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玉的情痴性格,当然还表现在“情不情”甲戌本《石头记》第八回眉批。以至“不情”之物上。所谓“情不情”,在这里,主要泛指用情、痴情于“不情”之人以至“不情”之物——即没有特殊情爱关系的人。应当承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对众多女儿们的亲昵体贴并不带什么邪念和占有欲,只是“昵而近之,恐拂其意,爱博而心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7页。;如果说他这种亲昵体贴,一定带有什么目的的话,那也只不过是以能为女儿“尽心”而得到某种感情(即“意淫”之情)上的满足。
宝玉的痴情不仅“痴”到极点,而且“痴”得出奇,“痴”得可笑,“痴”得“似傻如狂”,是名副其实的“情痴”。还在他首次登场、初会黛玉时,他的痴狂便突现出来。两人刚一见面,尽管都有似曾相识之感(既可联想到“木石前盟”神话,又可理解为二人一见如故、一见倾心),但宝玉更异乎常态,“登时发作起痴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并骂道:“我也不要这捞什子!”这摔玉之举,按常人常理衡量,自然是“奇极怪极,痴极愚极”,其实,他有他的逻辑,他有他的道理,这种逻辑和道理也许比世俗的常人常理更见出人的真情真性,更见出童心未泯的淳朴天真。其后,在与黛玉长期相依中,他的“痴狂病”还多次发作:从因被误解、“赌气”而砸玉(第二十九回),到因情“心迷”,错把袭人当黛玉倾诉肺腑之情(第三十二回),直到听紫鹃戏言黛玉“要回苏州去”便“急痛迷心”,“迷”得死去活来(第五十七回)。这一次比一次严重的痴狂,正标志着他对黛玉的痴情越来越深沉,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成为他精神的唯一支柱和生活的唯一寄托,但他始终是个“实心的傻孩子”,始终保持了一颗天真淳朴的童心,保持了某些“孩子气”的任情任性和思维方式。
作为情痴,宝玉有时表现为痴狂,平时更多表现为痴呆。他“时常没人在眼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第三十五回)。这在局外人看来,固然是痴呆已极,然而,对他来说,却是真情的流露,是他痴情于自然,痴情于万物,达到物我齐一、物我交融的化境的表现(这也是一种“情不情”)。在女儿们面前,他也“惯能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情性体贴,话语缠绵”,不仅“一点刚性也没有,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的”,且常给人以“里头糊涂”、“呆气”十足的印象:“他自己烫了手,倒问人疼不疼”,“大雨淋的水鸡似的,他反告诉别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罢。’”这是他“因情忘其尊卑,忘其痛苦,并忘其性情”戚序本《石头记》第三十五回回后评语。,是痴情“痴”到忘我忘形的程度。
宝玉的痴狂与痴呆,与其说是生理性、先天性的病态,不如说是感情与理智的失衡,人性本真与人格角色的失衡。作为一个智力和悟性都相当高的人,他却常常因感情而失去理智、失去控制、失去平衡;作为一个年龄和生理上已届成年、并负有成年的社会角色使命的男子,他却在感情和心理上流连于女性王国、仍保持了儿童的某些天真。这种失衡,虽有点异乎常情常理,却又恰好较多保持了人的某些未经异化或人格面具化的真情真性——这些真情真性弥足珍贵,也富有诗意。
意象与意境
意象与意境,属于诗美范畴;营造意象与意境,则主要是诗歌的任务。作为叙事文学,一般传统小说的主要任务则是通过故事、人物和环境等叙事要素,构建一个具象化的艺术世界。不过,小说形象与诗歌意象、意境之间,毕竟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一旦小说形象超越了对事物表象的客观摹写,融入某种主观感情和深层意蕴,或被赋予某种象征寓意,那么,这些形象描写便不同程度意象化或意境化了。《红楼梦》作为一部包容了写实与写意、现实与神话、诗情与哲理的小说,其艺术描写的意象化与意境化也相当引人注目。
首先是虚幻形态的意象。这类意象都是寓意性的(包括寓意性的象征),是作家以“意”为之、因“意”而设的虚象或幻象。前五回中的“石头”故事、“还泪”故事和太虚幻境,就包含了三组神话或梦幻意象群,每一组意象群,都由主次不同、深浅不同的若干意象组成。如“石头”故事的核心意象是“石头”,围绕“石头”出现的一些次要意象,如女娲、一僧一道、空空道人以及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等等,则只是一些简单的寓意符号或谐音符号。而太虚幻境中的意象群,更是奇丽多姿:对幻境场景和众多仙女的描写,分明是现实中的大观园及其女儿们的隐喻性象征意象;对宝玉的幻境奇遇及其梦中配偶“兼美”
(即可卿)的描写,更隐含着意蕴深邃的成年仪典原型和理想“美女”原型。此外,在《红楼梦》现实故事层面,也穿插了一点超现实、非现实的意象化描写,比如那面“专治邪思妄动之症”,只“可照背面”、“不可照正面”的“风月宝鉴”,显然含有警世的寓意;秦钟临死前有关都判鬼使的一段描写,虽属“荒唐不经之谈”,而“调侃世情固深”甲戌本《石头记》第十六回夹批。,也是寓意之笔、戏谑之笔。这些“假象见义”的描写,显然带有意象的特点。甚至就连贾宝玉这个高度写实的典型形象,也有写意或寓意的一面:贾宝玉者,“假”宝玉也,真顽石也,其人其名都有寓意。可以说,贾宝玉既是高度典型化、个性化的人物,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意象化、符号化的人物。
再看写实描写中的意境。意境是中国诗歌特有的审美范畴,其影响及于散文、绘画、戏曲和小说等文艺形式领域。所谓“意境”,即“意与境浑”(王国维语)或“境与意会”(苏东坡语),直白点说,便是诗人情意与所写的物境(包括景境和事境)的交汇融浑。与“意象”不同之点在于:“意境”是以“境”为本,“意”在“境”中,“意”“境”交融,浑然一体。试看《红楼梦》第四十九回通过宝玉视角展开的一段景物描写:宝玉“一夜没好生得睡,天亮了就爬起来。掀开帐子一看,虽门窗尚掩,只见窗上光辉夺目,心内早踌躇起来,埋怨定是晴了,日光已出。一面忙起来揭窗屉,从玻璃窗内往外一看,原来不是日光,竟是一夜大雪,下将有一尺多厚,天上仍是搓绵扯絮一般。……出了院门,四顾一望,并无二色,远远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却如装在玻璃盒内一般。于是走至山坡之下,顺着山脚刚转过去,已闻得一股寒香拂鼻。回头一看,恰是妙玉门前拢翠庵中有十数株红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显得精神……”这幅随宝玉视角移动的动态的“白雪红梅”图,色彩鲜明,画面优美,且融入了人物心情、情绪和感受,从而达到了景中有情、情景交融的诗的境界。第七十六回贾府女眷凸碧堂赏月,也有一段情景交融的意境化描写:贾母等人赏了桂花,又入席换酒,“正说着闲话,猛不防只听那壁厢桂花树下,呜呜咽咽,悠悠扬扬,吹出笛声来。趁着这明月清风,天空地净,真令人烦心顿解,万虑齐除,都肃然危坐,默默相赏”。笛声稍止,人们饮酒说笑一会儿后,“只听桂花阴里,呜呜咽咽,袅袅悠悠,又发出一缕笛音来,果真比先越发凄凉。大家都寂然而坐。夜静月明,且笛声悲怨……众人彼此都不禁有凄凉寂寞之意……”“呜呜咽咽,袅袅悠悠”的笛声,“夜静月明”、“天空地净”的景色,与人们强笑为欢、“凄凉寂寞”的心情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寂寥凄清的意境。《红楼梦》更为独到之处还在:它善于从一些多为人们所忽视的日常生活琐事(即事境)中发现美好的东西和动人的诗意,从而创造出更加素朴本色也更加意味深长的意境。第三十回“龄官画蔷痴及局外”一段,从宝玉眼中心中来写“龄官画蔷”一事,既侧面表现了龄官对贾蔷念兹在兹、时刻不忘的一片痴情,又充分映衬出“局外”人宝玉自己那种爱博心劳、“痴”到忘我的情痴性格。这种立意构思本身就近于诗,因其着眼点不在外部情节的戏剧性,而主要在于揭示人物内在的人性人情之美。这段情节把龄官和宝玉的心地和感情都写得很美,雨中场景以及人面与花叶相映衬的画面也写得很美,堪称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
《红楼梦》艺术描写的意境化,当然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情节、场景之中,如黛玉葬花、湘云醉眠、宝钗戏蝶、晴雯补裘、香菱梦吟、黛湘联诗、宝琴立雪以及潇湘竹韵、赏雪咏梅等等,都是不同程度、不同意义上意境化了的情节,其中不少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并津津乐道,毋须笔者在此一一赘述了。
曹雪芹作为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伟大小说家,在他倾注了全部感情、全部心血“哭”成的《红楼梦》中,表现出浓厚的诗化倾向,这是势所必然、自然而然的,未必是他有意以诗为文。缺乏诗人气质、诗人感情,有意以诗为文,只会写出矫揉造作的肤浅之作,绝不可能写出真正的诗化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