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季氏的宫室，也不安全了，费邑人似水银般，从四面八方涌过来，转眼，就汇聚成了一大片。个个攒足了劲儿，人人铁定了心，抡圆了胳膊，拼力挥砍，抻长了手臂，狠命射箭。
三桓和鲁定公慌里慌张跑到宫室内的武子台。可是，台好上，下台难。费邑人围拢过来，团团困住高台。虽有卫士重重保护，费邑人一时攻打不下，可是，时而有奋勇者，会冲到台旁，飞刀抡舞，让人惊心，时而有善射者，会射出猛箭，凛然生风，让人胆寒。
刀戟响彻耳畔，血腥渗入骨髓，三桓相觑失措。
箭簇落到身边，寒意落到心上，鲁定公面色苍白。
就在这水深火热之时，孔子出现了。
不知他是原来就在，还是后来赶到，总之，他急命两位守在武子台上的大夫，下台挥军，反攻费邑人。
曲阜人也被发动起来，联合国家军队，四处追打费邑人。毕竟是自家地盘，地形、地势都熟悉，河道、河谷都了解，追打时，快捷方便，顺风顺手。
费邑人有些始料未及。曲阜人未反抗时，他们兜头就打，打得又结实又欢实；曲阜人反抗后，他们抱头就逃，逃得又机智又机灵。
曲阜人向东追击，一直追到姑蔑，在距首都45公里地的这个地方，停住了脚，任费邑人自去了。公山不狃和叔孙辄，混迹在残军中，猫腰弓背，跨越国境，进入了齐国。
费邑的城墙，终于被拆毁了。
郈邑和费邑已毁，唯余成邑。成邑的主人孟氏，态度暧昧，行止含糊。
他的犹豫，一如锯齿的拉动，错错落落；他的困惑，一如树枝的横斜，参参差差；他的担忧，一如水渣的浮沉，荡荡悠悠；他的隐痛，一如橘瓣的筋络，丝丝拉拉。
孟氏的家臣，也和孟氏，是一般心思，一种肝肠。
在孟氏家，气氛格外融洽亲厚，主臣合心，上下合意，内外和睦，远近和气，远远不同于季氏家和叔孙氏家。
因此，成邑的邑宰公敛处父，率先反对扒墙。
公敛处父郑重其事，仰着脖颈子，对孟氏说了一通“官方话”城墙不能拆，成邑位于鲁国北部边境，与齐国接壤，一旦堕都，齐国人必会逼近北大门，这等于是自毁国防，自断防御圈。
孟氏默然不语。
公敛处父情深意切，贴着耳根子，又对孟氏说了一串“私房话”城墙真不能拆啊。成邑是什么？不就是孟家的保障，孟家的老底吗？若成邑没了，孟家又能有几天？
孟氏恍然大悟。
堕都计划进行到这一步，孔子抑三桓、强公室的深意，终是被揭破了。孟氏见道未明，信道未笃，也终是坚定了保存封邑的决心。
公敛处父肝胆相向，掏着心窝子，又对孟氏说了一席“慷慨话”您是孔子的学生，不能违逆师意，您就不露面，假装啥也不知道，我来处理，我反正不拆。
孟氏欣然而从。
公敛处父在鲁国的勇士中，是佼佼者，勇魄智能，堪与阳虎匹敌，阳虎叛乱时，他曾冲锋陷阵，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了孟氏。此刻，他再一次走到了台前。
在捣毁成邑之墙时，公敛处父表面上大声呼吁，积极参与，喊得起劲，冲得卖力，可是，只是言论上的激昂，只是形式上的猛烈，并无实打实的攻杀。
季氏和叔孙氏，起先有所不明，稍后也都有悟，因此，不予干预，冷眼坐视。
情况发生了逆转，成邑之毁，原以为是一场遭遇战，不料却变成了一场持久战，突袭的战场，也变成了胶着的战场。
秋初时，双方对峙在深草中、蛙鸣中，汗流浃背、热火朝天。
秋盛时，双方对峙在野径下、鹭影下，往来冲杀、尘翳重重。
冬初时，双方对峙在雪塘旁、雉羽旁，喘着粗气、忽冷忽热。
冬深时，双方对峙在篱落间、雀迹间，打打停停、寥落冷寂。
从秋到冬，白日长时，他们打，蛱蝶乱时，他们打；梅子黄时，他们打，杏子肥时，他们打；菽香荡时，他们打，苎麻枯时，他们打；白雨坠时，他们打，白雪飘时，他们打；池月明时，他们打，天霜浓时，他们打……
打来打去，一直打到十二月份，还是未见分晓。三桓坐得稳稳当当，鲁定公沉不住气了，亲自指挥军队攻袭成邑，但仍未攻下。
转眼就是次年春天了，成邑依然高高屹立。
桃花开了，又落了。一树一树的花瓣，一朵一朵地扑灭；一树一树的香雾，一层一层地洇远；一树一树的颜色，一帘一帘地飞散。
曾经的繁华与锦簇，曾经的氤氲与浓郁，重重复重重，深深复深深，而今，却于刹那间，纷然而坠，碾化成泥了。
落红阵阵，仿佛叹息；飞白幽幽，犹若怅惘。
在这落花的时节，孔子的心情，大概也不会很好吧。堕三都失败了，作为一力主张者，他势必是要有所承担的。
其实，堕三都虽然告败，但在一定意义上，孔子仍是成功的。
在堕都事件中，三桓沉陷于身体的躯壳中，沉陷于一己的欲望中，所见者，多私利，所闻者，多私语；孔子则俯瞰于精神的无极中，俯瞰于众生的希望中，所见者，唯公道，所闻者，唯公论。
孔子之谋，是与狮谋爪，与虎谋皮，与隼谋珠，是为鲁国谋，更为民生谋，亦为三桓谋——纠三桓以正途。他能将郈、费二都堕下，已是石破天惊之举了。
三桓之谋，是与国谋权，与君谋位，与民谋利，是为自身谋。因而，他们久陷其身，对孔子之谋，既看不得，也听不得，暗暗作梗，才终使孔子未得彻底成功。
三桓冷落孔子了。
按照他们的逻辑，在三桓的战壕里，孔子不是一个好士兵；而在鲁定公的阵营里，孔子却是一个好将军。
这个定理，促使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孔子是敌人。
三桓中，最敌视孔子的，还是执政季氏。有一件往事，最让季桓子耿耿于怀。
这件事，有关鲁昭公，原委是：鲁定公的父亲鲁昭公，被季桓子的父亲季平子逼到了外国，在流亡八年后，客死异乡。季桓子他爸心狭，仍怀怨于鲁定公他爸，死了也要为难一下，发泄一下，不把灵柩葬在国君陵园，而是，葬在先君墓葬群的对面，就这样，一片墓地在道南，隆重庄严，一个孤墓在道北，衰落伶仃，眼巴巴望着，却永远隔绝。孔子看不下去，不忍心，一升任大司寇，就命人挖了一环形沟，将鲁昭公之墓，与先君墓葬群，圈在了一个范围内，合为一体。
在这糟心的时候，季桓子想起此事，便认定了孔子是胳膊肘往外拐，名义上，是三桓家的人，实际上，是国君家的人。
季氏开始对孔子使脸色了。
孔子因公务去拜访季氏时，先后几次，季氏都没个好脸，下巴耷拉着，眼皮耷拉着，拉老长，表情灰暗，面上像是蒙了一块不干净的塑料布。
季氏也开始对孔子使绊子了。
初仕时，孔子每提出政见，季氏都予以肯定和支持，“三月不违”。现在，孔子再施政时，季氏冷淡不悦，挑剔寻隙，情形像是挑刺，可是，根本就没有刺啊。
孔子病倒了。
不是病于肢体，而是病于精神。他的救国理想，遭受重创，他的救国渠道，就要断绝。他病于理想仍切进，而仕途却渐远，病于，对希望的追求。
鲁定公凡庸，但并不傻，他知道孔子掌权，对他，意味着什么。他不愿孔子被排挤，可他，又不敢声明，他只是亲自去看望，亲自去表达感情。沉默的感情。
孔子得知国君来了，卧床中，无法施礼，便让人将朝服覆盖身上，将佩带摆在衣上，正面朝君，以示尊礼。
想着不要流露出坏情绪，孔子虽一脸病容，身体沉重，但仍平和缓静，如轻风萦树，如细雨润土。
这种情怀，鲁定公或许不懂，孔子知道。但他更知道，人有表里，礼无表里。
孔子的立场，遭到三桓的质疑，但孔子的学识，依旧受到三桓的尊信。
季氏的费邑城墙，被毁掉后，邑宰公山不狃跑路，费邑需要一个新主管主持事务，季氏拒绝通过其他途径选拔邑宰，而是一头扎入孔门，从中网罗人才。最终，他瞄上了闵子骞。
闵子骞，其年三十九岁，小孔子十五岁，清苦仁孝，德行昭著，深得众望。
奈何，闵子骞不愿意。态度坚决，毫无通融。
闵子骞生性不喜做官，而且，他或已觉察到，孔子有去位之意，若老师去，他不愿独在，因此，更加坚辞季氏了。
子路是季氏的家臣，具体负责邑宰的任命，他强不过闵子骞，便举荐了子羔。
子羔，其年二十四岁，小孔子三十岁，矮小实干，貌丑耿直，是子路左右手。
奈何，孔子不愿意。态度激烈，连批带骂。
孔子是有隐忧的。费邑是大都，是鲁国第一大县，繁华昌盛有若首都曲阜，而子羔才二十出头，所学有限，他又觉得子羔愚笨，反应迟钝，恐难担当县长大任，应该多加学习，所以，他批评子路，这是在害人家孩子。
子路犟嘴，说在实践中，就能学会管理民生社稷的经验，没必要先读书习礼，然后再做官。孔子听他左一句右一句，呱啦呱啦，没完没了，觉得他急躁激进，有些生气，便责骂他，巧言强辩让人讨厌。
孔子虽是老师，但却是落魄的大夫，子路虽是学生，但却是掌权的家臣，因此，孔子反对无效，子羔还是上任了。
事实证明，子羔，是个干才，施政甚当，这让孔子惊喜不已。
然而，风雨很快来袭了。子路被撤职了。
子路，其年四十五岁，小孔子九岁，与孔子亦师亦友，虽吵闹，愈亲密，且是孔子的精神替身，是孔子的急先锋、孔子信念的实践者。他的离任，代表孔子的政治主张将无法予以实行。
孔子再度受到了打击。
鲁国贵族子服景伯，是孔子的拥趸，他来探病，悲伤中，透着愤慨，愤慨中，透着无奈。
叙谈间，子服景伯说，听闻您的学生公伯缭，是个告密者，他进馋季氏，中伤诋毁子路，才使子路离职了，对于这样的人，留之何用？我把他杀掉示众吧？
孔子连忙劝阻，说道，我的主张，能实行，是命，不能实行，也是命，公伯缭能把命怎么样呢。
孔子的想法是，公伯缭与子路，许是在政见上存在分歧，在权力上存在冲撞，远不至于要抵以性命。仁爱的施与，应如雨露，疏密均匀。
而况，公伯缭只是个引子，只是个饵，不过是赶巧勾起了季氏的疑窦。子路在堕三都时的急进，早就让季氏深怀戒心，迟早都是要起隙的。
至于子路的鲁莽，还有可能影响了堕三都的胜利，季氏就不会去考虑了。
孔子黯然，愀然。
子路既去，他的大司寇之位，也应去之不远了。桃之夭夭，凋之何速！芳华灼灼，灭之何切！
此刻的孔子，没顶于沉思中。他无从知道，他作为大司寇，所推行的慎刑，所倡导的无讼，在之后的几千年间，在错综的封建司法中，在流光与碎影下，在正史与野史里，在起伏的宏论中，在闪烁的片语中，已经形成了一种耀眼的人道传统。
其伟大，若万物生长；其蕴涵，若花苞怒放；其意义，若芳香流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