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黛玉在爱情上嫉主不嫉奴相映成趣的是，宝玉的贴身丫鬟，尤其是袭人与晴雯之间，则存在着尖刻的嫉妒——这种嫉妒虽也反映了奴婢中不同思想、不同人格的矛盾和冲突，但无疑包含有为亲近宝玉、争得宝玉宠爱，以至挣上宝玉“房里人”位置而彼此争风吃醋因素。丫鬟间，尤其是袭晴间这种争风吃醋的嫉妒，比之小姐间、主要是黛钗间的嫉妒，表现得更直露、更粗野，也应看作是另一层次情爱竞争上排他性的表现。于是，围绕同一贵族公子贾宝玉，便形成了不同层次、不同意义上的竞争关系和感情纠葛，并出现了“小姐妒小姐、丫鬟妒丫鬟”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93页。的奇特景观。性爱就其“本性”来讲所具有的排他性，在这里也因等级而分，打上了强烈的等级色彩的烙印。这不仅因为小姐与丫鬟身份上有主奴之分，同时也与婚姻上的妻妾制度的制约或影响密切相关。
现代爱情的第二个特点专一性，即指男女双方爱情上的相互专注和忠诚——只要双方爱的对象没有发生变异或转移，爱情上的这种专注和忠诚便不会改变。现代爱情的这种专一性，既与爱情的排他性相关，又与现代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互为因果，因为现代“以性爱为基础的婚姻，按其本性来说就是个体婚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9页。即一夫一妻婚姻。
然而，宝黛爱情的专一性在男女双方却有显著差异，即表现为女专男不专，或者说男不如女专。黛玉一生，除宝玉外，从未单独接触过其他任何青年男性，更谈不上对其他男性哪怕有一瞬即逝的任何好感。宝玉不仅是她一生中唯一的知己和情人，而且，她之痴情于宝玉已达到“忘其有身，忘其有病”戚序本《石头记》第三十五回回后批语。的忘我程度，爱情上的专一性自是不言而喻。而反观宝玉在爱情上的表现，情况就不尽一样了。
宝玉对黛玉的爱自然是其他任何爱都无与伦比，无可取代，也无法填补的（如果一旦失去的话），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宝玉对黛玉的爱是专一的。但这种爱的专一性只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即他对黛玉的爱并没达到像黛玉对他的爱那种专一到唯一的程度。换句话说，他对黛玉这种相对意义上的专爱，并不排斥他同时对其他女性的带有某种性爱色彩的“兼爱”或泛爱。
清代评点派红学家话石主人在谈及从人物视点描写其他人物“性情言貌”或“服饰仪容”时，曾提出了“宝玉兼爱”和“钗黛同情”之说话石主人：《红楼梦精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76页。。所谓“兼爱”，是指宝玉“兼爱”钗黛；所谓“同情”，是指钗黛同时有情于宝玉。此说虽失之笼统，倒也不无道理。如果可以说宝玉“兼爱”黛钗，那么，这种“兼爱”并非半斤八两，而是有主有次、有深有浅。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一书中指出：“一个男子同时爱两个女子”，“这种情况下，对两个人的爱情的强烈程度通常是不相等的。感情上一分为二的那个人在多数场合中对其中一个的感情较深，但又没有力量不在一定程度上回报另一个人。”〔保〕基·瓦西列夫：《情爱论》，赵永穆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79~380页。宝玉对黛钗的“兼爱”，情况与此有些近似。从与黛钗初见之日起，宝玉感情天平虽然明显地向黛玉一边倾斜，但对宝钗又不无爱慕之意，尤其是宝钗形容体态上的“鲜艳妩媚”，较之黛玉形容体态上的“风流袅娜”，对他往往别具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力，以至使他感情在黛钗之间时有摇摆。牟宗三先生说，宝玉对宝钗的爱“是感觉的、表面的，因而也就是一条线的”，“对象一离开，他的爱也便可以渐渐消散”牟宗三：《〈红楼梦〉悲剧之演成》，《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202页。。这就是说，宝玉对宝钗的爱是侧重在外在美方面，侧重在性爱的感觉或感官层面，不像他同黛玉的爱那样，侧重在爱的精神或心灵层面，含有心灵的贴近、精神的沟通和思想的一致。
而宝玉对袭人、晴雯“亲昵邪亵”中产生的带“性爱色彩的情感”，比之他对黛玉、宝钗的“兼爱”，往往显得更随意、更率直以至更恣纵——这反映了作为一个情痴情种和公子哥儿性爱感情的另一侧面或层面。同时，他对袭人、晴雯的这种带“性爱色彩的情感”，与他对黛玉深沉执著的爱似乎是可以互不影响的，也不存在他对黛钗“兼爱”而不可兼得的那种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某种压抑或苦闷。尽管自黛玉进贾府后，宝黛“二人之亲密友爱处，亦较别个不同”，但这种两小无猜的纯洁感情，并不妨碍他在性的觉醒之初（其标志便是他的第一次梦遗）便“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一纯情与一纵情，看似十分矛盾，但在他来说，这却自然而然，两不相犯。因为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社会，作为一个贵族公子，对黛玉这样的宦门小姐当然绝不容许有任何越“礼”之举。但是，这种一般封建礼教之“礼”并不适用于奴婢。男性主子与其日夜侍候“于衾枕栉沐之间”的贴身丫鬟，本无所谓“男女之大防”可言，更何况袭人与晴雯均是贾母“与了宝玉”的（含有作宝玉未来侍妾人选之意），所以宝玉与之偷试云雨“亦不为越礼”（奴婢妾媵制度之“礼”）。可见，虽同名为“礼”，但此“礼”非彼“礼”，即一般封建礼教之“礼”并不同于奴婢妾媵制度之“礼”，这包含了两种不同等级的道德标准。宝玉其所以在对黛玉始终保持纯情之爱的同时，纵情地与袭人“初试云雨”并长相“狎昵”，不只是出于青春发育期的本能冲动，更在于这种放纵行为虽不合于一般封建礼教之“礼”，却并没越出奴婢妾媵制度之“礼”，因而他并不觉得这是对黛玉爱情的不忠。
第十九回袭人试探宝玉感情的情节，与同回宝玉与黛玉谈情说爱的情节紧相连接，也是颇有趣味的。袭人借“赎身之论”“用骗词”试探宝玉感情，并对其“淘气憨顽”“放荡弛纵”痛下“箴规”，宝玉信以为真，心里又急又气，为留住袭人，对她提出“要改的”“两三件事”一一满口答应，至此，两人有一段对话——
袭人笑道：“……你若果都依了，便拿八人轿也抬不出我去了。”宝玉笑道：“你在这里长远了，不怕没八人轿你坐。” 袭人冷笑道：“这我可不希罕的。有那个福气，没有那个道理。纵坐了，也没甚趣。”
“坐八人轿”是明媒正娶的嫡妻（即正妻）才可能享有的婚嫁礼仪规格，袭人若不赎身外嫁，以奴婢身份长留贾府，她即使想成为“坐八人轿”的宝二奶奶，也是纵有“那个福气”，却“没那个道理”，她的最好归宿也就是被“收”为宝玉“房里人”（这正是她所向往所追求的目标）。袭人说“不希罕”、“纵坐了，也没甚趣”是假话和气话，说“有那个福气，没有那个道理”倒也说对了。宝玉所说“不怕没八人轿你坐”的话，本是接过袭人话头顺口而出，修辞上应是一种移就或粘连，绝不能照字面理解其含义。在我看来，宝玉对袭人所说的话，与其说是“等于给她开了一个娶自己嫡妻的‘支票’”启功：《漫话〈红楼梦〉的语言艺术》，上海：《红楼梦研究集刊》，第4辑。，不如说是宝玉借“坐八人轿”的说法向她作了一个将来“收”她为“房里人”的许诺。正因为如此，宝玉对袭人的这一“收房”许诺，才与他向往“木石姻缘”的心愿毫不矛盾。正因为如此，他对袭人这种情切切的依依眷恋，也才可以同紧接着他与黛玉意绵绵的软语温言及其后对黛玉“诉肺腑”的爱情表白互不相犯。
可见，宝黛爱情就宝玉一方而言，其专一性只是相对的，即专一中又有不专的一面。宝玉这种专爱而“多恋”的倾向及其独特表现，不只是出于他“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更与因一定环境和婚姻制度的制约或影响而形成的爱情观念、婚姻观念密切相关，或者可以说，如果没有锦衣玉食、珠围翠绕的生活环境以及把男子对女子的性特权、性奴役合法化的妻妾制度或妾媵制度，他“天分”中那种泛爱或“多恋”的“痴情”未必有“生成”、发展的条件和土壤。
总之，宝黛爱情尽管深挚纯洁并具有人类性爱的普遍共性和超越时代的永恒魅力，甚至如何其芳所言“包含了一个现代的恋爱的原则”（即有共同的思想基础），然而，它毕竟不可能完全超越特定的时代，超越当时在一定范围内流行的婚姻制度即妻妾制度。基于妻妾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爱情观念、婚姻观念的制约和影响，无论就爱情的排他性，还是就爱情的专一性而言，宝黛爱情均深深烙上了特定时代的印记，有别于现代健全的爱情形态，表现出病态的一面。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妻妾制度，但也不像某些艳羡于一夫“九美”“十美”之类的小说作者那样赞美妻妾制度，在有关性爱和婚姻家庭关系的描写中，坚持了“如实描写，并无讳饰”的客观性、真实性原则。这些客观真实的描写，不仅向读者提供了有关妻妾制度各种具体形式、具体表现的丰富生动信息，同时，对妻妾制度所直接间接造成的畸形婚姻家庭关系及其种种悲剧，对由妻妾制度形成的某种文化观念或文化强制给少男少女纯洁感情，尤其是宝黛爱情的制约和影响，也作了入木三分、发人深思的揭示和披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