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万人离心，不如百分同力
曾国藩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为我所用的人。他用咸丰帝的“练”字招牌，开始了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人生历程。
曾国藩打造的湘军中，第一个精神即是万人同心。这是鉴于国家正规军的腐败至极而“改弦更张”的。
本来，清朝的武装力量即国家的“经制额兵”，主要由八旗兵和绿营兵两种构成。在编制和待遇等方面，二者有很大不同。八旗兵在许多方面优越于绿营兵。但早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兵的衰落已是不争之实。因此，在这场长达八年的战争中，最后主要是通过绿营兵平定的。三藩平定后，八旗对绿营的依赖日益严重。至乾隆时，连皇帝也说，“打起仗来，八旗不过随众行走，还不如绿营奋勇，深为可恨”。这表明，八旗的主力地位已逐渐被绿营取代。
但由于绿营兵平时担负繁重的地方杂役，战时又为八旗打先锋，当后勤，而各种待遇又远不如八旗，处处受压制，加之装备落后，兵将不亲，因此自嘉庆初期五省白莲教起义以来，绿营也开始走向衰落。
除正规军外，清朝还有乡兵。这种兵始自雍、乾，但当时“旋募旋散，初非经制之师”，就是说，它只是权宜之计，是对正规军的一种补充与应急。但由于乡兵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立有战功，更主要的是由于八旗、绿营的衰落，乡勇的地位也就日益重要。
本来，清朝的军事体制吸取了历朝历代的教训，主旨在于防止武官造反。为此，国家每有战事发生，临时派遣亲王、郡王为大将军，这就是统帅；兵则一般东省五百、西省八百，临时凑成几军。有大战事，则派京师劲锐八旗，也是从各旗抽调。这样，兵与兵不相知，将与将不相识，兵、将之间更难有“私属”关系发生。这种立意防范的体制到了嘉庆年间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因此，当白莲教五省起事后，清廷在利用国家传统的正规军打仗的同时，也让地方官员举办团练，以自保乡里。这后一种不起大作用的新办法到了咸丰初年却派上了大用处，唱起了主角。原因除了军政腐败外，更重要的是清朝的财政十分枯竭，正规军一年的兵饷两个月都开不出。而且，国库空虚，再拿不出打仗的钱来驱使绿营兵。在这种情况下，清廷突破了“变通”的政策界限，让地方大员自筹兵饷，自办团练，也就是朝廷给了个最大的战时政策：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这一体制的转变造就了曾国藩一生事业的转机。否则，天下无论如何大乱，也轮不到他这个汉人进士去指挥千军万马。曾国藩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为我所用的人。他用咸丰帝的“练”字招牌，开始了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人生历程。
团练是保甲法的遗意，用于防守地方小股盗寇还勉强称职，如果用来防御强敌就变得无能为力。多少年后，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在总结曾大帅成功时还颇有感触地说：“有得力之劲军以剿强寇，而以团练辅之，为坚壁清野计则可，专恃团练以剿强寇则不可”。他还指出：无论从决策层还是言官们，都认为团练可以成功，因为没有筹饷之难，没有募兵之劳，反而能坐享其成，“其说非不美也”。但作为思想家的薛福成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下事没有实际意义的很少收到成效，而务虚名的多留后患。”他举出三个例证：一个是罗绕典，当时在籍“丁忧”，闻诏后即赴长沙与本省巡抚会办军务；另一个是前刑部尚书陈孚思，在南昌与江西巡抚办军务。这也是清廷最早任命的团练大臣。由于二人与巡抚同在城中，又时间非常短，因此虽然没有收到成效，但也不至于互相倾轧。后来者就不同了。像安徽的吕贤基，以工部侍郎在籍办团练，但当皖北危急时，无兵无饷，赤手空拳，最后殉难舒城。
与这些人相比，曾国藩走出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即打“练”字招牌，将勇改练成军。所以薛福成说：“文正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且幸其改图之速，所以能成殄寇之奇功，扩勇营之规制也。”（《薛福成选集》，《叙团练大臣》）
曾国藩属于帮办团练，咸丰帝在接连发下的办团练谕旨中，一再申明办兵原则，即不能取代正规军：“著各该抚分饬所属，各就地方情形妥筹办理，并出示剀切晓谕，或筑寨浚濠，联村为堡；或严守险隘，密拿奸宄。无事则各安生业，有事则互卫身家。一切经费均归绅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这是镇压白莲教起义故伎的重演，妄图以此遏制太平军扩大兵力，“驱民为寇”，由于团练不脱离生产，不拿政府军饷，不离本土本乡；同时，团练还要接受地方大吏的督促和管辖，因此团练大臣则只是帮同办理。
但曾国藩对这样办团练不感兴趣，他要另立新军。
曾国藩认为，对付集中而强大的太平军，必须有一支强悍敢战的军队。有了它，太平军返回湖南，可以据城抵抗，守卫桑梓；太平军不来湖南，则可以出省作战，主动进攻。而这支军队的来源，就是自己募勇训练。
曾国藩带领湘乡练勇赶到长沙后，就向湖南巡抚张亮基表示了他的以上想法。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张亮基也早有此意，二人遂一拍即合。因此，曾国藩到达省城的第二天就发出了他早已拟好的奏折。
曾国藩通达政务，对清廷政治的运作过程十分清楚。因此，对于回乡之后的第一份奏折，他写得很委婉，第一层讲了自己遵照皇帝谕旨，前往长沙办团练，是“勉竭愚忠，稍分君父之忧”。第二层讲团练虽然好，但今昔不同，因为嘉庆年间是官给发饷，现在需要乡绅自己出钱，弄不好会走向反面。第三层讲长沙现今空虚，必须练兵才能缓急可恃。最后则抛出自己的练兵计划，他说：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靶与之交锋者。其故何哉？皆由所用之兵未经训练，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也。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诚能实力操练，于土匪足资剿捕，即于省城防守，亦不无裨益。臣与抚臣熟商，意见相同。
清廷急于平定太平天国，因而只要对此有利，就都开了绿灯。因此咸丰帝令其“悉心办理，以资防剿。”曾国藩的练兵计划获准通过。
曾国藩的政治眼光确实比清政府及同时代的大僚们高出许多。他看到了问题所在，尤其是利弊相权取其轻。他的计划通过后，给朱孙诒的信中说：“去冬之出，奉命以团练为名，近来不谈此二字，每告人曰乡村宜团不宜练，城厢宜练不宜团。如此立说，明知有日就解散之弊，然解散之弊尚少，若一意操切行之，则新进生事者持札四出，讹索逼勒，无所不至，功无尺寸而弊重邱山，亦良可深虑也。”在给张亮基的信中更直截了当地说：“惟团练终成虚语，毫无实裨，万一土匪窃发，乡里小民仍如鱼听鸣榔，鸟惊虚弦……难可遽镇也。”他还在批给手下人的批牍中，将本来并无二致的“团练”一词，“谬加区别”，一分为二。他说：“团练”二字须分看。团，团即保甲之法，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一言尽之矣；练，则简兵请师，制械造旗，花费颇多，故乡民不肯举行。本部堂每与各州县道及，宜乡间团而不练，城厢练而不团，庶几有益而易行。
曾国藩是文章高手，更是通达时变的人。他改造“团练”，使他与当时的四五十位团练大臣分道扬镳。而且，由于“改图之速”，所以“立竿见影”。当然，艰辛的过程又非三言二语可以道破。
北宋刘书在《刘子·兵术》中说：“万人离心，不如百人同力。”宋人许洞也说：“和于国，然后可以出军；和于军，然后可以出阵；和于阵，然后可以出战。”曾国藩不仅是从理论上，而且从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中，认识到一个群体团结的重要性。
他在给林源思的信中说道：“现在大营所调之兵，东抽一百，西拨五十；卒与卒不和，将与将不和；彼营败走，此营不救；此营败走，彼营不救；此营欲行，彼营顾止。离心离德，断不足以灭剧贼而成大功。”
曾国藩深恶痛绝的还是八旗绿营彼此“败不相救”，他在给江忠源的信中说：“国藩每念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
关于这一点，早在衡阳练军的时候他就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他说：“今欲扫除更张，非万众一心不可。”
因此，他认为绿营军的种种恶习、积习、陋习必须一扫而光，他制定了“别开生面，斩断日月”，“改弦更张，赤地立新”的方针，立誓要创建一支崭新的军队。为了他新建团体的“纯”，曾国藩招募湘勇、组建湘军时，决定一个绿营兵也不要，他怕“一根鱼腥一锅汤”，怕勇丁染上官兵习气。这是一支“士卒精强”，“制械精致”的武装，一支可“破釜沉舟，出而图事”的劲旅，一支“诸将一心，万众一气”的队伍。
为此，他为自己所要编练的湘军确定了最基本的建军标准。用他的话说，这支军队必须要能够做到：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太平军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当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只有这样，才可以血战数次，渐新吾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
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建军标准。为了达到这个标准，他从招募勇丁、挑选军官以及军官对勇丁的控制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同时，还创制了《要齐心》的歌谣：
我境本是安乐乡，只要齐心不可当。
一人不破二人帮，一家不及十家强。
你家有事我助你，我家有事你来帮。
若是人人来帮助，扶起篱笆便是墙。
…………
纵然平日有仇隙，此时也要解开结。
纵然平日打官方，此时也要和一场。
大家吃杯团圆酒，都是亲戚与朋友。
百家合成一条心，千人合做手一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