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王的例子告诉我们，当你做出一个决策时，不仅要考虑得到什么，还要考虑为此而放弃了什么。只有考虑到机会成本的经济利润最大化才是真正的最大化。懂得了这一点，做出是否“下海”或其他决策就容易了。
大型养鸡场为什么赔钱
为了实现“市长保证菜篮子”的诺言，许多大城市都由政府投资修建了大型养鸡场，结果这些大型养鸡场在市场上反而竞争不过农民养鸡专业户或老太太，往往赔钱者多。为什么大反而不如小呢？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首先在于鸡蛋市场的市场结构。鸡蛋市场有四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市场上买者和卖者都很多，没有一个买者和卖者可以影响市场价格。即使是一个大型养鸡场，在市场上占的份额也微不足道，难以通过产量来控制市场价格。用经济学术语说，每家企业都是价格接受者，只能接受整个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第二，鸡蛋是无差别产品，企业也不能以产品差别形成垄断力量。大型养鸡场的蛋与老太太的鸡蛋没有什么不同，消费者也不会为大型养鸡场的蛋多付钱。第三，自由进入与退出，任何一个农民都可以自由养鸡或不养鸡。第四，买者与卖者都了解相关信息。这特点决定了鸡蛋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即没有任何垄断因素的市场。
在鸡蛋这样的完全竞争市场上，短期中如果供大于求，整个市场价格低，养鸡可能亏本。如果供小于求，整个市场价格高，养鸡可以赚钱。
但在长期中，养鸡企业（包括农民和大型养鸡场）则要根据供求决定产量多少和进入还是退出。假设由于人们受胆固醇不利于健康这种宣传的影响而减少了鸡蛋的消费，价格下降，这时养鸡企业就要作减少产量或退出养鸡业的决策。假设由于发生鸡瘟，供给减少，价格上升，原有养鸡企业就会扩大规模，其他人也会进入该行业。在长期中通过供求的这种调节，鸡蛋市场实现了均衡，市场需求得到满足，生产者也感到满意。这时，各养鸡企业实现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在内的经济成本）与收益相等，没有经济利润。
在完全竞争市场上，企业完全受市场支配。由于竞争激烈，成本被压得相当低。生产者要对市场供求变动作及时的反应。换言之，在企业一点也无法控制的市场上，成本压不下来或调节能力弱，都难以生存下去。大型养鸡场的不利正在于压低成本和适应市场的调节能力远远不如农民养鸡者。在北京鸡蛋市场上，大型养鸡场就斗不过北京郊区和河北的农民。
大型养鸡场的成本要高于农民。在短期中，养鸡的成本包括固定成本（鸡舍、蛋鸡、管理人员等）和可变成本（鸡饲料、劳动等）。大型养鸡场的固定成本（现代化养鸡设备和从场长、党委书记到职员的众多管理人员）远远高于农民（农民养鸡的固定成本除蛋鸡外其他很少）。甚至农民的可变成本也低（用剩饭菜等代替部分外购饲料，自己的劳动也可忽略不计）。这样，当价格低时，大型养鸡场难以维持或要靠政府财政补贴，而农民养鸡户却可以顽强地生存下来。长期中，大型养鸡场每个蛋的平均成本也高于农民，因为现代化大量养鸡带来的好处并不是以弥补巨额投资和庞大管理队伍的支出。农民则以低成本和低价格占领了鸡蛋市场。
大型养鸡场的市场适应能力也不如农民。当供大于求价格低时，农民可以迅速退出市场，不会有多大损失，大型养鸡场停产则很困难。现代化养鸡设备闲置下来比不用鸡窝的损失大得多。解雇管理人员比老太太不养鸡有多难？在供小于求、价格高时，大型养鸡场的产量要受设备能力的限制，但有什么能限制农民多养鸡呢？
在鸡蛋市场上需要的是“造小船成本低”和“船小好掉头”。庞然大物的大型养鸡场反而失去了规模经济的好处。而且，即使就是将来农民养鸡也现代化，也仍然是农民养鸡业的进步，难以有大型企业的地位。这是行业生产技术特点决定的。你听说过美国500强企业中有养鸡公司吗？或者说，你听到过什么有名的养鸡场吗？这类企业本来就应该是“小的是美好的”。
鸡蛋市场的事例告诉我们，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市场能做的尽量交给市场。只要不把农民养鸡作为“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千百万养鸡农民追求致富的行为会自发地使鸡蛋市场均衡。政府又是办大型养鸡场，又是给补贴，或用政策限制农民的鸡蛋进城，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还没有改变市场规律。
长期在计划经济下生活的官员对市场总有一种恐惧感和不信任感。似乎什么事情不由政府去管就会天下大乱。这些年大型养鸡场垮了不少，政府对鸡蛋市场也不管了，我们还不是照样吃到物美价廉的鸡蛋吗？
放开市场吧，天塌不下来。
消费与节约型经济
时下的热门话题是提倡节约型经济。于是，媒体开始介绍节约经验。例如，空调调高一度，全国可节约多少电；开车遇堵时熄火能省多少油；甚至手机充完电就拔的节电量也相当可观……果真这样去做，节约型经济就实现了吗？
且莫说这类号召不具有任何约束力，也没有任何有效的激励，无论你如何号召，有人就愿意把空调调低一点，开车遇堵不熄火，或者手机一充电就是一宿，你有什么办法？再好的建议，没有保证它实施的手段，对节约型经济有什么用呢？即使人们真的做到了，又能节约多少呢？我们从小是在提倡勤俭节约的氛围中长大的，可是吃饭时不掉一粒米，并没有避免挨饿，每个作业本都两面用，森林资源仍在急剧减少，中国人有几千年的节约习惯，也没有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
把建立节约型经济片面理解为少消费的勤俭节约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勤俭节约也不能说是什么好习惯，无非是穷而已。它也无助于改变穷的状态。生产出的东西少，再省又能富到哪里去呢？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钱把空调调低一点，享受凉爽的清风；把手机插上充电去干其他活，早上再拔；开个排量大安全舒适的车，甚至路上开一辆，家里放一辆。想把空调调到多高，什么时候拔手机插头，如何开车，是个人选择自由，在这些小事上做文章，对节约型经济即使有用，也说不上多大。
在现实中，最大的浪费不在消费中，而在生产中，建立节约型经济的重点不是消费，而是生产。
一些地方政府盲目投资，用十几亿元去建一个一天没有几架飞机起降的机场。用几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建一个没有效益的企业。各地都存在的重复投资，浪费了多少？为什么在倡导节约时，没人去算这个账呢？
我们的许多产品以低成本、低价格进入市场。例如，一件中国产的HugoBoss衬衣，在美国纽约最繁华的第五大道上的SaksFifthAvenue的百货公的零售价为120美元，其中渠道商SaksFifthAvenue赚了72美元，品牌商HugoBoss赚了36美元，中国制造商只得到12美元。这样使用资源是不是浪费呢？
我们钢铁业的几百家企业中，年产500万吨以上的仅14家。小钢铁厂消耗的电力、煤炭等资源远远高于大钢厂，质量还不好。我们即使把全国的空调都关了，节省的电力也不够它们消耗。谁节电才真正有意义呢？
中国的特征是文山会海。先不说私人企业，政府和国企开了多少没有用的会？这些会议所用的资源谁算过是多少？
我想不用再举例了，你想想最大的浪费是在生产或政府，还是在于我们把空调调低了一度，或晚上充电忘了拔手机？不去想办法制止前一种浪费，仅仅是喋喋不休地告诉老百姓如何开空调，如何给手机充电，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不是说生活中不要节约，例如把空调调得很低又盖大被子睡觉就是一种不好的习惯。但更关键的是在生产中节约资源，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只讲消费型节约，不讲生产上节约，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建立节约型经济和经济体制转型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同一回事，没有经济转型就谈不上节约型经济。计划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低，在本质上是种“有计划地浪费的经济”（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语）。尽管当时人民在消费上处于极低水平，勤俭节约蔚然成风，但却是一个资源浪费型经济。今天相当一部分浪费仍然来自计划经济的遗产——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处于决定地位而又不负责任，政府的管理沿用了计划经济下的方式，才有文山会海。即使是企业生产中的浪费也源于经济体制转型的不彻底性——电力、煤炭这类重要资源的价格仍由政府控制。在电力紧张而价格又不放开的情况下，那些耗电量高的小钢厂仍然日子过得滋润，每天有大把钞票流入，为什么要停产、合并、被兼并，或者投资于节电技术呢？至于老百姓就更不必为节约微不足道的电费而把空调调高，或者守在充电的手机旁，一旦充完就拔了。没有经济体制完全转向市场经济，媒体再找出多少节约的窍门也无助于节约型经济的建立。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实现节约型经济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才能真正建成节约型经济。我国由投入型增长起步，靠低价格进入世界市场，是正常的，但这只是起步。如果起步之后，长期处于初级阶段，不能靠技术进步推动增长，不能靠产品的质量和品牌占领世界市场，即使经济成功也只是一个消耗资源型经济，是难以为继的。只要增长方式转变了，无论你把空调的温度调得多低，它都是节约型经济。
我不反对媒体倡导消费上的节约。无论经济多发达，节约总是好习惯。但如果铺天盖地如此宣传，避而不谈生产中的浪费，就难免会有误导和避重就轻了。
客源不足的成本讨论
维拉女士是某航空公司的股东，她坐本公司的飞机时发现129个座的机舱内也就40人左右。这一时期，她碰到了好几次这样的情况，对公司前途颇为忧虑，于是，她去请教一位经济学家朋友杰里米是否把该公司股票抛出。
杰里米的分析是从经济学中短期与长期的区分开始的。在经济学中，短期与长期不是一般所说的时间长短概念，是指生产要素的变动性。在短期中，生产要素分为固定生产要素与可变生产要素。固定生产要素是不随产量变动而变动的生产要素，如民航公司的飞机、工作人员等，无论飞行次数、乘客人数多少，这些生产要素是不变的。可变生产要素是随产量变动而变动的生产要素，如民航公司所用的汽油以及其他随飞行次数与乘客人数而变动的生产要素（如乘客的食物、饮料）。在长期中，一切生产要素都是可变的，飞行次数与乘客人多，可以多买飞机、多雇工作人员，难以经营也可以卖飞机或解雇工作人员。所以，无固定与可变生产要素之分。每个企业由于所用固定生产要素与可变生产要素多少不同，调整的难易程度不同，短期与长期的时间长度也不同。民航公司增加或减少飞机与专业人员都不容易，所以长期的时间会长一些。
与此相应，长期中成本都是可变的，但短期中成本要分为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用于固定生产要素的支出（如民航公司的飞机折旧维修费、工作人员的工资）是固定成本，用于可变生产要素的支出（汽油费等）是可变成本。这两者之和为短期总成本。分摊到每位顾客的成本为平均成本，包括平均固定成本与平均可变成本。
航空公司和任何一个企业一样，从长期来看如果收益大于成本，就有利润；如果收益小于成本，就会破产；只要收益与成本相等就可以维持下去。这个道理谁都懂，但关键是短期中，航空公司能维持下去的条件是什么。
当然，短期中也是考虑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关系，但特别要注意的是，短期中用于固定生产要素的固定成本是不能变动的。所以，只要收益能弥补可变成本，就可以维持下去。这就是说，短期固定成本已经支出了，无可挽回，只要经营能弥补可变成本就可以经营。或者换个说法，就每位乘客来说，只要票价等于平均可变成本，就可以经营。经济学家把平均可变成本等于价格这一点称为停止营业点，意思是在这一点时经营与不经营一样，因为经营时能弥补可变成本，不经营无非不支出可变成本。但在这一点之上（即价格高于平均可变成本）时，经营可以弥补一些固定成本，经营仍然有利；在这一点以下（即价格低于平均可变成本）时，无论如何也不能经营了。
杰里米告诉维拉，她的公司仍在经营说明票价肯定高于（最少等于）平均可变成本。公司买的飞机短期内无法卖出去，雇用的工作人员也不能解雇。即使不飞行，飞机折旧费和工资仍然是要付的。尽管乘客不多，但这些乘客带来的收益大于（或等于）飞行时汽油及其他支出，就可以继续营业。比如说，如果飞行一次为成本2万美元，其中固定成本为1万美元，可变成本为1万美元，只要机票为250美元时，乘客大于（或等于）40人就可以飞行下去。如果乘客为40人，运送每位乘客的平均可变成本为250美元，票价为250美元，这时就是停止营业点。如果顾客再多几个还可以弥补一些固定成本，那么，经营就更有利了。
这就是说，当企业在经营状况不良（飞机乘客不足）时，是否停止关键在于可变成本，可以不考虑固定成本。固定成本已经支出，可以说是覆水难收。应该采取的原则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只要价格等于平均可变成本就可以维持。当然这个原则只适用于固定成本不变的短期。在长期中，无所谓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之分，还要考虑总收益与总成本，或者价格与平均成本的关系。
杰里米讲完这些道理，维拉明白了，她的公司乘客少是因为在淡季，这时只要能弥补可变成本经营下去，在旺季乘客多时就可以赚钱了。所以，她还是不要抛出公司股票，因为这个公司长期中平均来看业绩还是不错的。想到这里，维拉对杰里米说，看来我也要学点经济学了。杰里米很高兴地把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曼昆写的《经济学原理》送给她，告诉她，好好读这本书，就能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了。
汽油该涨价了
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也反对汽油涨价。每次去加油，加同样数量的油又要多拿出几张钞票时，心里也老大不愿意。但作为一个公民，我想，要建成污染少、交通不拥堵的节约型社会，汽油不涨价，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可以倡导一天不开车，但这除了象征意义，对保护环境和节约能源又有多少现实意义呢？何况，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国内外成品油价格倒挂，不涨价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