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是在虹桥火车站坐动车，我看不见外面，我试图想象此时外面的魔都是怎样的灯火通明或是春节前夕的安逸祥和。我知道我所想象到的就是她此时真正的样子。
原来这就是上海啊。这可不就是上海嘛。
我今年十七岁，第一次参加新概念。此前新概念在我的认知里是不可触碰的。
我十六岁以前都在新疆，家乡小城只有一家书店有《萌芽》卖，这也是在厦门看了半年《萌芽》之后暑假返乡走遍全城所有报刊亭和大小书店后得到的结果。初中小学所了解的所有关于新概念，还真的只有新概念英语和新概念文集上的让人似懂非懂的文章。觉得那些人真厉害呀，真是遥不可及啊。
遇见《萌芽》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高中来到厦门，学校很棒，城市很大，茫茫然不知所措。也是第一次见识到居然可以书报亭开到中学的校园里来。一月初吧，大概是，一本薄荷绿封皮儿的杂志明晃晃堆了很高，是所有杂志里最高的。真好看啊，我想。然后看见名字，《萌芽》。
这就是《萌芽》啊。看见米字格儿里潇洒的两个字我近乎狂喜地买下，比想象中便宜很多，我为杂志抱不平，应该要与《读者》《意林》《故事会》的价位分开来啊。至今仍是。
就此我脱离了《最小说》和《杂文选刊》。虽然紧接着我亲眼见到《十月》《收获》《作品与争鸣》这样仰慕已久的杂志时心里也是相当激动。你们能理解我的心情吗，就是那种有着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唯有提起书就跟嚼了炫迈一样而作为文学期刊权威的杂志却在梦里都见不真切的逼仄的境况，突然就像路遇最喜爱的作家一样遇着梦中杂志的感觉。
我自诩严肃文学的践行与追捧者，却根本不喜欢。
不喜欢《十月》和《收获》那样的过于严肃的形式。好吧，不能说不喜欢，是不习惯。
只是不习惯而已。
而我习惯《萌芽》，喜欢《萌芽》。
是在四月吧，四月的《萌芽》上登载了第十五届的获奖名单。还是跟梦一样。
第一次打心眼儿里悄悄地跟自己说，原来真的有新概念作文比赛啊。我把铅字儿的名字翻过来覆过去看了好几遍，看见一等奖里有一个新疆的哥哥叫马鸣霄，高兴得好像获奖的人是自己一样。盯着福建的名单在脑内一遍遍搜索想会不会有同校的人呢，一想起或许哪天清晨与我在食堂擦肩而过的陌生脸孔是大赛获奖者，我就高兴得一整个下午都没听进去课。
写了这样多我与《萌芽》的事情。
人们不就是爱把《萌芽》和新概念放在一块儿说嘛。虽然事实本如此。今天已经是初九啦，厦门雨下了一场又一场，我离开新概念好久了。今天才看见一篇文章，说是分析新概念的现状。说来不免脸红，对于新概念，至今我都不那么了解。
只是我也不会如常人那样去说噢就是郭敬明和韩寒成名的那个比赛或者听说得奖了上大学有很大优惠哪。我再清楚不过，如若不是有其他什么优异特长，没人能成为第二个四爷或者韩寒。我是没有。我只知道如果把我写的东西投给杂志社，我的字儿就能被真正的作家文人看见。这想法是我一直耻于说出的，而今终于说出来是因为我再想不出什么更高尚的理由了。恕我直言。我不能说为了梦想，我也不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或许没有，除此之外，写些自己看别人看阅卷老师看的东西，是我唯一爱好。
我却看见今天的文章里面的，新概念。
不能说与我的认知大相径庭，因为我的认知里这赛事都是混沌一片。
不一样。
我不知道原来赵长天老师去世引起如此大轰动是因为新概念因他而起，也不知道有那么多优秀的人优秀地走进又走出新概念，最终消失在碌碌无为的沧海人生，我不知道去年前年大前年的新概念颁奖仪式上真的是有我喜欢的作家讲话和指导的，我更不知道每一届的新概念都让人议论纷纷引起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争议。
不，或许我还是知道一点的。我知道既然来了新概念，我定是会被卷入一个巨大的旋涡。从最大的层面来看，这个旋涡似乎是“新概念作文比赛获奖者”的名分，其实于我而言，或许它应该是，坚持写下去，写到连最后一点点激情都被消磨殆尽，都要用年龄刚刚好的那个时候的虚荣心坚持着写下去。对于另外的其他人，或许又不一样。
总之是每一个曾经到过新概念的人，总会被卷入不同的，至少是自己所不曾想的另一个世界吧。
再过三个月，十七届新概念又会开始，或许就算为了再好好看一眼巨鹿路六百七十五号和七百号，我应该再来一次。既然已经卷入了这迷人漩涡，就不怕会陷得更深，毕竟我才十七岁，正年轻。
当我谈论高中时
文/琚峰。
我在的高中实行一种分流的制度。分流，顾名思义，就是分数高的在几个班流，分数低的在另外几个班流，如果你的分数从高变成了低，就要被流到另外几个班去。
听上去分流与人流颇为相似，都是一种痛苦且扼杀生命力的手段。
因此我高中经历了两个班。高一一整年是在一班，后来去了七班。从理论上来说一班是全校分数最高的那类班。开学报到之前，我心想这里面大概都是做题狂人，试卷怪人之类。结果后来见到面，才发现他们也是有鼻子有脸的，能哭能笑的，与常人无二。然而彼此再熟悉一些，我又发现我错了，原来这些人当中的有些人果然是非正常的。
我有个初中同学，叫高高，他也在一班。他是个非常风趣的人，话很多，而且喜欢一边说话一边勾住对方的肩膀，肢体语言尤其丰富。第一学期的前两个月，座位是我们自由选择的。于是高高又多了我的同桌这一层身份。现在想起，有许多个夜晚，我们俩趴在桌上，他跟我讲他和他初中追求的那个女孩的故事，从那个女孩是如何答应跟他一起去看电影开始，说到他们是如何一小步一小步地走出电影院，细节比福楼拜的文字还丰富，容量比金士顿优盘还要巨大。
高高的语言天赋一部分来自于他对阅读的热爱。这一点体现在晚自习的时候他坚持阅读《莎士比亚戏剧选》，尽管班主任前一天在班级守则上标明了不准阅读杂志、小说。那个夜晚很安静，所以班主任走到他身后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意识到。
班主任收走了他的莎士比亚，并且质问他为什么不遵守班级守则，眼见他的语言能力暂时丧失，脸都快红到脖子根，我赶紧一边替他辩解：“老师他读的是戏剧不是杂志也不是小说，其实戏剧是区别于小说的这么一种文学体裁……”一边迅速地把我正在读的王小波的小说收到抽屉里面。事实证明同老师争辩就好比跟张学友比谁模仿张学友更像一些。这还怎么比，你的对手就是标准。之后高高被严厉地批评了一顿，又过了很久，当我在读海明威的那段时间，高高又有一本《巴黎的忧郁》诗集被班主任收走了。我们当时共同感到义愤填膺，每次都只抓到他没有抓到我，为什么如此不公？后来细想，大概是当时高高坐在我外面的缘故，老师的注意力都被他吸引走了，便无暇顾我。
我的第二个同桌是阿宁。他长得又高又瘦，遭我嫉妒已久。他的数学能力极强，也就是说，他能够在三分钟之内解出我三十分钟也解不出来的题目。这一点也是我一生无法企及的。他自习课讲话喜欢用手捂着嘴，说是为了压低声音，而实际上他捂不捂嘴声音都是那么大，并且手老是接触嘴巴不利于卫生，关于这点我向他说明过，可是当他开口说话时又不由自主地把手伸向了嘴边。
阿宁从来不敢直视女生的眼睛，跟她们说起话来总扭扭捏捏的，好像他面对的这个物种跟自己有多大的不同一样。我跟他说，你们学理科的应该懂这个道理，男人女人也就几个器官不一样，别把这点差异放在心上。大约在我去了七班一年以后，他终于有了女朋友，而且是本班最漂亮的那个姑娘，看来他真是不出手则已，一出手惊人。
大伟是一班身体最强壮的人。他每天晚上做两百个俯卧撑和三百个仰卧起坐，还不算额外的单手俯卧撑和三指俯卧撑。我曾慕名前去摸他的肌肉，果真铁疙瘩一般坚硬，其实不光硬，他的胸肌还能发出一阵阵有规律的剧烈振动，令人惊叹不已。
不过他的饮食结构完全不按健美的要求来。他每天不吃早饭，撑到第二节课下课跟大家一起去食堂买包子吃。第一次看他的体型以为他能吃一笼包子，结果却是他轻手轻脚地递给食堂大妈一块钱硬币，说：给我来两个包子。
韬哥是班上的英语课代表，英文说得十分溜，只是口音成分混杂，包含了日本印度爱尔兰等地英语的风味，第一天晚上就上台劈头盖脸地说了一通，于是我们在下面愣愣地闷坐了一晚上。然而韬哥于英文之外，中文也说得很溜。他表演的双簧相声是高一的文艺会演里最出彩的节目，模仿本班各科老师的上课风貌，惟妙惟肖，老师们听了也很高兴，笑开了花，还以为这样讲课的风格很受欢迎，其实韬哥选取的都是被我们私底下惯常嘲笑的部分。
韬哥说话别有风味，明明是夸你的内容，听来却要叫人思考再三还摸不透其真正的含义。我去了七班以后，不常见到他，偶尔到一班门口晃悠一圈，他都要如此寒暄几句，比方说，“最近过得好得不得了吧”或者“看起来又长帅了哦”。原来这就是所谓的语言的艺术。实在是高深莫测。
当我谈论高中时，这几个人鲜明地立在我的面前。他们构成我高中生活的几乎全部。未来三年我们会不会发生什么值得一谈的故事？我和你一起拭目以待。
岁月与文明
文/董倬诚。
在我家乡，三轮车是较常见的交通工具，在这丘陵围绕的小城里，三轮车比汽车要多，因坐三轮车便宜些，又是不如车子里那样闷的，故客户也没有消散，这生意才得以延续下来，甚有愈演愈烈之势。蹬三轮儿的（俗称如是），车大多是向公司里租赁的，也大抵要付上高额的租费，拥有一辆自己的车也是所有三轮车夫的愿望。他们总是贫苦而又节俭着的，有许多人居无定所，他们的全部家当就是租来或买来的一辆三轮车。
一日我乘三轮车去亲友家中蹭饭，我在车上仔细地看了这辆三轮车，车夫坐的坐垫快磨损成了薄薄的一张布，还是用帆布一张一张订起来的，显得寒酸而又破败；而载客的坐垫是用花绿的棉布包上了海绵一类的东西吧，因此不像木板那样硌人。车篷快要破烂的不成样子，大概是顾虑到淋雨刮风的时节，上面又打上了几块塑料片的补丁。虽品相不敢恭维，但看得出车夫是下了大心思打点这辆车的。也不知是哪儿淘来的二手车吧。
再看车夫，明显的，比这辆三轮车还要穷酸，黑白相间的发色，头发又养得很长，他们一般不常费钱剪头发。上身穿的大概是蓝衬衫罩白布背心吧，若在平时还是说得过去的，但时值初春，让人心生惋怜疾苦之情。他下身着黑色的棉裤，有可能久而不洗，都起了毛球；也许为了干活利索，抑或嫌裤脚太长，便有两个夹子把两只裤脚余出的部分夹住。现今的花花世界里，这一身行头似是乞丐的装束。三轮车是他们的命。
车夫们大多是本地人，也有外地来的，口音零零散散拼出一幅中国版图。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最通晓这里的路的。大路小巷他们都认识，连老的本地人都见所未见的，最隐蔽的小路他们也知道。我坐的三轮车便正从小道上过，小道羊肠，三轮车也就扭歪着走，路上颠簸不平，石块凹凸多得令人生厌。
我不禁抱怨，你骑得也太颠了。
车夫嘿嘿地笑了两声，好像是做了应答了，他们是不善与人交流的，我便也不再多说了。待到下车时，我递出一张十元的纸币，车夫立即从车上挂的袋子里找，许久才掏出一张五元的找给我，他还是嘿嘿地笑着，只是显得有些窘迫。然后就又骑上了颠簸的羊肠小道。
走进亲友家里，我才领悟过来，车夫正是因为那颠簸的路使我不舒服了，故而显得窘迫的，而且应收十元的长途，却另找回我五元，大概是实诚人对我的一种抱歉吧。我这才感到自己的无理又无情，车夫们出卖的是力气与技术，他们已经是社会上过得贫苦的人了，我却在路上抱怨了他的车技，自然是伤了他的自尊心，又令他感到无奈的吧。想到这里我走进里屋，不想再见路上来往的三轮了。结果这顿饭我也吃得兴趣索然，亲友们谈笑我也不知所云。饭毕走出门外，结果又见到那位花白头发的三轮车车夫。
要坐车吗，哪里都能带。车夫说。他应当是不记得我了。
于是这位三轮车车夫又把我载回家，到达后他要价十元，我递给他二十。
我说，不用找了，师傅，谢谢你。我没什么别的能给他，同情对他来说也无用，我能给他的只有最不高尚的钱，一刹那我很痛心，我和他都少了我们应该有的。
现在很多新兴的服务出现，有一种在餐厅里倒是很常见，譬如各种快餐西餐店里均是有的。只要打一个电话点餐，便有专人驱电动车前往送餐。这种专门的服务叫作外送，但是我从没听说送餐的人有什么固定的名称，也没有人想过为他们送上一个统称。我也想不出来，但缘于此，同时也为表我的心思，我就在这里将他们称作是送餐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