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翔之在保密局向有“重量级行动专家”的称谓，评功摆好，不是居冠，也是屈亚，时日一长，傲气便超过了和气，常常与毛人凤、潘其武唱对台戏。这一点毛人凤当然有所察觉，但他生性隐忍，不露声色。这时，恰巧由叶翔之领衔的二处出了一桩贪污舞弊案，牵涉到副处长侯定邦。毛人凤一道命令下来，将侯副处长投入大牢，后经讯问，祸水似乎有了往叶翔之身上引导的迹象。老叶一看毛人凤要整自己，暗叫不好，忙去老上司、原军统局二处处长王新衡那里求援（叶原在王的手下当过科长），湖南“三李”中的李崇诗（他是叶的妻兄）也在场，三人一合计，叶翔之便被推荐给了郑介民。郑介民筹划大陆工作处，正担心挤兑毛人凤后的负面影响，不知是否会带来诸多工作上的不利，一见有叶翔之前来投靠，大慰心怀，郑介民知道叶是毛人凤的一员大将，收入麾下，等于是把毛的“大陆本钱”掠走一片，既削弱了对方，又强壮了自己，何乐而不为呢？
“大陆工作处”成立以后，传统的“猪猡”风格涂了一层美国“奶油”，机构编排也无例外。工作处设一个办公厅，下有作战、情报、总务三个组，再加上位于台北市郊区的“中美办公处”，大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来这里工作，美其名曰：掀开美台情报合作新的一页。其实，老美并没有改变控制操纵的本性，这也是他们压毛（人凤）抬郑（介民）的原因。
相对过去，毛人凤已偏离“大陆工作”的中枢，被郑压低了一头，但此刻的心情远没有戴笠去世后的那种惶恐。一年幼畜，十年老狐，百炼成精，且不说老蒋的绝对信任，就是特工系统徒子徒孙的繁衍，亦是桃李芬芳，瓜瓞绵绵，树大根深，岂是一朝一夕就能摇撼的？为此，对眼前的“贬黜”，毛人凤以平常心待之，不暴不跳，静则旁观，动则有为，恐怕这也是毛人凤老到的地方。1年多来，主持“大陆工作”的经验不少，教训也多，使毛不得不正视一种现实：随着中共政权的稳固，有利于开展“大陆工作”的条件越来越少，如果此前是失败多于成功，那么此后只能是小失败连着大失败。毛人凤号准了脉，退而旁观就是要看郑介民如何收场。另一方面，毛人凤手里有“王牌”不放，不可能在“反攻大陆”的主战场上毫无作为，而是选准时间，伺机而动，这就是动则有为。事实证明，他的策略是不乏机智的。为此，有人把毛人凤化被动为主动的应对方式，称之为居“闲”不闲，其实骨子里还是“沙蟹哲学”忍、等的翻牌，不同点在于存乎一心，运用之妙，更见火候，更为老道而已。
当然，居“闲”不闲，还有另一个层面，那就是接受老蒋的秘密使命，把脱出“大陆工作”的精力，投到对付“第三势力”之上，而且很快有了惊人的发现。原来，美国人要在菲律宾拨一个小岛做基地，为“第三势力”培训军政人才。那还了得！毛人凤震惊之余，立即着手破坏，他先用重金收买了伍宪子，然后安排伍“秘密”访问台湾，并让伍出席了一个有美国官员参加的集会，存心造成与伍早有沟通的假象。美国人果中圈套，以为菲律宾训练基地的事已经泄露，于是为了避免激怒蒋介石，只得忍痛放弃。对此，张发奎、顾孟余遗憾不迭，仇视老蒋的情绪更见激烈。不久，在整肃内部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的组织—一“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简称战盟），并选定1952年10月10日，即台湾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一天发表“反共反独裁”宣言，公然与老蒋对抗。接着，又在美国人的支持下，重新开展军政特工干部的训练，总部设在日本的神奈川，下属总务、情报、干部、作战、后勤等处，基地放在塞班岛，全部费用由美国人承担，各机构都派有美国指导员。
面对日趋严峻的挑战，老蒋不能跟老美翻脸，只得求助于特工的力量，对“第三势力”进行破坏。方式上，不搞大张旗鼓，实施时却应十分有效。由此，毛人凤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挥。他让许多特工混迹于招募人员中，钻入“战盟”，有的甚至钻进了，搴班岛的训练基地，一边窃取情报，一边从事瓦解组织的勾当，真可谓：千奇百怪，无所不用。比如，当时港英当局禁止各类组织在香港从事政治活动，一些混入“战盟”的保密局特工，便故意向港英当局匿名举报该组织秘密集会的时间地点，最后弄得顾孟余到处碰壁，无法在香港立足。再往后，毛人凤利用“战盟”增选中央委员的机会，让自己人混入该组织的“中央”机构，逆向发挥作用，致使“第三势力”因苦于内耗的烦恼而锐气大减。
毛人凤忙碌于居“闲”不闲的奔波中，收获颇丰——单是涉外的地盘和力量就足足扩充了1倍不止。这相对于“大陆工作”的失落，算得上是得失相抵，还有进账。就拿香港来说，原先的一个站，扩充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香港综合情报站，按甲种站编制，设站长，派遣业务官、情报业务官、行动业务官、无线电台台长，以及翻泽、文书、交通、联络等专员，站下有情报组、行动组、交通组等；第二个部分是大陆文书研究组，专门负责搜罗大陆出版的报刊书籍，从中获取情报；第三个部分是直属本部的情报组。另外，在东南亚各国，也广设网点，延伸耳目，南越有“西贡情报组”，泰国有“曼谷情报组”，反正“第三势力”足迹所到之处，毛人凤都有理由布设眼线，就这样，一直把秘密的情报网络铺架到了美国，由此也引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烧身之“祸”。
1952年是美国的选举年，蒋经国为完成父亲交办的大事，加紧了对共和党议员的收买，在美国国会附近搞了一个乡村俱乐部，专供争取对象们吃喝玩乐。当时，共和党为大选取胜，正以“谁丢失中国”的问题向民主党发难，其间有个叫诺兰的参议院议员，“亲蒋情结”特别引人注目。这里除却反共立场的顽固外，受人钱财，替人消灾也是一个隐衷。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诺兰就有了花钱找老蒋的习惯，作为回报，他一手操持成立“院外援蒋集图”，攻击民主党政府的中国政策，认为国务院对国民党怀有偏见，没有给蒋介石以积极的支援，致使中共取胜而损害了美国利益。民主党为辨明是非，维护执政形象，专门由国务院出面，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申明：蒋介石政权的垮台是咎由自取，白皮书的结尾部分，还引用了李宗仁于1949年5月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证明蒋介石并没有正当地使用美国政府对他的巨额援助，然而，证明归证明，丢失中国的事实，总是民主党政府气短的地方，共和党死死揪住不放，到了大选年更是声浪汹汹，甚嚣尘上。
蒋介石看中共和党偏爱自己的政治倾向，十分希望共和党能在大选中获胜，一边以金钱笼络，一边积极提供不利于民主党政府的“炮弹”。这些勾当，明里由“民国”驻美公使陈之迈、武官皮宗敢把玩，背后的牵头人物却是蒋经国的特使毛邦初。毛邦初是蒋经国的表兄弟，靠着小蒋孝娘的秉性，沾了爱屋及乌的光，备受信用，眼下正以空军副总司令的身份，常驻美国，表面上主持国民党空军驻美购料处的工作，即向美国洽购飞机、器材等，实质上主管着这等大事，一架直通蒋经国的电台就装在他的购料处里。
蒋介石笼络共和党与共和党支持蒋介石，其实有很大的不同，这要归结为美国的政党政治。解剖近百年的历史，可以发现：哗众取宠、勾动选民的同情倾向历来是政党团体操持政治的伎俩。道理很简单，所谓“民主”国家的政府，形式上必须是选民意志的选择，却不排斥如何诱惑民意，乃至愚弄民意。因此，在野的党派要在大选中获胜，必须将执政的党派当作靶子，大肆攻击；执政的党派则要捍卫政府的政策，尽量证明自己的高明来驳斥四面八方的攻击，其间，受功利所驱，追求心理爆炸效应，就成为一种摆布民心的技巧较量，最典型的手法莫过于“丑闻”效应。
1952年的美国大选也无例外。首先共和党的亲蒋倾向作为民主党弃蒋政策的对立面存在，再辅以丢失中国、损害美国利益的结果，事实上已成为大选中有利可图的话题。因此，共和党的亲蒋倾向与其说是为了帮助老蒋，不如说是为了自己上台执政。其次，他们为了自身利益并不信奉“忠实”于朋友的原则，在亲近蒋介石的同时，共和党还不乏热情地拉拢李宗仁，要李提供不利于民主党政府的材料，如果有“丑闻”当然更好！
或许是观念上的差别，李宗仁还不适应将朋友的敌人当作朋友的时尚（更何况民主党政府还在执政），拒绝了共和党议员的拉拢。反过来，民主党要求帮忙，他倒爽快地答应了，第一个进攻对象就是毛邦初。于是频频约毛吃饭聊天，好酒好肉，好烟好茶，几次三番，“交情”大增，这一切，当然都由毛人凤的美国眼线记录在案。不久，发生了一桩事，起因于共和党议员诺兰访台。他曾向蒋介石表示，愿意负责台湾空军在美的装备采购工作。老蒋有求于共和党的帮忙，哪有不答应的道理？随后就指示毛邦初向诺兰移交。这可是一笔泡在油里的买卖啊！毛邦初尝过了滋味怎肯撒手，却又缺乏抗旨的胆魄，只得闷在购料处里倒酸水，从老蒋到共和党的议员挨个儿埋怨，怨到酸水发了苦，突下横心，准备弄个鱼死网破，大家没有好果子吃的两败之局。于是，就把台湾如何向美国搞院外游说，如何收买共和党议员，以及诺兰等向老蒋提供情报的隐情，一股脑儿端了出来，这正是民主党求之不得的“丑闻”。几天后，以“中国游说”之重大内幕揭秘为题，民主党向共和党发起了反击，所有的资料、图片，都印在报纸上，接着，民主党议员又提议，建立专门的机构，对台湾当局，是否利用美国的援台专款在国会山游说一事进行调查，参议院就此还形成了决议。
毛邦初见祸事闹大，不敢向小蒋复命，索性举胳膊挡脸，先顾一头，卷上替空军保管的两千多万美金，一溜烟逃到墨西哥隐居起来，这件事对孤岛的外交和经济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毛人凤不敢隐匿不报，很快将整理好的详细情报，送到了老蒋的案头上，蒋经国为此挨了老头子的训，好一阵抬不起头来，心里直埋怨毛人凤。
毛人凤没考虑这事产生的后果，波及夫人派（宋美龄）和太子派（蒋经国）的矛盾，牵扯出元老与新进之间的瓜葛（因为这件事客观上成为对手们攻击小蒋的把柄），违背了把蒋氏父子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处事原则。不久，毛人凤便尝到了遭受报复的滋味。事情起因于周至柔的图谋，他想把自己的亲信刘国远塞进“国防部”，顶替郑介民那个次长的“缺”，这件事背后有宋美龄的支持，具有夫人派与元老派的双重色彩。另外，周至柔也知道郑介民的背景非同小可，决心揭老郑的疮疤，损害老郑的形象以达到目的，于是想到了毛人凤。当时，老蒋正在倡导“战时生活运动”，口号是“向奢侈者挑战，向腐化者开刀”，“人人生产，戒除浪费，个个动员，参加战斗”，毛人凤轻车熟路，一把揪住了郑太太违背“领袖”精神的过错——早在大陆时，军统的工程都由“陆根记营造公司”统包。戴笠死后，陆老板巴结的对象自然转移到郑介民身上，关系之密，如胶似漆。后来，郑介民当上国防部次长，利用手中发包防卫工程的权力，给了陆老板数不清的生意，郑太太从中吃回扣，陆老板又偷工减料，赚了不少昧心钱。由于当时局势吃紧，毛人凤自顾不暇，这笔账暂时吞在肚里。然而，“好伴”不散，到了台湾，陆老板与郑太太的勾结依然如故，先由郑介民将手中的“国防工程”发包给陆根记，陆老板再将赢利与郑太太拆账，这乌七八糟的勾当，都没逃过毛人凤的眼睛，既然周至柔要派用场，毛人凤索性送个顺水人情（其实，整郑介民他是巴不得的，有人代劳，岂非快事）。
周至柔拿到材料，十分感激毛人凤，当天晚上就上报给宋美龄，宋美龄再转给蒋介石，蒋介石又批给蒋经国查办。小蒋拿到批件，突发灵感，产生了一个借郑介民之手警告毛人凤，打击夫人派、元老派的念头，于是原汤原汁地把文件交给郑介民看。郑介民仗着“美援”，腰杆正粗，怎咽得下这口气，马上恨恨地说：“我家那口子吃黑，他家那口子（指向影心）也不见得干净……”小蒋见郑介民情绪高昂，怂恿郑揭发问题。郑安排人调查，果然摸着对方的一桩黑事。
原来，杜长城的技术总队撤到台湾后，陈诚拨了大量黄金为其扩编队伍，期望杜在防守台湾的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当时，陈诚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为假设，曾在台湾海峡搞了几次“海上爆破”的军事大演习，杜长城、胡凌影趁这个机会，乱造预算，贪污了不少黄金，其中有一部分送到毛公馆，孝敬向影心。郑介民弄到这些材料，高兴得手指发颤，立即向老头子汇报。蒋介石因循前例，转批给小蒋查办。蒋经国二话没说，将杜长城、胡凌影扣押，交军法审讯，一俟核实，批准枪毙。
小蒋一家伙敲掉了毛人凤手下两员大将，令毛人凤着实吃惊，闭门思过，深以为毛邦初那件事，自己处理得有失恰当，如果事先向小蒋“汇报”一下就好了。看来，这个教训必须记取。老蒋即便再信任自己，至亲莫如父子，不可能以影响小蒋成长来庇护近臣。杜长城的死就是一个例子，老蒋为了维护小蒋的威信，根本不存在打狗看主人的顾全。毛人凤越想越觉得，老到亦有失手时。
不久，又发生了一桩事，更加深化了毛人凤于这方面的体会。当时，蒋经国正筹备成立“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人称“小国民党”的组织。这一计划遭到了陈诚的反对。他是“青团”的创始人，结合过去的教训，以为国民党失败就失败在党团之争上，所以现在不宜再搞什么另外的“小国民党”了。但老蒋支持蒋经国，逼迫陈诚让步，并出席了“救国团”的成立典礼。
看来，亲美亲蒋是个分野，蒋与非蒋也是个分野，这两件事力透指尖，算是把毛人凤点化透了。好在小蒋也极明事理，知道毛人凤于蒋氏家族的重要意义，因此，在杜长城一案中，丝毫没有牵动向影心，这个恩威并济的招术，落在毛人凤这里，三分是情面，七分是感激。
1952年10月10日，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阳明山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一百七十五人，列席三百三十余人，老蒋致开幕词，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政纲》《中国国民党反共抗俄时期工作纲领》《加强大陆地区对敌斗争工作案》《对敌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等，老蒋继续当选为“总裁”，不同的是组织机构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原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改为中央委员会与中央评议委员会，于右任、吴稚晖、何应钦、阎锡山等一班元老，全部进“中央评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则人数大减，相比六全大会的阵容，尚不足十分之一二，毛人凤荣幸地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