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健
母亲的闹钟响了，这是只装在她身体里的闹钟，准时，当然不是精确到不差分秒的那种。母亲的房间靠在马路边上，凌晨的喧闹无法把她一天的劳累惊醒的。她的闹钟就是腰。她的腰每天四点半就会开始酸痛起来，她说再躺着那简直是万般难耐的痛苦。所以她只有起床，她说一起来腰就不疼了。这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可这是千真万确的。她必须起来，开始心平气和地洗衣做饭，我曾想过，算一下我的年龄，这二十七年，她不断地重复做这档事难道不会厌倦吗我问过母亲她的腰究竟是怎么回事，她说老毛病，治不好了，我总想追究这老毛病的根源，她说，生下我不到第三天，就下床洗一大堆的衣服，爷爷的，奶奶的，姑姑的，叔叔的，她是张家的第一个媳妇，所有的人都得去地里干活才能得到“工分”，她总有洗不完的衣服，洗得欲哭无泪，但在家里人看来这是最轻松的活了，实在来不及，她洗完衣服还得去地里干活。她怕爷爷回来没有好脸色。她告诉我她很怕爷爷，这老头子脾气不好，动不动就吼，虽然老头子死了多年，做梦梦到他还是一副凶相，还是怕他。这腰就是这么折磨坏的。
母亲有时候会在屋子后面慢慢地蹲下来，替花盆里的花拔掉几棵杂草，还有一个是栽着碧绿的小葱的盆子，我怀疑远离村庄的泥巴也具有这种不可抵抗的力量，我对泥巴是尊敬的，它宽容于一切依赖它的事物，给它们存活下去的空间和可能。
有一天，我很认真地看完了韩国影片《远路》（又译《妈妈》），这是一部需要耐心才能看完的电影。我那一天恰好有了这份心情，并且看了两遍，那是一个由好玩开头到催人泪下的过程。影片里的母亲在二十八年前，也就是四十岁的时候突然有了眩晕症，只要坐车就会头晕，甚至看到大巴经过都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因此这二十八年来母亲从未离开过这个小村。但是现在，母亲有了苦恼的事——小女儿的婚礼迫在眉睫。但是要去参加婚礼就会头疼，子女们出主意，有人说背着去参加婚礼，也有人说坐船，甚至还有提议吃安眠药。可这都因为各种因素被否定了。“从海南到小浦有二百公里，走着过去要多长时间呢？”即便走路也要参加小女儿婚礼的母亲的第一次远行就这么开始了。
我看的时候格外亲切是因为我的母亲也如此，虽然没有影片里的母亲那么严重——连看到路过的车子都会头晕，但她确实很少离开过家。而现在，我的母亲也有了苦恼的事，妹妹在三百公里外的城市订婚，母亲也开始担心这一段路程能否挺过去，但妹妹也是她身上的一块肉，能不赶过去吗？大巴在四个半小时后到了那儿，妹妹无比开心，可母亲的脸色苍白，只是坐在桌子边喝了几口水，什么也没吃；隔了一天后，母亲又要赶回来，在路上她还是脸色苍白，捂住胸口，似乎有无法描述的难受，到家后，好像大病了一场。三个月后，妹妹的婚礼在远在一千五百公里外的城市举行。这是件难事，尽管母亲执拗着要去，我还是阻止了，这一次，由我和未婚妻赶去。我想起了《远路》的结尾，母亲跋山涉水、风雨无阻地到达目的地后正好赶上小女儿的婚礼，以为母亲不会来的小女儿激动得流出泪来，可当她和丈夫手挽着手走上殿堂的时候，过于疲劳的母亲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带着微笑永远地睡着了……有时候一起吃饭时，我就盯着母亲的脸，我仔细看着，我怕这张脸一眨眼也像爷爷那样消失了，然后挂在屋子的角落慢慢发霉。而留给我的印象，慢慢经历着清晰到模糊的过程。母亲不知道我的心思，在这个时候她就说，多吃点菜。我嚼着那些碧绿的菠菜，真想狠狠地把光阴也嚼碎。时间停止，我们可以一辈子在一起进行富足的晚餐，而她坐在我的对面，我就可以看见她永远像月亮那样不变的脸。
你可能也会奇怪，在小镇的南东路，这里居住着一百多户人家，可只有208号居住着两家子。我家的屋檐与众不同的是，还有一个燕子筑的屋。邻居总和母亲说，干吗让它们筑巢，脏死了，母亲笑笑，她说她喜欢燕子。仿佛看到的是多年以前，居住在乡村屋檐下的那两只。于是，它们就住下来了，其他不幸的燕子往往刚把窝筑了一半，主人家就伸长了竹竿。燕子不甘心，重新再筑，可它们含上千百日泥还不如手持竹竿的人轻轻一个动作，所以它们无奈地飞走了。燕子还能斗得过人吗？只有我们家的燕子是幸运的，它们安心安顿下来生儿育女，我家门口常常铺满一层沙子。或者一张报纸，看起来不雅观，可母亲几乎每天都收拾它们拉下来的屎。我始终不明白，母亲能够平静到把燕子当成孩子一样，她能够宽容它们。
突然有一天，我偶然抬头的时候发现燕子窝不见了，我怀疑母亲最终还是忍受不了燕子住下来造成的麻烦，一发火也把它捅掉了。我问母亲，母亲说小燕子长大了，它们会在来年重新筑窝。我恍然大悟。
母亲的闹钟依然准时响着，响的时候，她又开始了繁复的劳作。母亲的闹钟响的时候，我就得结束这一天的写作开始我的睡眠。我不会让她看见我，我怕她心疼，我睡着的时候她也不寂寞，她说有燕子会在屋檐下唱歌，它们好像是从老家赶来看望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