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底，为了兑现对施绛年的承诺，戴望舒不得不前往法国留学。他先是留在巴黎，在巴黎大学旁听，又去另一个学校学习西班牙语--由此可见，之前他翻译阿索林的作品，或许不是以原文版本作为母本。总之，在巴黎，戴望舒并没有把精力放在课堂上，倒是因为经济上的紧张，不得不写作和翻译，让施蛰存在国内给他寻求发表和出版的机会，以此维持生计。施蛰存为了替他筹钱，可谓绞尽脑汁，另一方面，施蛰存逼债式的催稿也使他丝毫不敢懈怠，完成了不少译作。一旦经济压力稍有缓解，戴望舒最乐意的，还是和罗大冈等友人在塞纳河左岸的书摊游逛，淘到了不少好书，他从中自然也受益不浅。转学到里昂中法大学之后，戴望舒同样丝毫不把上课放在心上，照例在阅读和翻译中度日。在法国期间，他翻译了《法兰西现代短篇集》、《高龙芭》、《紫恋》，并根据法文本译出了《意大利短篇小说集》、《比利时短篇小说集》、《苏联文学史话》等。受法国作家艾登伯的委托，他把施蛰存的《魔道》、张天翼的《仇恨》等翻译成法语，介绍给法国读者。他也翻译自己的诗歌在法国的刊物发表，大概有《游子谣》、《夜行者》、《深闭的园子》、《过时》、《三顶礼》、《妾薄命》几首。翻译自己的作品，到后来他也偶尔为之，香港大学的马尔蒂女士正是因为读了他的诗歌的法文版，甚是欣赏，才写信邀请处于沦陷的上海的戴望舒一家南渡香港的。
到了法国之后不久，戴望舒就开始策划去西班牙旅行，对西班牙文学的热爱使他对西班牙这个浪漫热情的国度充满向往。他在巴黎选择学习西班牙语，很大程度上便是为此目的。数度前往西班牙的打算都因为缺少足够的金钱而被迫放弃，令戴望舒感到深深的失落。直到1934年8月22日，他终于踏上了梦想中的旅程。
戴望舒从里昂贝拉式火车站上车，开始了他的西班牙之行。
这次旅行花了将近三个月，戴望舒也认识到了三个不同的西班牙：“第一是一切旅行指南和游记中的西班牙，那就是说历史上的和艺术上的西班牙。这个西班牙浓厚地渲染着釉彩，充满了典型人物。……然而你要知道这是最表面的西班牙，它的实际的存在是已经在一片迷茫的烟雾之中，而行将只在书史和艺术作品中赓续它的生命了。”这一个意义之下的西班牙无疑是高贵艳丽的，散发出文艺的气息，令人迷醉，但戴望舒已经意识到，对于西班牙文化，这不过是一件漂亮的衣服。“西班牙的第二个存在是更卑微一点，更穆静一点。那便是风景的西班牙。……这是更有实际的生命，具有易解性（除非是村夫俗子）而容易取好于人的西班牙。因为它开拓了你对于自然之美的爱好之心，而使你衷心地生出一种舒徐的、悠长的、寂寥的默想来。”而这一层面的西班牙在戴望舒看来则像是西班牙文化的肌肤，令人觉得亲切美好，但却不够深沉。“然而最真实的，最深沉的，因而最难以受人了解的却是西班牙的第三个存在。这个存在是西班牙的底蕴，它蕴藏着整个西班牙，用一种静默的语言向你说着整个西班牙，代表着它的每日的生活，象征着它的永恒的灵魂。……这是一个式微的、悲剧的、现实的存在，没有光荣，没有梦想。……这就是最深沉的西班牙，它过着一个寒碜、静默、坚忍而安命的生活，但是它却具有怎样的使人充塞了深深的爱的魅力啊。”最终，作为第三种存在的西班牙指向了更深的深处，就像是西班牙文化的血肉和骨髓，甚至于灵魂，戴望舒洞见了一个至理，即文化是由最细微，甚或卑微的事物构成，他感受到了这“难以受人了解”的深沉的“魅力”。
这是题外话，但这种观念却体现了戴望舒的思考，这样的思考对他的创作和翻译是不无裨益的。他试图把自己放在某一个文化之中来观照这个文化，而不是站在文化之外浏览，这需要他毫无保留地投入情感，让自己融入到这种文化之中。他的创作和翻译也是如此，尤其是翻译，他必须首先进入作品，深入作品的内核，通过作品的指引，由此找到翻译的方式，这和那种仅仅按照字面意思，逐字逐句翻译、肢解作品的做法，实在是大异其趣。
在西班牙，戴望舒买到了许多好书，包括《堂吉诃德》的好几个版本，还有“阿耶拉全集，阿索林，乌拿莫诺，巴罗哈，瓦利英克朗，米罗等现代作家的小说和散文集，洛尔伽，阿尔倍谛，季兰，沙里纳思等当代诗人的诗集”等。
在马德里的某一个书店，戴望舒伸手从书架上拿下洛尔伽的诗集。在这之前，戴望舒曾经听到过洛尔伽的名字，他后来曾对施蛰存说：“广场上，小酒店里，村市上，到处都听得到美妙的歌曲，问问它们的作者，回答常常是：费特列戈，或者是：不知道。这不知道作者是谁的谣曲也往往是洛尔伽的作品。”而现在他的指尖终于触碰到了洛尔伽的诗句，他分明感受到了这些文字中包含着的体温。戴望舒和洛尔伽这两个都爱好诗歌的人的思想终于在深邃的时光中碰擦出璀璨的火花。“他当时就在这样的感动之下，开始深深地爱上洛尔伽的作品并选择了一小部分抒情谣曲，附了一个简短的介绍，寄回祖国来发表在一个诗的刊物上，这是国内读者第一次读到中文的洛尔伽诗歌。”
洛尔伽占据着戴望舒的心，就像一个魅惑的情人一般--艺术和爱情有时一致得令人感到惊慌。当戴望舒回到法国，拜访许拜维艾尔的时候，戴望舒说道：“我所爱的西班牙现代诗人是洛尔伽和沙里纳思。”后来这两位诗人的诗作他都翻译过，但最被人称道的，始终是洛尔伽，或者这么说--戴望舒翻译的洛尔伽。
洛尔伽，全名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伽，1898年6月5日出生在格拉纳达十英里外的小村庄牛郎喷泉（Fuente Vaqueros），他被认为是20世纪西班牙最伟大的诗人。他留下的诗集主要有《诗集》、《深歌集》、《最初的歌集》、《歌集》、《吉普赛人谣曲集》、《诗人在纽约》、《献给伊格纳乔？桑切斯？梅希亚斯的哀歌》、《塔马里特波斯诗集》、《十四行诗》等，对世界文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回到法国之后，戴望舒很快就翻译了一组洛尔伽的诗歌，他把这些诗歌寄给了在国内的施蛰存。施蛰存当时已经离开现代书局，正与康嗣群筹办一本新的刊物《文饭小品》，便把这七首诗发在了创刊号上。这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国内读者第一次读到中文的洛尔伽诗歌”，那是在1935年2月。戴望舒后来为此也很得意，他说：“译者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当英美诸国还没有知道洛尔伽的名字的时候，中国的读者已读到他的名篇。”那个时代的资讯和今天相比，是非常落后的，但因为科技和制度等原因，欧美还是比中国发达得多，但他们并没有像戴望舒一样热切地阅读一个三十多岁、年纪尚轻的诗人，或许直到洛尔伽死于独裁者的黑手之后，引发了全世界的震惊和愤怒，他们才真正开始关注起了他的诗歌；戴望舒却是在自己敏锐的诗歌触觉的指引下，通过在广场、在集市、在酒店里听到的歌谣，通过能够翻阅到的洛尔伽的文字，走入了这位诗人的世界。那时的中国读者，无疑是非常幸运的。
在西班牙的三个月时间里，戴望舒并没有见到洛尔伽。当戴望舒从里昂启程，一路流连地向西班牙行进之时，洛尔伽正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他的好朋友--斗牛士梅亚斯在斗牛场上身受重伤，最终不治。梅亚斯已不再年轻，但他宁愿死在斗牛场，也不愿意死在自己的床上，于是他决定重返斗牛场。洛尔伽说：“他对我宣布了他自己的死亡。”好友的死亡令诗人无比心痛，他闭门谢客，独自触摸这深入骨髓的摧伤。到了10月，他开始为亡友写作长诗《伊涅修？桑契斯？梅希亚斯的挽歌》，这首诗被很多人认为是他一生中最杰出的诗篇，后来经戴望舒翻译后，收入了《洛尔伽诗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