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走的时候，只给他留了两个月的生活费。我看他站在一大堆衣着光鲜的学生群里，因为素朴而显得那么的落寞和孤单，多么像刚入大学时的我，因为卑微，进而自卑。我笑笑，说，北京是残酷的，也是宽容的，只要你用心且努力，你也会像姐姐那样，自己养活自己。我知道年少的弟弟，对于这句话，不会有太多的理解，他只是难过，为什么那么爱他的姐姐，在北京待了几年，便变得如此地不近人情？
一个月后，弟弟打过电话来，求我给他找份兼职。我说，你的同学也都有姐姐可以找吗？他是个敏感的男孩，没说什么话，便啪地挂断了。顷刻，母亲的长途便打过来。她几乎是愤怒地说，你不给他钱也就算了，连份工作也不帮着找，他一个人在北京，又那么小，不依靠你还能依靠谁？！我不知道怎么给母亲解释，才能让她相信，我所吃过的苦，他也应该能吃，因为我们都是乡村里走出来的孩子，如果不自己走出一条路来，贫困只会把所有的希望都熄灭掉，而且留下无穷的恐惧。
我最终还是答应母亲，给弟弟一定的帮助。但也只是写了封信，告诉他所有可以收集到兼职信息的方法。这些我用了四年的时间积累起来的无价的“财富”，终于让弟弟在一个星期后，找到了一份在杂志社做校对的兼职。工作不是多么的轻松，钱也算不上多，但总可以维持他的生活。我在他领了第一份工资后，去赖他饭吃。他仔细地将要用的钱算好，剩下的，只够在学校食堂里吃顿“小炒”。但我还是很高兴，不住地夸他，他低头不言语，吃了很长时间，他才像吐粒沙子似的狠狠吐出一句：同学都可怜我，这么辛苦地自己养活自己，别人都上网聊天，我还得熬夜看稿子，钱又这么少，连你工资的零头都不到；我笑道：可怜算什么，我还曾经被人耻笑，因为丢掉50元钱，我在宿舍里哭了一天，没有人知道那是我一个月的饭费，而我，又自卑，不愿向人借，可还是抵不住饥饿，我在学校食堂里给人帮忙，没有工资，但总算有饭吃。你在现实面前，如果不厚起脸皮，是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的。
那之后的日子，弟弟很少再打电话来，我知道他开始“心疼”钱，亦知道他依然在生我的气，因为有一次我打电话去，他不在，我说那他回来告诉他，他在大学做老师的姐姐打过电话问他好。他的舍友很惊讶地说，他怎么从来没有给我们说过有个在北京工作的姐姐呢？我没有给他们解释，我知道他依然无法理解我的无情，且以这样的方式将自己原本可以引以为傲的姐姐淡忘掉。就像我在舍友们谈自己父母多么的大方时会保持沉默且怨恨自己的出身一样。嘲弄和讽刺，自信与骄傲，都是要经历的，我愿意让它们一点点地在弟弟面前走过，这样他被贫穷折磨着的心，才会愈加地坚韧顽强。
学期末的时候，我们再见面，是弟弟约的我，在一家算得上档次的咖啡吧里，他很从容地请我“随便点”。我看着面前这个衣着素朴但却自信满满的男孩，他的嘴角，很持久地上扬着，言语，亦是淡定沉稳，眉宇里，竟是有了点儿男人的味道。他终于不再是那个说话吞吐遇事慌乱的小男生，他在这短短的半年里，卖过杂志，做过校对，当过家教，刷过盘子，而今，他又拿起了笔，记录青春里的欢笑与泪水，并因此换得更高的报酬和荣光。他的成熟，比初到北京的我，整整提前了一年。
我们在开始飘起雪花的北京，慢慢欣赏着这个美丽的城市。我们在这座城市，为了有一口饭吃，曾经一次次地碰壁，一次次地被人嘲笑，可它还是温柔地将我们接纳，不仅给我们的胃，以足够的米饭，而且给我们的心，那么切实的慰藉和鼓励。
没有残酷，便没有勇气，这是生活教会我的。而我，只是顺手转交给了刚刚成人的弟弟。
应聘
◎文/谢庆浩
这世界上有种不能拿来试验的东西，叫“尊严”。
下岗了，整天闲着无所事事，我便在家门口旁的树阴下摆个象棋摊儿与人厮厮杀杀打发时间。
母亲看不惯，总是啰里啰嗦地责怪我玩物丧志自暴自弃没志气，就像谢庆浩下象棋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值得上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曝曝光似的。听得多了，我便烦了，这回母亲又例行公事般责怪一通，我张口就说：“妈，其实我也不想这样，我一直都在努力，只是拗不过命运罢了。有时候我很想爬到高楼上跳下去，如果有人赌我10万块，把这钱全给了您养老后，我就毫不犹豫地这样做……”
母亲听了，泪水簌簌而落，哽咽着说：“给我千万我都不要！娃，妈妈只希望你可以找份工作好好做人哪……”
妈的话锥子一样刺醒了我。是啊，该找份工作好好做人，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了，总不能待在家里靠母亲那份微薄的退休金过日子吧？亏你时常把那首《男儿当自强》挂在嘴边不放呢，没出息！下岗有啥大不了的，俗话说得好，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又何苦定要在这棵树上吊死呢？我狠狠地扇了自己两记耳光，把象棋扔进了垃圾桶。
第二天一早，我揣着毕业文凭去了人才市场。人才市场里人头攒动，一个招聘摊位前，动辄都是上百喧嚷着的应聘者，整个一片僧多粥少的严峻局面。一次次排队苦候，一次次鼓动唇舌喋喋不休地推销自己，却又一次次徘徊在成功门外。
跑了一个多月，碰得焦头烂额却仍一事无成。正当我心灰意懒要上街蹬三轮车的时候，好友东给我介绍了一个招聘库料总管的外资企业。仅仅一个名额啊，三百多人逐鹿招聘摊，到底谁会是最后的赢家呢？心里一点底儿也没有，但我已决定去试一试了。有一线希望，就该做一千倍的努力嘛，机遇是不能白白错过的。
三百多人参加的笔试中，我考了第五名。
接下来的面试由这家外资企业的总经理犬养先生亲自坐镇。犬养先生端坐在招聘桌后，板着冷酷的脸，用他那藏在金边眼镜后的小眼睛扫视了一遍五个参加面试的应聘者，说：“今天的面试很简单，由于我比较喜欢中国象棋，我就依次同你们下一盘吧，以输赢决定招聘结果。你们谁先请？”
我怔住了，其余四位应聘者也全都怔住了。
思忖了片刻，第一位应聘者坐到犬养先生面前，说：“您请。”象棋已摆好，犬养先生提笔刷刷写下几个字，推到他的面前，说：“我一向只习惯同日本人下棋，这‘东条英机’的纸条请别到衣襟上，你就代表这个日本人同我下一盘吧。”这位应聘者迟疑了一会，问：“这是贵公司的规定？”犬养先生说：“我是公司的总经理，我的规定也就是公司的规定。”
第一位应聘者不再言语，十分钟后，他败了下来。第二位应聘者也输了，第三位应聘者和第四位应聘者则赢了犬养先生。
轮到我了，犬养先生依然面无表情地提笔刷刷写好第五张“东条英机”的纸条，推到我的面前。我说：“能否借您的笔一用？”犬养先生点点头。我提笔飞快地写下“艾森豪威尔”五个字，推到犬养先生面前。“总经理先生，棋桌上有的只是棋友，而无上下、高低之分。友者，平等也，我代表‘东条英机’，可以，您也请代表一下‘艾森豪威尔’。”
犬养先生一听，呆板的脸上立刻充满了笑意。他站起来，赞赏地说：“好！先生，这盘棋您赢了，您赢得的是民族的尊严。各位都是有着大专以上学历的人，相信总不至于连“东条英机”是什么人都不知道吧？他发动了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可是你们却为了一个工作和一份稍微可观的薪金居然让他的名字别上衣襟，这样做，会伤害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伟大民族的尊严啊！我是日本人，但我佩服懂得民族尊严的勇者！”
顿了顿，犬养先生兴奋地拉着我的手，说：“恭喜先生，明天就欢迎您到本公司上班！”
我低头沉思了一会，轻轻挣脱犬养先生的手，平静地说：“谢谢，总经理先生。不过，我已下定决心辞职……”
犬养先生愣住了。
他不解地问：“为什么？”
“什么也不为。”我看了身旁四个脸作惊愕状的应聘者，沉默良久，说，“只因为这世界上有种不能拿来试验的东西，叫‘尊严’。”
第二天，我上街蹬起了三轮车。
沉默的代价
◎文/佚名
若想获取别人的认可，那就先改造自己吧。如果连这点努力都不愿付出，又怎么能奢望什么成就什么光环呢？
以前有位同事得到的年终评语是：业务出色，态度认真。以后在表达上需要再接再厉。
原来他什么都好，就是终日寡言少语，再加上一脸肃穆表情，给人一种捉摸不透的感觉。既然摸不透，就要多加防范。因此只要他在场，空气就格外凝重。
话太少，会吃大亏。进公司三年，眼看着其他同事纷纷升职，唯有他原地踏步。原因其实很简单，所有的人都以为他是空气。如果不是想到他正在操办的项目，老板根本就想不起还有这个人。开会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上班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七嘴八舌地闲话，唯独他在角落里沉默。最绝的一次是公司组织集体活动，老板数来数去发现少了一个人。这一次他说话了：还有我。
在大公司做事，会因为许多稀奇古怪的事而伤心。英文不好要伤心，学历不漂亮要伤心，长得丑要伤心，说话不懂得轻重要伤心，话太少就更要伤心了。
伤心也是活该，谁让你没顾及别人的心情呢？所有的人都在讲笑话，只有你木着脸。是你觉得这个笑话太低俗吗？是你和讲笑话的人有过节吗？是你对这种氛围很反感吗？或者是你自觉高人一等？
莫名其妙，让人生了这么多芥蒂，恐怕这是话少的人绝对想不到的。
最近遇到一个保险公司的高级代表，才28岁，就已经做到华东区销售总监的职位。接触下来，我感觉到她最大的制胜法宝就是话多。和我刚认识10分钟，她已经从她老公手机上的可疑短信讲到她最近在看的中医门诊，并且热情地把号码抄给我，让我有备无患，说不定什么时候能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帮人就是帮己嘛！”她还不忘剖析自己，“我这个人，智商不高，但情商挺好，人家和我呆在一起时总是挺开心的。”的确如此，她的许多客户如今都成了她的朋友。
正在就读MBA的老同学如今主攻的就是“表达自己”。他的老师不仅逼着他们大声说出自己的观点，并且鼓励他们站起来说，甚至站在桌子上挥着手臂说。如果不说，就不给学分。一向不喜欢在课堂上回答问题的他，为了对得起高昂的学费，只好向自己宣战。
若想获取别人的认可，那就先改造自己吧。如果连这点努力都不愿付出，又怎么能奢望什么成就什么光环呢？
敞开你的门
◎文/真柏
是的，只要随时敞开你的门，机遇就会悄悄地溜进来。
那一年，我大学毕业进了一所设计院。我们这所设计院的办公条件很好，整整占据了一个楼层，从院长到普通的设计员，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单间办公室。
或许是设计院的办公条件太好了，也或许是我们的工作特别需要安静的环境，反正大家都习惯于关起门来工作。因此无论何时来到我们的设计院，走廊上总是静悄悄的，一片静谧。
可是，刚刚迈出校门的我，却很不适应那样的环境。我在大学里是有名的活跃分子，平时总是喜欢和朋友们闹在一起，要我一个人关起门来工作，那还不被憋死！我希望能和同事们有更多的交流，于是，每天一到单位，我就把办公室的门开得大大的。然而整整一周过去了，却很少有人走进我的办公室来串门。即便这样，我还是坚持每天开门办公，因为我觉得，开着办公室的门，至少在心理上不会感觉那么的憋闷。
一天，终于有一位女同事跑进我的办公室来了。她说有批新到的书需要搬上楼来，想请我帮忙。我二话没说，立即跟她下楼，很快将8大捆书一一搬上了楼。
慢慢地，走进我办公室来的同事们逐渐多起来了。当然，他们并不是来串门聊天，而是有工作需要我配合，这对我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作为刚进单位的新人，我最怕的是无所事事，只要能和大家多交往，哪怕多做点事，多吃点苦也无所谓。
一个月很快过去，我也和大家混熟了。因为我的办公室总是开着门，大家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总是会第一个来找我。我感觉自己在院里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人了，这种感觉很好。
某天，院长手里拿着一沓稿纸，急急地从我办公室的门前走过，看到我的门开着，他突然又退了回来，对着我说：“那个，你……”
院长显然对我还不太熟悉。我赶紧站起身来，说：“许院长，我叫林友光，是刚刚从浙江大学毕业到院里工作的。您有什么吩咐？”
“哦，小林。”许院长看了我一眼，问：“你打字快吗？我这里有一份材料，下午开会就要用的，得马上打印出来。”
我们设计院的规模并不大，因为大家都非常熟悉电脑操作，因此也就没有设专门的打字员，平时有什么材料要打印，院长都是临时抓差的。
“没问题，许院长，我一会儿就能打好。”我胸有成竹地说。
一个小时后，我把那份8000多字的材料打印整齐，送到了院长室。许院长接过材料，满意地点了点头。
从此以后，除了同事们经常会找我帮忙，许院长也经常走过来，吩咐我做一些过去他总是叫别人做的工作。
有一天，许院长突然从他的办公室给我打来电话：“小林，你把手头的工作先放一放，下午跟我出去办点事。”原来，他要去和一家委托我们设计院做设计的单位谈判，需要一位做记录的秘书跟随，而办公室的秘书小姜那天正好有事请假没来上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