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卷二三
和洽，字阳士，汉末魏初汝南西平(今河南舞阳东南)人。汉末被举为孝廉，初时投刘表。曹操夺取荆州，拜和洽为丞相掾属。曹操被封为魏王，拜和洽为侍中，力谏曹操免毛玠罪。曹丕代汉为魏文帝，拜和洽为光禄勋，封安成亭侯，明帝时进封为西城乡侯。转官为太常。为官清贫俭约，以至卖四宅以自给，死后谥为简侯。
和洽，字阳士，汝南郡西平县人。被举为孝廉，大将军幕府征其为官，皆不就任。袁绍占据冀州，派遣使臣迎接汝南郡的士大夫。唯独和洽认为“冀州土地平坦，民众强悍，为英雄俊杰所利用，是四方皆可出战的地区。袁本初依靠自己的有利条件，虽然能够强大，然而英雄豪杰正蜂拥而起，他未必可以保全。荆州的刘表没有远大的志向，爱惜人才，乐于交结士人，地势险要，山中的民众软弱，容易依靠椅赖”。于是与亲戚故旧都向南投靠刘表，刘表以对待上宾的礼节接待他们。和洽说：“之所以不投靠袁本初，是为了躲避群雄争夺的地区。昏聩的主人，不能轻易接近，时间长久定会受到危害，其间必有进谗言的人离间挑拔。”于是又向南到了武陵郡。
曹操夺取荆州，征辟和洽为丞相掾属。当时毛玠、崔琰都以忠正清廉受到重用，他们选拔官吏以节俭为主要条件。和洽进言说：“国家大政，在于权位与人才，不能只凭一个方面选用官员。过于注重俭约朴素，作为自己的处世原则是可以的，但若只以这个方面作为衡量人和物的标准，失掉的人才一定会很多。如今朝廷议论，官员穿件新衣，乘坐好的车子，便认为不清廉；长官在官府中，面容不加修饰，衣服破旧的，则称之为廉洁。致使土大夫有意弄脏自己的衣服，把车马服饰收藏起来；朝廷各官府的长官，有的自己提壶携饭入官署办公。设立教令，观察风俗，贵在合度适宜，这样才可以推广。如今一概推崇难以做到的作法来检核官吏，勉强能够做到，也一定会有很多弊端。古代推行大政教化，务必使其通达人情而已。凡是偏激过分的作法，都容易使人隐瞒真情。”
魏国建立后，和洽被任命为侍中。后来发生了毛玠诽谤曹操的事件，曹操见到近臣时，极度愤怒。和洽陈述说，毛玠素来信守节操，请求调查确实。退朝后，曹操下令说：“如今言事的官员告发毛玠不但诽谤我，而且又为崔琰的事打抱不平。这些都有损于君臣之间的恩义，狂妄地为被处死的朋友怨忿叹息，实在为国法所不容。先前萧何、曹参和汉高祖一起从微践中起事，建立了很大功勋。高祖每次陷入困境，二人都非常恭顺，更充分地表现出为臣之道，因此享受的福份能延至后代。和侍中请求调查确实，我所以没有同意，是要表明重视臣下报告的情况。”和洽应对说：“如果确实如告发者所说，毛玠的确罪过深重，不是天地所能承载。臣下并不是胆敢歪曲天理、偏袒毛玠，以此来破坏天理人伦。只是认为毛玠出身于一般官员，受到特别的提拔，处于显要地位，多年来一直受到宠信，刚直忠诚公正，为很多官员所忌惮，不应该有不良行为。然而人心难保不变，应该明确妥当地考察复核，从两个方面验证属实。如今圣上恩德地、含忍污垢地施加仁义，不会忍心因为涉及到君臣伦理，而使是非曲直分辩不清，对近臣产生疑心。”曹操说：“正有军事行动，怎么可接受他人告发后又加以复查？狐射始在朝廷上将阳处父刺伤，这是君主应该警戒之事。”
曹操讨平张鲁，和洽建议趁机调回军队、迁徙百姓，可减省防守的费用，曹操没有采纳。但此后还是迁徙了百姓，把汉中放弃了。和洽出任郎中令。魏文帝受禅让称帝，拜和洽为光禄勋，封他为安城亭侯。魏明帝即位后，又进封为西陵乡侯，食邑二百户。
太和年间，散骑常侍高堂隆上奏：“到了季节，还没有风，却有荒废的气象，一定是官员们不勤于自己的职责，而使天气反常。”皇帝下诏谦虚地反省自己的过失，广博地咨询不同意见。和洽认为“民众不多，耕地且少，白吃饭的人很多。国家以百姓为根本，而百姓又依靠粮谷维持生命，所以说一时废弃耕种，便失去了延续生命的根本。因此先代君王务必省减烦杂的费用，以便专心注重农业耕作。自春夏以来，百姓为摇役所困扰，农业被荒废，而百姓叫苦不迭，季节风不来，未必不是由于这个原因Z消除天气反常的办法，莫过于节俭，太祖皇帝建立宏伟的业绩，使用了大量费用供应军事行动，还要供军人的赏赐，但是官兵食用丰富，仓库的谷帛也很充足，原因就在于不装饰无用的宫殿，禁绝浮华的费用。如今的关键，就在于减省劳务烦杂的摇役，减免其他的多余事务，以便为军队提供储备。三方边境的防守，应该早做准备。要观察分析敌人的虚实，招募训练士兵，在朝廷上筹划好战胜敌人的策略，明确攻取的计划，再详细地征求众人的意见以求没有缺漏。如果计划不能及早明确，轻视小看敌方的实力，军队多次行动，出动后毫无成效，就是人们所说‘动武而敌人毫不震动’，这正是古人所警戒的。”
后又转任太常，生活清贫，信守节操，以至出卖田宅生活。魏明帝知道后，加赐给他粮谷绢帛。死后，赐谥号为简侯。儿子和离继承了他的爵位。他的另一个儿子和适，聪明豁达，官至延尉、吏部尚书。
【原文】
和洽字阳士，汝南西平人也。举孝廉，大将军辟，皆不就。袁绍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独以“冀州土平民强，英桀所利，四战之地。本初乘资，虽能强大，然雄豪方起，全未可必也。荆州刘表无他远志，爱人乐士，土地险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与亲旧俱南从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从本初，辟争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黩近，久而阽危，臣松之案汉书文纪曰“阽於死亡”，食货志曰“阽危若是”，注曰。“阽音盐，如屋檐，近边欲堕之意也。”一曰“临危曰阽”。必有谗慝间其中者。”遂南度武陵。
太祖定荆州，辟为丞相掾属。时毛玠、崔琰并以忠清干事，其选用先尚俭节。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与人，不可以一节(俭)也。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节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议，吏有着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长吏过营，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涂，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孙盛曰：昔先王御世，观民设教，虽质文因时，损益代用，至於车服礼秩，贵贱等差，其归一揆。魏承汉乱，风俗侈泰，诚宜仰思古制，训以约简，使奢不陵肆，俭足中礼，进无蜉蝣之刺，退免采莫之讥；如此则治道隆而颂声作矣。夫矫枉过正则巧伪滋生，以克训下则民志险隘，非圣王所以陶化民物，闲邪存诚之道。和洽之言，於是允矣。
魏国既建，为侍中，后有白毛玠谤毁太祖，太祖见近臣，怒甚。洽陈玠素行有本，求案实其事。罢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谤吾也。乃复为崔琰觖望。此损君臣恩义，妄为死友怨叹，殆不可忍也。昔萧、曹与高祖并起微贱，致功立勋。高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顺，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后世也。和侍中比求实之，所以不听，欲重参之耳。”洽对曰：“如言事者言，玠罪过深重，非天地所覆载。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伦也，以玠出群吏之中，特见拔擢，显在首职，历年荷宠，刚直忠公，为众所惮，不宜有此。然人情难保，要宜考核，两验其实。今圣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两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对曰：“玠信有谤上之言，当肆之巿朝；若玠无此，言事者加诬大臣以误主听；二者不加检核，臣窃不安。”太祖曰：“方有军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阳处父於朝，此为君之诫也。”
太祖克张鲁，洽陈便宜以时拔军徙民，可省置守之费。太祖未纳，其后竟徙民弃汉中。出为郎中令。文帝践阼，为光禄勋，封安城亭侯。明帝即位，进封西陵乡侯，邑二百户。
太和中，散骑常侍高堂隆奏：“时风不至，而有休废之气，必有司不勤职事以失天常也。”诏书谦虚引咎，博谘异同。洽以为“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国以民为本，民以谷为命。故费一时之农，则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务蠲烦费，以专耕农。自春夏以来，民穷於役，农业有废，百姓嚣然，时风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复之术，莫大於节俭。太祖建立洪业，奉师徒之费，供军赏之用，吏士丰於资食，仓府衍於谷帛，由不饰无用之宫，绝浮华之费，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劳烦之役，损除他馀之务，以为军戎之储。三边守御，宜在备豫。料贼虚实，蓄士养众，算庙胜之策，明攻取之谋，详询众庶以求厥中。若谋不素定，轻弱小敌，军人数举，举而无庸，所谓‘悦武无震’，古人之诫也。”
转为太常，清贫守约，至卖田宅以自给。明帝闻之，加赐谷帛。薨，谥曰简侯。子(禽)嗣。(禽)音离。(禽)弟(适)，才爽开济，官至廷尉、吏部尚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