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节漆得亮光光的国际客车停在车站的第一站台上。有一节作客厅用的车厢，窗户很大，里面灯火通明，另一节车厢里却是黑洞洞的。
保尔走到豪华的客车跟前，抓住扶手，正想走进车厢。
突然，有一个人从站房那边快步跑了过来，一把抓住他的肩膀：“公民，您到哪儿去？”
这声音挺熟悉。保尔回头一看，来人穿着皮夹克，戴一顶大檐制帽，细长的鼻子，高鼻梁，一副戒备的神态。
来人是阿尔秋欣，他这时候认出了保尔，于是，他的手从保尔的肩膀上滑了下来，严厉的神情也消失了，不过目光仍然疑惑地盯着工具箱。
“你要上哪儿去？”
保尔简短地说明了一下。这时，车厢后面又走出一个人来。
“我马上把他们的列车员找来。”
保尔跟着列车员走进了作客厅用的车厢，那里坐着几个人，都穿着非常考究的旅行服装。一个女人背朝着门坐在桌子旁，桌上铺着玫瑰花图案的绸台布。保尔进来的时候，她正和站在她对面的高个子军官谈话。保尔一进来，谈话马上就停止了。
保尔迅速检查了通到走廊的电线，没有发现什么毛病，就走出车厢，继续检查。那个列车员尾随着保尔，寸步不离。他又肥又壮，脖子粗得像拳击师一样，制服上钉着许多带独头鹰的大铜纽扣。
“这儿没毛病，电池也没坏，咱们到那节车厢去吧。毛病大概出在那儿。”
列车员拧了一下钥匙，打开了门，他们便走进了黑暗的走廊。保尔用手电筒照着电线，很快就找到了短路的地方。几分钟后，走廊上的第一盏灯亮了，暗淡的灯光照在走廊上。
“这间包厢得打开，里面的灯泡烧坏了，要换一换。”保尔对跟着他的人说。
“那得把夫人请来，钥匙在她那儿。”列车员不愿意让保尔单独留在这里，就带他一起去了。
那女人第一个走进包厢，保尔跟在她后面。列车员站在门口，身子堵住了门。保尔首先看到的是壁网里的两只精致皮箱，一件胡乱扔在沙发上的绸袍，窗旁小桌上的一瓶香水和一个翡翠色的小粉盒。女人在沙发的一角坐下来，一面整理她那淡黄色的头发，一面看着保尔干活。
“请夫人准许我离开一会儿，少校老爷要喝冰镇啤酒。”列车员费劲地弯下他那牛脖子，鞠着躬，谄媚地说。
女人像唱歌似的拖着长腔，娇声说：“您去吧。”
他们说的是波兰话。
走廊里的灯光射进来，落在女人的肩上。她穿着巴黎第一流裁缝用最薄的里昂绸精心裁制的连衣裙，肩膀和胳膊都裸露着。耳垂上戴着一颗闪闪发亮的圆钻石。她的脸背着光，保尔只能看见她的肩膀和胳膊，仿佛都是用象牙雕刻出来的。
保尔用螺丝刀迅速换好了车顶上的灯头座，不一会儿，包厢里的灯亮了。还需要检查一下另一盏灯，那盏灯正好在那女人坐的沙发上方。保尔走到她跟前，说：“我要检查一下这盏灯。”
“啊，真的，我妨碍您工作了。”她讲的是地道的俄语，说着便轻盈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几乎是和保尔并肩站着。现在可以完全看清她了。那熟悉的尖尖的眉毛，那傲慢的紧闭的双唇，一点不错，站在他面前的是涅莉·列辛斯卡娅。这律师的女儿不能不注意到他那惊愕的目光。尽管保尔认出了她，她却没有发觉这个电工就是她那不安生的邻居，四年来，他已经长大了。
她轻蔑地皱了皱眉头，作为对他那惊讶表情的回答，然后走到包厢门口，站在那里，不耐烦地用漆皮便鞋的鞋尖敲着地板。保尔动手检查第二盏电灯。他拧下灯泡，对着亮看了看，突然，出乎自己的意料，当然更出乎列辛斯卡娅的意料，脱口用波兰话问她：“维克托也在这儿吗？”
保尔讲这话的时候并没有转过身来，他看不见涅莉的脸，不过长时间的沉默说明，她完全不知所措了。
“难道您认识他？”
“不但认识，而且很熟。我们过去还是邻居呢。”保尔朝她转过身来。
“您是保尔，您母亲是……”涅莉突然停住不说了。
“是老妈子。”保尔替她把话说完。
“您长得多快呀！记得您那时候还是个野孩子。”
涅莉放肆地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您为什么对维克托这么感兴趣呢？我记得，您和他并没有什么交情。”涅莉用她那唱歌似的女高音说，希望这场巧遇能够给她解解闷。
螺丝刀迅速地把小螺丝钉拧进墙壁。
“维克托有一笔债还没还，您见到他的时候告诉他，我还指望讨回这笔债呢。”
“请问，他欠您多少钱，我来代他还。”
她十分清楚保尔要讨的是什么“债”。佩特留拉匪兵抓保尔的前后经过，她全知道，但是她想逗弄这个“下人”一番，才这样嘲讽他。
保尔故意不理睬她。
“告诉我，听说我家的房子给抢得精光，已经快坍了，是真的吗？凉亭和花坛大概也全糟蹋得不像样了吧？”涅莉忧郁地问。
“房子现在是我们的，不是你们的了，我们根本不打算毁坏它。”
涅莉尖酸地冷笑了一声。
“嗬，看来您也受过训啦！不过，这儿是波兰代表团的专车，在这个包厢里我是主人，而您还和从前一样，是个奴才。就连您现在干活，也还是为了我这儿能有灯光，好让我舒舒服服地靠在这张沙发上看小说。过去您母亲给我们洗衣服，您给我们挑水。现在见面的时候，您我的地位仍然和从前一样。”
她得意洋洋，满怀恶意地这样说。保尔一面用小刀削电线头，一面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神情看着这个波兰女人。
“公民女士，单是为了您，我连一颗锈钉子也不会来钉的，不过，既然资产阶级发明了外交官，那我们也就保持着应有的礼仪，我们是不会砍下他们的脑袋的，甚至连粗野一点的话也不说，绝不会像您这样。”
涅莉脸红了。
“要是你们夺取了华沙，你们会怎样对待我呢？把我剁成肉泥，还是拿我去当你们的小老婆呢？”
她站在门口，歪扭着身子，作出妩媚的姿势；她那吸惯了可卡因麻醉剂的鼻子轻佻地翕动着。沙发上方的灯亮了。保尔挺直了身子。
“谁要你们？用不着我们的军刀，可卡因就会要你们的命。就你这样的，白给我当老婆，我还不要呢！”
他拿起工具箱，两步就迈到了门口。涅莉赶紧闪开，保尔到了走廊尽头，才听见她咬牙切齿地用波兰话骂了一声：“该死的布尔什维克！”
第二天晚上，保尔到图书馆去，路上遇见了卡秋莎·泽列诺娃。她紧紧抓住保尔工作服的袖口，挡住他的路，开玩笑地说：“你往哪儿跑，大政治家兼教育家？”
“到图书馆去，老大娘，给让条路吧。”保尔也学着她的腔调回答，一面轻轻抓住她的肩膀，小心地把她推到一旁。卡秋莎松开他的手，和他一起并肩走着。
“我说，保夫鲁沙！你也不能老是学习呀！咱们今天参加晚会去吧，你看行不行？
大伙今天在济娜·格拉德什家里聚会。姑娘们早就要我把你带去，可你光顾搞政治。你就不兴去玩玩，高兴高兴？要是你今天不看书，脑袋准能轻松点。”卡秋莎一个劲地劝他。
“开什么晚会？都干些什么？”
卡秋莎学着他的口吻，嘲笑他说：“都干些什么？反正不是祷告上帝，快快乐乐度时光——就干这个呗。你不是会拉手风琴吗？我还没听你拉过呢。你就让我高兴一回吧。济娜的叔叔有架手风琴，可是他拉得不好。姑娘们都愿意跟你接近，可你光知道啃书本，命都不要。
我问你，哪本书上写着，说共青团员不应该有一点娱乐？走吧，趁我劝你还没劝腻烦，要不，我就一个月不跟你说话。”
卡秋莎这个大眼睛的油漆工是个好同志，挺不错的共青团员，保尔不愿意让她扫兴，因此，虽然感到别扭，还是答应了她的要求。
火车司机格拉德什家里热热闹闹地挤满了人。大人为了不妨碍青年人，都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大房间里和通向小花园的走廊上，聚集了十五六个姑娘和小伙子。卡秋莎领着保尔穿过花园踏上走廊的时候，那里已经在玩一种叫做“喂鸽子”的游戏了。走廊正中间，背对背地放着两把椅子。由一个女孩子发令，她喊两个名字，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就出来坐在椅子上。接着她又喊：“喂鸽子！”背对背坐着的年轻人便向后扭过头，嘴唇碰到一起，当众接起吻来。后来又玩“丢戒指”、“邮差送信”，每一种游戏都少不了要接吻。尤其是“邮差送信”，为了避开大家的监视，接吻的地点从明亮的走廊移到临时熄了灯的房间里。要是有谁对这些游戏还不满足，在角落里的一张小圆桌上给他们准备了一套“花弄情”纸牌。
保尔旁边的一个名叫穆拉的女孩子，大约有十六岁，用那双蓝眼睛脉脉含情地觑着他，递给他一张纸牌，轻声说：“紫罗兰。”
几年以前，保尔见到过这样的晚会，尽管他自己没有玩，可是他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不正当的娱乐。可是现在，他同小城市的小市民生活永远断绝了关系，在他看来，这种晚会就未免荒唐可笑了。
不管怎么说，一张“弄情”牌已经到了他的手里。
他看见“紫罗兰”的背后写着：“我很喜欢您。”
保尔看了看姑娘。她迎着他的目光，并不感到难为情。
“为什么？”
问题提得有点不好回答，不过穆拉早就准备好了答案。
“蔷薇。”她递给他第二张纸牌。
“蔷薇”的背面写着：“您是我的意中人。”保尔面对那个姑娘，尽量使语气温和些，问她：“你为什么要玩这种无聊的玩意儿呢？”
穆拉难为情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难道您不高兴我的坦率吗？”她撒娇地噘起了嘴唇。
保尔没有回答她的问题。不过他很想知道这个同他谈话的姑娘究竟是什么人。于是他提了几个问题，姑娘都很乐意地回答了。几分钟后，他已经了解到一些情况。她在七年制中学上学，父亲是车辆检查员。她早就认得保尔，并且想跟他做朋友。
“你姓什么？”保尔又问。
“姓沃伦采娃，名字叫穆拉。”
“你哥哥是不是机车库的团支部书记？”
“是的。”
现在保尔弄清楚了他在跟谁打交道。沃伦采夫是区里最积极的共青团员之一，他显然没有关心妹妹的成长，她渐渐变成了一个庸俗的小市民。最近一年来，她像着了迷似的参加女友们家里举行的这类接吻晚会。她在哥哥那里见到过保尔几次。
现在，穆拉已经感到她旁边的这个人不赞成她的行为，所以当别人招呼她去“喂鸽子”
的时候，她一看到保尔的嘲笑的表情，就坚决拒绝了。他们又坐了一会儿。穆拉把自己的事情讲给他听。这时，卡秋莎走到了他们跟前。
“拿来手风琴，你一定拉吗？”她调皮地眯起眼睛，看着穆拉：“怎么，你们已经认识了吧？”
保尔叫卡秋莎在身旁坐下，在周围的一片喊声和笑声中对她说：“我不拉了，我跟穆拉马上就离开这儿。”
“哎哟！这么说是玩腻了？”卡秋莎意味深长地拉长了声音说。
“对，腻了。告诉我，除了你和我，这儿还有别的团员吗？
也许只有咱们两个加入了这个鸽子迷的行列吧？”
卡秋莎和解地说：“那些无聊的游戏已经停止了。马上就开始跳舞。”
保尔站了起来。
“好吧，老太婆，你跳吧，我和沃伦采娃还是得走。”
一天晚上，安娜·博哈特来找奥库涅夫。屋里只有保尔一个人。
“保尔，你挺忙吗？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参加市苏维埃全体会议去？两个人做伴走有意思些，要很晚才能回来呢。”
保尔很快就收拾停当了。床头上挂着他的毛瑟枪，这支枪太重了。他从桌子里取出奥库涅夫的勃朗宁手枪，放进口袋里。他给奥库涅夫留了一个字条，把钥匙藏在约定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