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报仇总不晚
春天的上海，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细想想，1917年时，黄金荣已满虚岁四十九岁了。在南方人的传统观念中，四十九岁就应该过大生日了，因为南方人盛传一种“做九不做十”的传统。同样在1917年春天，黄公馆钧培里落成，在这双喜临门的季节里，黄金荣决定热闹一番。因为这是黄金荣展示其地位和在上海滩人缘的一次机会。就这一点来说，黄金荣有必要将这两门喜事热热闹闹地操办起来。
前一周，黄金荣便下令自己的手下广发请帖，什么上海的军政要员、名商富甲，还有社会名流，基本上都接到一份请帖。其实，黄金荣也不是一味地“高攀”，他下面的得意门生和徒弟也都能收到他的请帖。单单这招待费就是一笔天文数字。但黄金荣是有头脑的人，他请来的都是有钱有势，或者是生活宽裕的门生弟子，他们上门不带红包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黄金荣一边利用这双喜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同时也可以向富甲和门生们“打秋风”。
新宅落成前一天晚上，钧培里便门庭若市，被挤得水泄不通。黄宅总管和一些门生不停地抬着大大小小的箱子进入黄宅，里面银元碰撞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
喜事一直持续了三天，第一天是接待上海社会上的上流人物，什么高级官员、巡捕房头头、巨富巨贾，都是第一天参加筵席。后两天，就是黄金荣之下的人，这些人很多，礼金也相对较少，什么巡捕房的跟班，黄金荣手下有能力的门生等，他们都来巴结黄金荣。为这些人，黄金荣摆了上百桌，花了两天时间应酬。一时间，黄宅的大喜事成为上海老百姓关注的焦点。
这时候，黄金荣的自信和自豪感可以说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无疑，这是黄金荣人生中的一个小高峰。就在这“一切顺心”的背后，黄金荣要面对的现实又出现了。这是什么事呢？让我们来好好看看。
在旧上海，男人追求的无外乎就是两样东西——金钱和女人。到现在，黄金荣对金钱已没有什么好奇心。在他年轻时，他找过不少女人，按道理说，他应该对女人也不再有神魂颠倒的冲动，但是，当一个女人出现之后，黄金荣的心理平衡被打破了。他想再追求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当时在上海红极一时的京剧演员吕美玉。
两年过去了，这是1919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天空中弥漫着彩雾一样的细雨，整个上海像沉浸在蒸汽的世界里一般，让人感到压抑，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并没有平日里的生机，人们在按部就班地行走着。在淡淡的细雨中，人们的心情也渐渐笼罩上一层薄薄的迷雾。从远处看来，黄金荣一动不动地坐在钧培里的客厅里，他想说话，但房子里只有自己一个人。他不时地看着桌上的香烟盒，不时地眯一眯眼睛。
在这一片死寂般的安静中，突然一个用人哼着小调直穿向客厅过道，打算进厨房。突然，他的脚被什么人绊了一下，实实地向前窜了几步，于是他便破声骂了起来。这时，另一个人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将他拖到旁厅：“嘘！别大声，老板现在心事重重，你看不出来？”被绊倒的用人道：“怎么了？老爷还有什么事不顺心？”那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华成烟草公司生产的美丽牌香烟的烟盒，一边指着上面的美人肖像一边悄悄地告诉他：“老爷喜欢上这美人了，但现在弄不上手。”之后，家中人才知道，黄金荣第一次看到这美丽牌香烟上的女郎，便对她倾心，渴望拥有她。
现在，黄金荣已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而且是洋人巡捕房的督察长，有几个华人能有这样的地位？他再也不是街头游走的瘪三。因此，现在要夺女人，一定要用“体面”的方法，不然就有失“体统”了。为此，黄金荣决定先找机会，然后再打入吕美玉的人脉，之后再下手占有她。
正在计划之时，突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黄金荣刚刚送一些金银首饰给吕美玉，便遭到拒绝：“黄老板不知，我已有意中人，他就是法租界内的华董兼华人商团董事长魏廷荣。”黄金荣听到这里，马上强颜欢笑：“这样？那我们一样是朋友，你就不必拘礼了。”黄金荣与吕美玉简单说了几句，然后就转身回府了。在路上，他咬牙切齿：这魏廷荣小儿，让我丢尽颜面，总有一天我会出这口恶气的。
事实上，在情场上拼斗，黄金荣是根本不如魏廷荣的。一方面，魏廷荣年轻，长得有模有样，而且是堂堂的上海买办巨商魏葆三的儿子；而黄金荣，肥头大耳，满脸麻子，一身俗气，说话没有水准，言语里带着脏话，一副流氓地痞的作风。另一方面，魏廷荣是华董兼华人商团董事长，地位丝毫不比黄金荣差，他也是洋界内呼风唤雨的人物。此外，魏廷荣是正规的法国留学生，才华横溢，风度翩翩，这是黄金荣怎么也无法企及的。
黄金荣丢了面子，于是他决定再施展计谋，那就是“先下手为强”。
吕美玉被魏廷荣抢走之后，黄金荣就积极联系法租界内的华人董事。但是，这些人并不买他的账，因为从前他们之间就有摩擦。现在又知道吕美玉的事，他们反而与黄金荣划清界限，与魏廷荣紧紧地抱成一团。他们很快就对黄金荣发起正面攻击。
华董们大多是法国留学生，他们与法国人靠得近，魏廷荣利用这一条件，在法文报纸《真理日报》上大肆诋毁黄金荣，说他非法买卖鸦片、私开赌场、绑架杀人等行径。这让黄金荣更加愤恨不已。他还公然向法国外交部提起告文，说黄金荣勾结腐化法租界刑事科长，拉拢法捕房总监费沃利一起狼狈为奸，做鱼肉百姓的坏事。一系列的状告举动之后，法国政府非常重视法租界当局与黄金荣的关系。经法国政府的调查后，决定将法租界巡捕房总监费沃利免职，重新调任中校伯尔继任法巡捕房总监。
黄金荣坐在房间里几天没有出来，他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这样地愤愤然了。因为他想让手下除掉这个眼中钉，但是，他却在法国政府的严密监视之下。于是他只能仰天观望，看着正值中天的太阳，黄金荣紧紧地攥着拳头：“姓魏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等着！”说完，他紧锁的双眉微微地震颤了一下，只见天际间飞起一群候鸟，瞬间消逝在天空中。
为这件事，黄金荣足足忍受了十年时间，十年之后，他果然下手了。
一个骄阳灼天的上午，在朱葆三路（今溪口路）与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交叉口处的中法银行内走出一个举止潇洒的中年男子，他身边有三个嬉笑着的幼小子女。四人走出中法银行，中年男子打开一辆自备轿车的车门，三个孩子跳上车后座，男子走到驾驶室，开车向西驶去。
等车拐过一个弯道，进入一条安静的大街时，街上横站着四个大汉，他们手持着枪，将车叫停。那男子马上就要往外跳，但是被一个大汉狠狠地按住了。他们上了车，坐进驾驶室，并将两个孩子扔出车外。男子拼命挣扎，大叫：“你们要干什么？”车子很快驶过民国路（今人民路），另一个孩子也被扔出，男子被强灌了一碗迷魂汤。车子直奔南市码头。到码头边，芦苇丛中摇出一只小船来，这四个大汉将昏迷的男子抬上小船，送到南汇六灶的一个地保家里藏匿。
1929年7月 24日，上海各家报纸都刊登一条新闻：上海巨商、社会名流魏廷荣被绑架。我们看到这里，便极容易推测出幕后主使是谁，如果不出意外，我们的猜测是不谋而合的。对！他就是黄金荣。
黄金荣蓄积了十年的仇恨终于能一泄而快，到底是什么人让他这么顺利地报仇了呢？原来，这人既不是魏廷荣的仇敌，也不是与他有过节之人，而是他的连襟赵慰先。之后，赵慰先被巡捕房抓获，但他矢口否认自己与这起绑架案有关。他说：“自己绑架自己的亲人，你们说这可能吗？”但巡捕房是拿证据说话的，他们通过审问他的同伙，才确认无疑，赵慰先是绑架魏廷荣的参与者之一。
在魏廷荣被绑架一个月之后，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天祥花园魏宅连续收到几封匿名信，其中一封说到魏廷荣的绑架事宜。其中说：魏老板被绑架是一个“家人”所为。他是商团教操官，是自己人，只是手头没钱，所以做了昧良心的蠢事，绑架自己连襟。
魏府中人看了之后，都面面相觑，不知道是哪个“家人”所为。而且匿名信又不能作为合法证据，因此巡捕房很难就此实施行动。案子进入僵持阶段，直到一年零八个月之后，巡捕房处理了一件敲诈案，抓获一个名叫蔡维才的人，才将赵慰先绑架连襟的案子重新调出来。
后来，魏廷荣告诉大家，自己连襟绑架他的意图很简单，就是要获得一笔敲诈费。
赵慰先本来是法国留学生，在法国圣西尔陆军大学骑兵科，归国后失业三年，非常窘迫。于是在亲戚的介绍下，认识了魏廷荣，两人一见如故。魏廷荣安排他在自己的中法银行上班，并让他住在魏宅之中。时间一长，赵慰先与魏廷荣的妻妹朱九产生恋情。最终，赵慰先与朱九结婚。但是，赵慰先是离过婚的人，他一直隐瞒着对方。而且，结婚之后整天以赌为生，让朱九非常失望。在几次争吵中，朱九又知道他以前不光彩的事，便后悔当时与他结婚。
魏廷荣知道之后，便常常对赵慰先冷眼相待，让他坐冷板凳。就这样，日久生恨，赵慰先心中生出歹意来。这件事被黄金荣手下探知，于是黄金荣来找他，说给他一笔钱，让他“办事”。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之下，赵慰先铤而走险，决定绑架魏廷荣。这样，就有了“魏廷荣绑架案”。
来来回回，这案子闹了九年时间，先是赵慰先被抓，然后赵慰先又指控魏廷荣诬陷，逼得巡捕房又把魏廷荣抓起来。最后，在当面对质和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赵慰先才承认罪过。
事情过去之后，魏廷荣长长叹息一声：“黄金荣，你果然不好惹！”
第二节小杜起城南
在民国初年，黄金荣已发展成上海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与此同时，他的另外两位并肩作战的兄弟杜月笙与张啸林也渐渐羽翼丰满。在民国刚刚开始的十年间，他们被并称为“上海三大亨”。这三人关系密切，而且有师生好友的情谊，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专门介绍一下杜月笙与张啸林的情况。
清道光十四年七月十五日（1888年8月22日），杜月笙出生于上海浦东高桥镇。这一天正好是农历十五，旧称“中元节”，传说是鬼的生日。其父杜文卿便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月生”，意思是“中元节时所生”。
1889年，上海瘟疫横行，城乡死者无数。大灾盛行的同时，天公又不作美，当时，上海连续大雨纷飞四十多天，弄得仓库内存粮大部分发霉糜烂，百姓苦不堪言，饥荒越来越严重。
杜母朱氏只好抱着刚满周岁的杜月笙一步一挨地走了几十里地，前去杨树浦投靠自己开米店的丈夫杜文卿。但时值粮食短缺，价格飞涨。等店里粮食卖完，自己便再没有能力进货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朱氏夫人只好到杨树浦地方上的纱厂上班，用她病怏怏的体力劳动来换取孩子的温饱。
1890年夏天，上海再次出现天灾，全城到处流行起霍乱来。虽然病毒没有传染到杜家来，但是杜母朱氏却在此时生产了一个女儿。由于家庭条件实在跟不上，朱氏夫人很快就因营养不良和身体过度虚弱而死去。杜文卿悲痛欲绝，倾其所有给夫人买了一口白皮棺材。尸体被放入棺材之后，他又没有钱给她下葬。于是杜文卿就将棺材放在自家的田埂上，然后用田里的稻草将其掩盖。
送走朱氏之后，杜家已没有管事的女人，于是杜文卿又娶了一个张氏女子。就这样，杜月笙又有了一个继母。
1892年深秋，杜月笙五岁时，上海一带大旱，到了腊月，天降暴雪，气温陡降，杜文卿不能适应环境，突然生病。还没有等医生到来医治，他便一命呜呼，撒手西去了。
杜文卿死后，张氏夫人痛哭了一场，然后她拿出家中所有的积蓄，和杜文卿的前妻一样，给他也买了一口白皮棺材，将他与朱氏夫人放在一起，用稻草覆盖上。数年之后，两口棺材之间长出了一棵黄杨树，枝繁叶茂。杜月笙得势之后，他曾多次请教风水先生，想将自己父母的葬墓迁到别的地方去。但找了几位老风水先生，他们都说不能迁动，因为这田地本来就是一处寅葬卯发的血地，只可浮葬，不能入土，只要入土，风水就会被破坏。再者，这棵黄杨树是杜家子孙香火不断的根脉，万万动不得。
杜月笙本人非常在乎风水吉凶，听几位先生这样一说，他便不敢再动父母的墓葬，只能任其在风雨中飘摇，在霜雪中敲打。
1893年，杜月笙已经六岁，为了不耽误孩子的前程，张氏省吃俭用，终于凑足学费，让杜月笙去学堂上学。就在杜月笙朦朦胧胧地接受书本知识之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封建统治势力遭到进一步削弱，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殖民主义一点一点地侵蚀着无辜的老百姓。这时，张氏辛辛苦苦经营的米店生意也不行了。最后只落得个关门大吉的惨淡局面。杜月笙不能再上学，张氏带着他从杨树浦回到高桥镇。
家庭生活越来越没有规律，但张氏还是每月省下五角钱，供杜月笙上私塾。杜月笙连上了三个月学，到第四个月时，张氏实在拿不出钱来，于是抱着小月笙在家里痛哭了一夜。从此杜月笙便告别了短暂的学生时代。试想想，他在杨树浦上了两个月私塾，在高桥镇上了三个月，一共只有五个月时间的学生生活，难怪在杜月笙发迹之后，很是难过地对人说：“在我的一生中，我只上过五个月的学。”
平静的生活只维持了两年，1895年那年，疼爱杜月笙的继母张氏突然失踪，找不到张氏的杜月笙一边啼哭一边寻到外婆家。外婆见他一阵问讯后，自己也哭起来。从此，杜月笙由外婆照顾。在外婆家里，杜月笙一直生活到十三岁。
1902年春天，在村里已是“臭名远扬”的杜月笙说服了外婆，准备去上海滩闯荡。外婆一直跟在两手空空的杜月笙后面，她想挽留他，但怕他伤心。走到村外，杜月笙转头对老外婆道：“外婆，我现在去大上海闯荡，以后成了大人物，看他们有谁敢看不起我！”外婆摇摇头：“孩子，只要平安就行，不要吹大牛，外婆就希望你一辈子安安稳稳，就够了！”就完，她便泪流满面。杜月笙急忙跪下：“外婆，我一定争气。”说完，他就在地上磕了三个头，站起来道：“好了！你回去吧！”外婆刚刚要说话，他就已经向着前方飞跑起来，一边跑一边大喊：“外婆，你等好消息吧！我一定会回来的。”
1904年，日俄开始在中国东北行动，事态震惊上海。黄兴等人建立的华兴会在湖南起义宣告失败，民众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同时，美国人虐待华人事件引起中国人强烈的愤慨。在这一大背景下，杜月笙在上海刚刚站稳脚跟。这年他十七岁，在一家名叫鸿元盛的水果行当学徒。
此时，上海大街上游行示威群体时常出现。杜月笙一看到大群的人走在街头，举着标语，他心中就痒痒。于是他大步走进人群，装模作样地喊着口号，胡乱玩耍。但是，水果行老板发现之后，觉得杜月笙是个惹祸的根，于是二话不说，就将其开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