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运动”的兴起并非始于曾国藩，但他极力呼吁，使推崇宋诗尤其是黄庭坚诗的风气更盛极一时。这一派中较著名的诗人还有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他们的诗论，既重视正统道德的修养，又强调自我独立品格的表现，以此求得“不俗”的诗风。他们希望在诗中显示一种基于正统伦理而又卓然自立、不随低俗俯仰的人生姿态，这确实很符合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的心理。宋诗派在清末民初演化为“同光体”。
同光体
所谓“同光体”是指“同治、光绪以来不墨守盛唐者”，实际上这派主要是学宋人，其活动年代也主要在光绪中期以后，影响一直延续到“五四”前后。其中又分为以陈衍、郑孝胥为代表的闽派，以沈曾植为代表的浙派，以陈三立为代表的赣派，其中陈三立的成就最为突出。陈三立是光绪年间进士，官吏部主事。陈三立堪称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最后一位重要的诗人，他的创作也表明在一定范围内古典诗歌形式仍有活力。
湘乡派
清后期的散文，主要分为两大流派，一是由曾国藩所领导的师承“桐城派”的“湘乡派”，一是由梁启超所提倡的“新文体”。曾国藩作为洋务派的领袖，他力图通过发扬儒教义理来为清王朝重建稳定的秩序，倡导宋诗和桐城派古文。此外，曾国藩也一再对姚鼐表示推崇。他重视文章在政事上的实用性以及古文的文艺性质。他主张“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在自己的文章中也经常兼用骈偶句法。他本人的创作，被梁启超赞为“桐城派之大成”。曾国藩门下曾汇聚众多文士，其中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世称“曾门四弟子”，而吴汝纶更被视为桐城派最后一位宗师。
宣南诗社
宣南诗社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北京的诗人组织，经常活动于北京宣武门南，初名消寒诗社，建立于嘉庆九年。宣南诗社的主要活动内容为消寒、赏菊、忆梅、试茶、观摩古董，为欧阳修、苏轼、黄庭坚作生日等。宣南诗社提倡的是一种粉饰现实、消闲遣兴的诗风。
晚唐诗派
晚唐诗派是一个标榜学晚唐诗的近代诗派。领袖人物为樊增祥、易顺鼎。他们着重学习晚唐诗人李商隐、温庭筠，好作艳体诗，追求对仗工巧，词采富艳，诗风典赡华靡，工整绵丽。属于这一派的主要诗人还有三多、李希圣、曹元忠等。三多是满族人，他是樊增祥的弟子，与其师不同的是，他的诗多莽苍之气，善以满蒙方言入诗。李希圣是光绪十八年进士，官刑部主事。诗大多为七律，专学李商隐。
诗界革命
诗界革命是指戊戌变法前后的诗歌改良运动。明清时期，诗歌呈现衰落趋势，有识之士早已表示不满，并力图改变。黄遵宪首先提出了推陈出新的一整套纲领。光绪二十二年，他更直接称自己的创作为“新派诗”。但是，黄遵宪的这些主张，一时还未能发生广泛的影响。诗界革命的早期倡导者是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三人。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之间，他们开始试作“新诗”。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国外，主要从事文化宣传，推进文学改良，“诗界革命”成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他在一些刊物上开辟专栏，发表谭嗣同、唐才常、康有为、黄遵宪、蒋智由、丘逢甲、夏曾佑等人的作品，又自撰《饮冰室诗话》，阐发理论观点，大力表扬黄遵宪等新派诗人，诗界革命于是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
南社
南社是辛亥革命前后著名的文学团体，社名取“操南音不忘其旧”之意。发起人为同盟会会员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1909年成立于苏州虎丘张国维祠堂，活动中心在上海，社员总数1180余人。1923年南社解体，以后又有新南社和南社湘集﹑闽集等组织。南社的影响前后延续30余年。
新文体
在戊戌变法前夕和变法过程中，梁启超作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时务报》的主笔，发表了大量宣传变法的文章。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期间，他继续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撰文，议论政事、宣传西方学术文化。这些文章当时被人称为“报章体”或“新文体”。“新文体”虽还属于文言的范围，却和历来的古文不同，它视野广阔，包容了着眼于世界范围的新事物、新思想，并大量运用新的名词概念。从结构来说，它讲究逻辑的严密清晰，不故作摇曳跌宕之姿。从文字来说，它力求通俗流畅，为说理透彻而不避繁复。从风格来说，它感情发露，具有强大的冲击力。“新文体”的代表作是《少年中国说》。
白话文学
“五四”新文学运动提倡和创立新文学。胡适首先提倡白话文学，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作为正宗的文学语言。胡适在留学美国期间，从各国文化的一般规律上意识到白话的长处，他认为“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白话可以产生第一流文学”。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明确提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
王国维的“境界说”
王国维是第一个系统地运用西方哲学思想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也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开创者。王国维文艺观的核心，是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反对以功利的目的来约制和衡量它。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提出了著名的“境界说”，以“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王国维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除了《人间词话》，还有《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史》，均是具有开创性的著作。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刊物《新青年》
《新青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思想上最重要的刊物。1915年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由陈独秀主编。“五四”前后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同时进行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改革运动。创刊号发表的《敬告青年》提出了民主、科学的反封建思想的革命主张，1917年初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掀起文学革命。1918年，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其上。1920年，《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新青年》于1926年终刊。
孤岛文学
“孤岛文学”是指抗战时期上海租界的文学。存在时间是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日军侵入租界止。这时期的租界，四面都是日军侵占的沦陷区，仅租界内是由英法等国控制的地方，故称“孤岛”。文艺工作者利用租界这一特殊环境进行抗日文学活动，称“孤岛文学”。孤岛文学最有影响的作家是唐弢、柯灵、王任叔等，他们发表了很多紧密联系现实、爱憎分明的杂文。
学衡派
“学衡派”得名于1922年在南京创办的《学衡》月刊，主要成员有东南大学的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他们既是欧美留学生，又是大学教授。他们以《学衡》为阵地，打着“学贯中西”的旗号，提倡尊孔读经、复古倒退，攻击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和开始在中国传播的马列主义。《学衡》于1933年停刊。
甲寅派
“甲寅派”得名于《甲寅》杂志。1925年《甲寅》在北京复刊后，成为章士钊等宣传复古思想，反对白话文，为镇压进步学生运动制造舆论，维护反动军阀统治，抨击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经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革命阵营的奋力批驳，甲寅派很快败阵。至此，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以白话文的胜利告终。
象征诗派
“象征诗派”是以李金发为代表的一个诗歌流派，出现于20年代中期，后期创作社的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也是象征主义诗歌的重要作者。象征派诗人多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其作品的特点是注重自我心灵的艺术表现，强调诗的意向暗示性功能和神秘性，追求所谓“观念联络的奇特”。李金发于1925年至1927年出版的《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是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代表作，为中国新诗艺术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象征派诗歌后来趋向成熟，取得较高成就的是30年代的戴望舒。
现代评论派
1924年，胡适与陈西滢、徐志摩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称为现代评论派。其成员多是欧美留学归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以《现代评论》为主要阵地，为美帝国主义及买办资产阶级利用，支持北洋军阀当局，诬蔑群众革命运动。1927年7月，《现代评论》迁至上海，由原来依附于北洋政府转而投靠国民党政权。
京派
“京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他们的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并且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第一人，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京派作家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使小说诗化、散文化，既具有现实主义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论语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