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541—604）即杨坚。隋朝开国皇帝。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北周贵族世家。581年以皇后父代周自立为帝。公元581—604年在位。587年灭后梁。589年灭陈，统一全国，结束西晋以来分裂格局。在位期间，改革官制，开始用考试选拔人才，改革府兵制度，推行均田制，扩大垦土面积，清查人口，对后世很有影响。后在病中为子杨广杀死。
隋炀帝（569—618）即杨广。杨坚次子。公元604—618年在位。即位后，大兴徭役，征敛苛重，开凿、沟通大运河，三次进攻高丽，人民受到深重灾难。统治晚年，各地爆发农民大起义，在兵变中被杀。
隋朝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王朝。但有隋一代，通常只承认文帝杨坚和炀帝杨广两个皇帝。毛泽东对他们谈论较少。只是在读史书或讲话时，对他们两人的作为有所点评，从中亦可见毛泽东对他们评价的高低。
《北史》卷十一《隋本纪（上）》称，开皇十八年（598）正月，杨坚下诏：“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江南诸州人，问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毛泽东读史时旁批有两处：一在“私造大船”处，批有“商业发展”；一在“悉括入官”处，批有“此不可能”。（《毛泽东史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1页）隋初民间自造大船，航行江海，毛泽东认为这有利于商业的发展。而杨坚下诏，强制执行制船业国有化，这其实是用政治手段处理经济，逆经济规律而动，当然是“此不可能”。因此毛泽东批评杨坚没有经济头脑。毛泽东读《隋书》卷二《高祖本纪下》对杨坚批评：“然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又不悦诗书，废除学校。唯妇言是用，废黜诸子。逮于暮年，持法尤竣，喜怒不常，过于杀戮”后，在天头写了四字批语：“蕴藏大乱。”（同上，第179页）显然，毛泽东认为隋王朝在盛时已埋下灭亡根源，杨坚对此应负有责任。
毛泽东看不起杨广。他在1959年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曾反复声明：反对平均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不能搞平调，不能积累太多，变成秦始皇就危险，十三年亡国，隋炀帝三十八年灭亡。后来他在一次会议上谈论历代中国皇帝，说一些大老粗的皇帝能办大事情。又说：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知识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
唐高祖因人成事者不善断，开国皇帝多难治家
唐高祖（566—635）即李渊。唐朝开国皇帝。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世族。袭父爵唐国公。617年以太原留守起兵反隋。攻入长安。翌年称帝。年号武德。公元618—626年在位。九年传位于次子李世民，自称太上皇。
李渊是唐朝开国皇帝。在毛泽东看来，他不是一个好皇帝。五代后晋刘晌修《旧唐书》，说李渊优柔寡断、专制独裁，杀害功臣，如帮助倡义的刘文静，信任吹牛拍马的佞臣裴寂，致使诸子问不和引起仇杀；后来还有突厥南侵直至长安附近便桥，幸亏有了李世民，否则要亡国了。毛泽东似乎相当认同这条评论，在天头上批了五个字：“遇事无断判”。（《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7页）
开国皇帝，马上夺天下，马下治天下，通常是雄才大略，可是李渊不行。李渊以贵族起兵反隋，长年躲在宫殿里养尊处优，见识浅，少谋寡断，而自己却自视甚高，刚愎自用。他的那种头脑简单产生的单向思维定势，最是易听轻言，“遇事无断判”。
毛泽东读《新唐书》卷六十九，于盛彦师、刘世让的故事颇有感叹。盛彦师参加李渊反隋武装，立有大功，后出任安抚大使，为徐圆朗所俘。徐圆朗很优待他，要他作书劝在城的兄弟降，他反而写了一封反降坚守书，但徐仍予以款待。徐圆朗败亡，盛彦师回来，李渊不分皂白，以为做俘虏不死，必有变节行为，“竟以罪赐死”。毛泽东在相关文字的天头上作了批语：“盛彦师名将，冤死。”（同上，第220页）刘世让曾是隋朝官员，归李渊后曾为薛举所俘，但坚决不降，受到李渊表扬。后来为对付突厥南侵，奉命赴前线崞城（今山西原平），突厥害怕他，故意制造刘世让里通突厥的谣言，李渊听了不加任何调查和分析，就杀死刘世让，还抄没全家。毛泽东也在刘世让传的天头上作了批语：“刘世让冤死。”（同上，第2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