异己的。达朗贝尔与马蒙泰尔劝告马勒泽布禁止弗雷龙出版刊物(1757年)，而达朗贝尔又请求他检举《百科全书》的一些评论（1758年)。爱尔维修夫人请他关闭一家杂志，因该杂志曾攻讦她丈夫出版的《论智力》(1758年）。伏尔泰几次恳求当禁止讽刺及诽谤哲学家刊物的发行；就这些刊物。涉及真正的诽谤而论--伤人的虚伪不实--他是对的。
哲学之外，尚有其他促进宽容异己的因素。宗教改革虽然认可排斥异教的行为，但是改革的结果，产生如此多的教派（有些教派力足自保），以致于排斥异教的举动不敢超过口舌之争。教派之间必须争辩，他们不情愿地接受理性的考验，同时提高理性的声威。由于法、英、德各国的宗教战争，以及因此产生的经济损失的教训，使许多经济和政治领袖由排斥变为宽容异教。商业中心像汉堡、阿姆斯特丹与伦敦发现它必须忍受他们顾客不同的信仰与各异的习俗。国家主义的国家势力抬头，使其更能摆脱教会的牵制．以维持社会秩序。对于不同文化及教派的普遍认识，冲淡了某一教派对自己专有的上帝之信心。更重要的是，科学的进步，使宗教教条进行无人道的做法--像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及对巫者执行死刑之事--日益困难。哲学家为鼓吹容纳异己，在他们的宣传中，也包含了这些影响的大部分，且能合理地宣称有功于胜利。18世纪上半叶，胡格诺新教的牧师，在法国虽然仍被吊死，但在1776年及1778年，一位瑞士的新教徒却被信奉天主教的国王召唤来救国，这就是哲学家成功的标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