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周易》不只是沿袭了先秦经典中的传统命论观念，重要的是《周易》对命表现出了乐观的态度和至高的境界。在《周易》看来，先王之号令，上天之使命，人生之命运，尽管其对人而言不可抗拒，无可违逆。但人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主观态度、精神境界如何，却对于改变天命之困扰，纽转命运之束缚具有重要意义。那么，人何以改变天命之困扰、纽转命运之束缚？在《周易》看来，首先，人应“顺天休命”。所谓“顺天休命”即人应效法自然天道之则，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如是，人便可以迎接好的命运。因而，人生命运的好坏不是取决于人对现实社会的攀比与参照，而是取决于人对天地自然之性的认知和领悟。故《易·象·大有》言：“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其次，人应“乐天知命。”所谓“乐天之命”即人应以乐观旷达之心态去对待天之使命与人生命运。如是，人才能消解思想上的忧郁和精神上的困扰，不为物使，不为利往，不为欲迁，从而使自已处于一种自乐与自由的精神境界。故《易·系辞》言：“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再次，人应安身立命。所谓安身者，个体生命之周流。所谓立命者，生命本源之尽现。所以，安身立命即谓个体生命本源力量的无蔽展现。而这种生命本源力量的无蔽展现，对生命个体与个体而言，不是等齐划一，而是以个体而异。但无论生命个体之间有何差异，只要自身感到无愧于天地，无愧于人生即为极，不苛于已，无求于人。如是，个体生命的自身价值也就得到了实现。故《易·系辞》言：“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可以说，《周易》将西周至春秋以来的命论学说发展到了至善、至美、至高、至极的境界，为人们透过宇宙，洞察人生，确立自身之价值理念提供了终极根据，表现出了无尽的人生智慧。
而《庄子》的命论学说不是出自《老子》，而是源自《周易》。正是在《周易》的启迪下，《庄子》发扬了《周易》的命论精神。
如所周知，《老子》中无天命概念，唯有“命”字二见，一曰“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一曰：“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老子》言命，其一是说不要强加任何外在力量而任万物自生自化，其二是说万物芸芸，最终必返其本根，返其本根即为虚静，虚静者为复归本性，复归本性就是万物变化之规律，知此者即为明智。可见，《老子》之命既非天命，亦非命运，乃为万物之本性。而在命论问题上，《庄子》不同于《老子》，倒与《周易》十分接近。诸如：《庄子·达生》言：“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庄子·天地》言：“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在《庄子》看来，命对人与万物来说都是一种无法知晓而又无可把握的必然性。人们的一切遭遇都是由这种外在必然性所决定。
正因为如此，《庄子·德充符》言：“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故“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正因为命不可变，因而，人也就无须抗拒命运的安排，最明智的办法就是“顺天安命”。《庄子·人世间》言：“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德充符》亦言：“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故“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在《庄子》看来，人只有以一种恬然达观之态度来对待人生命运，才能保持个体心灵的宁静、淡泊和自由，而这种心态与心境对人而言比什么东西都重要。只有如此，人才能不为物累，不为物役，不为物使。什么贵与贱，荣与辱，统统都是人之物欲所致，正如物一样，无所谓大，无所谓小，无所谓好，无所谓坏，说大则大，没有比它更大的，说小便小，没有比它更小的，因而，只有消除物欲，人便可以逍遥而天乐。“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地岂私贫我哉”。很明显，《庄子》的命论学说与《周易》是一脉相承的，《周易》之“顺天休命”、“乐天知命”、“安身立命”是《庄子》“安之若命”的直接理论渊源。
三、从《庄子》的文句看，《庄子》与《易》有关
秦汉以前，文献中引述《周易》文句或以《易》义论理者，诚如上言，唯有《论语》与《荀子》，而与《论语》《荀子》相比，由引述《易经》文句演变到《易经》《易传》同引者，当推成书于秦汉间之《礼记》。《礼记》不仅大量引述《易经》经文，而且广泛征引《易传》原文，并首开了引《易》直述《易》理而不加“《易》曰”之先例。诸如《易传·系辞》言：“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礼记·礼运》则言：“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易传·系辞》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礼记·乐记》则言：“天地尊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大少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矣。”如此等等。《礼记》尽管成书于秦汉间，然如所周知，《礼记》各篇之成非秦汉作者所为，盖出于先秦。
而《庄子》一书则与《礼记》有其相似处，或直述《周易》《易》理，或套用《周易》论理之路数，表现出了浓厚的崇《易》倾向。我们知道，《庄子》语言荒诞，且多寓言。但《庄子》中的诸多思想确与《周易》相近。诸如：《周易·系辞》言：“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意谓太极是宇宙之源，万物之本。而《庄子》论“道”亦使用“太极”概念。《太宗师》言：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并将《周易》之“太极”发展为“太一”学说。《易传·系辞》言：“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神无方而易无体”。“乾坤成列，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设位，易立乎其中矣，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意谓《易》为天地之源，万物之本，天地万物之成之毁莫不与《易》有关。然而，《易》却无思无为，无形无体，视之弗见，听之弗闻，它只是在冥冥中支配着万物的生长与变化。而《庄子》论“道”亦是如此。《大宗师》言：“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易传·系辞》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以述天地分化，万物不易之则。而《庄子》同样有此义，《天道》言：“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万物化作，萌区有状，盛衰之杀，变化之流也。”故“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周易》重时，《易传·彖丰》言：“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而况于鬼神乎。”《易传·彖损》言：“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庄子》亦重时，《秋水》言“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山木》亦言：“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田方子》再言：“至阳肃肃，至阴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周易》尚中，《易传·彖临》言：“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易传·彖节》言：“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故“中无尤也”、“中不自乱”、“中有庆也”。若“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庄子》亦有尚中之意识。《庚桑楚》言：“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者无为而无不为也。”《易传·系辞》言：“日往则月来，月往由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以述四时交变之序。《庄子》亦有四时之序之述。《知北游》言：“六合为巨，为离其内，秋毫为小，待之成体，无天莫不沈浮，终身不改，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行而神。”如此等等。
可以说：《庄子》之意出自《周易》。
从《庄子》一书看，除其思想有似于《周易》外，更有语言与文句与《周易》相类者。诸如：“《易传·彖·乾》有：“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句。《庄子》亦有“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易传·文言坤》有“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句。《庄子》亦有“天下有道，则万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易传·说卦》有“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句。《庄子》亦有“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易传·系辞》有“天以大生”，“地以广生”，“天地之大德曰生”句。《庄子》亦有“生者，德之光也”。《易传·系辞》有“阴阳不测之为神”，“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之义配日月”句。《庄子》亦多有表述阴阳之文句，如上所引，《大宗师》有“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在宥》有“阴阳并毗，四时不止”。《天运》有“阴阳调和，流光其声”等等。
可以说，《庄子》不仅其思想有与《周易》相似者，亦有文句与《周易》类同者。《庄子》的诸多文句都可以在《周易》中找到其端倪，尽管其文、其句或与《周易》经传之原文略有出入，但《庄子》或直述《易》理，或套用《易》路，或借用《易》语已属明显，勿庸置疑，《庄子》之学与《易》有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庄子》内篇之结构也可以清晰的看出，内篇之结构模仿《周易》《坤》卦之象而成。《周易》六十四卦，每卦以六画而成，故有“易六画而成卦”，“易六位而成章”之说。而唯《乾》《坤》两卦多出“用九”与“用六”。这是因为《乾》《坤》两卦为纯阳和纯阴之卦。阳为刚，阴为柔，乾刚健，坤柔顺。故《易传·彖·乾》言：“大哉亁元，万物之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天，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易传·彖·坤》言：“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成天，坤厚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故《易传·象·乾》言：“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传·象·坤》言：“坤，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而《庄子》乃道家一派，《庄子》继承了道家贵柔尚弱之德，故《内篇》之结构模仿《周易·坤》卦之象，以七篇而成，体现了道家贵柔、尚弱之意。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庄子》与《易》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它表明《周易》特别是《易传》在战国中后期已广泛流传，引起了战国诸子的广泛关注。以《庄子》而言，《易传》之思想已渗透到了道家学说之中，这可能也就是魏晋之时《老子》《庄子》《周易》并为“三玄”的思想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