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在“排座次”这个古老传统问题上，的确炸开了难于弥补的裂痕：上海集团以拥戴“革命元勋”孙中山的手段来压倒“首义都督”黎元洪。他们“顺利地攫取了全部要职，武昌集团除黎元洪得到副总统空衔外，中央政府总长未占一席”，据各种资料记载，“南京临时政府的人事安排，九个部的部长没有一个是首义参加者，武昌首义的领导人没有一个人进入临时政府。孙武跑到上海托人说情，想谋个陆军副部长的职位遭到黄兴的拒绝。排除首义功臣的直接后果是，一部分政治企图强烈的人游离南京，拉旗易帜，另立山头”，“多生怨望”。
尤其是“被排逐的下层革命党人和被裁撤的革命士兵，看着‘狗尾羊头亦巨公’，想着‘某某等今日富贵，非我等拼性命从何得来？既得志矣，竟置我等生死于不顾’，不能不恨从中来，两湖地区便一再掀起了激烈的反抗革命果实篡夺者的风潮”。（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自此，本来就在底下形成的拥黎（元洪）派、联袁（世凯）派、拒孙（中山）派的旗帜浮出了水而。
吴玉章在这方面显得洒脱。他在《辛亥革命》中自述：“内务部次长居正和秘书田桐看见我没有做官，感到非常抱歉，忙对我说：‘您来晚了一步，若早点来，怎么也有一个次长当的，现在部长、次长都安置完了，内务部的司长、局长或是参事，您任选一个吧！’我说：‘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做官，你们且不谈这些吧！’”对吴玉章这位同盟会员的超脱，孙中山甚感欣赏。因为孙中山自己搞共和革命，并没有想着要去做官才去搞的。所以，他看见老同志新思想的吴玉章从四川赶来见他、汇报工作，便要他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并对他说：“你来得好，现在正要收拾残局，很需要你来帮忙。”
诚然，出现上述“多生怨望”的原因也很多，不外几点：
第一，大部分革命党人不想再革命了。先是，他们和立宪派走到一起，认为只要倒满的目的达到；临时附和起义的君主立宪派，希望通过袁世凯稳定自己的禄位；等到孙中山回来了，他们又想通过他来取得职位；
第二，因为它是一个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权。资产阶级的反满革命人物很多也不愿革命了，但他们也需要一个能担当的议和总统，最合适的人选自然是孙中山；
第三，因此，他们昨天还在拥护君主，今天忽然“赞成共和”，许多立宪党人就这样成了“开国元勋”，而让下层的革命党却跌入在历来被谓之“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恶性循环中。《四十年来见闻录》有一则对话：
杨：“汉卿，你记不记得我们从前歃血为盟的时候？有道是不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今日血未干，言犹在耳，哦！交朋友原来是这样，兵权在手，就拿朋友开刀！……”李：“话说清楚了，朋友还是朋友，何必再提！”
杨：“什么朋友！我们革命革出鬼来了！他们专制的手段，比满清还要毒辣！（按：指黎元洪借袁世凯之手杀掉张振武一事）他妈的，震亚一息尚存，是要革命到底的。一次不成，再来两次，两次不成，再来三次、四次，你看……”话未说完，杨震亚立即被处死。
这些怨望者大多是被排斥的下层首义革命党人和被裁撤的革命士兵，上面说的杨震亚，他不过是质问武汉当局为何大肆捕杀“肇事军人”？被处决时又如何不公开？但主要根源在这次人事安排上忽略了这批下层首义党人。其实，按吴玉章的意思是“粥少僧多”的原因。
另一方面黄兴作为姜太公式的人物，也并无“封神榜”的思想，更不会闹出“一省六都督”的故事出来。据张鸣在《辛亥：摇晃的中国》一书写道：
辛亥革命，独立各省的政府首脑叫都督（按：都督是省长也兼本市市长）。一个省按理只能有一个省级的都督，多了就麻烦，但人家陕西却有六个。革命党人革命不怕死，但革命之后也一样不怕死。都督争夺战，在湖南发生（按：指立宪党人谭延阎与焦达峰、陈作新争当都督，最后谭将焦、陈谋杀了）、在江西发生、在福建发生……但是陕西人比较聪明，谁说都督只有一个？有官大家做，……新军的军官张凤翔做统领，他有办法，干脆封了六个都督，三正三副……
早在南北议和之前，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便在袁世凯的炮火下，通过了“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大总统”的决议，“充分地暴露了他们在革命初起的时候，就早已作好妥协投降的准备”。
就连坚持继续以暴力革命推翻清朝的黄兴——据1911年12月17日的《民兴报》报道：“黄兴电告汪精卫，只要袁世凯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袁氏无疑。”
当孙中山归国，黄兴拥护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因为革命需要革命家。他们之间有生死同盟之约：“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因此，在孙中山未回国时，对各省代表宣称：“免谈选举总统。”
孙中山是同盟会成员们的革命精神领袖，无可厚非。
但在人事安排上，黄对武汉共进会的人采取排斥态度，因为当初他们也在排斥他。黄兴与武汉孙武、张振武他们之间发生过不愉快的事，孙中山未必知道。张振武当时任军政府军务副部长，他思想激进，敢于言事，在汉阳失守、黄兴要放弃武昌时，他怒声道：
“敢言放弃武昌者斩！”作为战时总司令的黄兴，当然受不了这样的呵斥，而黎元洪、孙武在一旁也作壁上观，这对黄兴来讲，自有无地自容之感，他的自行辞职、出走上海，也当与此有关。现今由同盟会人来组建政府，而产生排除态度，是合情而不合理的事。但黄兴不是政治家，他的胸襟自然与常人一般无异。结果，连黄侃主办的《民声日报》也首先开炮发难：“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非同盟会之中国……”
共进会是脱胎于同盟会的产物，但武昌首义，主要是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干起来的，从心里不服同盟会。一直延续到袁世凯就任总统后，由门户之见发展为党见之争，甚至更加激烈。袁世凯与黎元洪也曾从中调解，但收效甚微。
关键人物是张振武。
张振武发现革命的果实被同盟会和立宪派的人出卖了，因此他在武昌国民公校开学典礼发表演说中说道：“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
张当时拥有将校团3000多人，黎元洪生怕他拥兵自重搞兵变，视为心腹之患，先是将他与孙武、蒋翊武同时解职，孙、蒋倘能“消极隐退”，张振武还是留下来当军务司的顾问，张振武不满意，黎元洪怕“三武”联合闹事，多次密函袁世凯，把“三武”等16名首义元勋调到中央工作，以化解党争。袁同意把“三武”、刘公等人调入中央，一概给予顾问官虚衔，张振武不满，对段祺瑞说：“我湖北人只会做顾问官是吗？”张约孙武回，孙武不肯，张是拥黎派，他认为孙已成为拥袁派，背叛首义同志，便欲脱离共和党，独自便返回武汉。
袁世凯也怕张振武坏了他竞选总统的大事，便派原民社派的共和党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等到武汉调解矛盾。他们在汉口嘉宾楼设宴招待张振武、孙武、黎本唐、蔡济民等五十余人。郑万瞻在席间说：“奉大总统之命来汉，实因鄂中时有暗潮，尤多误会。起义同志时起纷争，未免使旁观者暗笑，希望去除成见，融化党派。”
刘成禺从中协调，孙武和张振武握手言欢，张振武还在他筹资创办的《震旦民报》发布了《孙武、张振武原无意见之布告》。
不日，袁世凯请张振武进京，商量筹划屯垦、镇抚边陲事宜。黎元洪还给他4000元进京路费。8月12日，张振武向上海各报发表《调和党见敬告书》，对“党同伐异”的现象深感忧虑。因为蒋翊武主持的《民心报》拥护孙中山领导下的南京政府，与孙武主持的拥护黎元洪的《中华民国公报》遥相攻击，而共和党鄂支部机关报《群报》是拥护黎元洪的，又与张振武的《震旦民报》针锋相对。《大江报》也卷入了这场党争舆论。《大江报》发表了社会党首领江亢虎鼓吹无政府主义文章，被黎元洪查封，此前该报对拥袁的共和党“时加抨击，持论激昂”一如当年抨击清朝的风格，对共和党党魁黎元洪的攻击“尤为厉害”。
黎查封《大江报》，舆论哗然。如上海《民权报》、《民立报》一致责备黎元洪“违背国宪，蔑视人权”，“以专制时代所不敢为者而黎公竟然为之”。同盟会南京支部也表示遗憾：“共和国中，民命民权断不可任一二当道者随意蹂躏”。
《民心报》也发表蔡寄鸥抨击黎的文章，《哀大江报》称：“夫黎元洪不过一庸常人耳，英雄不出，遂令竖子成名。吾辈爱黎，亦不能为之讳。”
《震旦民报》在这时实由同盟会人支配，此时发表社评，诬指黎“在起义之时，匿避床下，汉阳失守，又弃城潜逃”。
《群报》则反唇相讥：“匿于床下，觉竖子不足与谋；弃城逃走，乃《空城计也》。”
武汉报界一时热闹空前，特别是《民心报》连续发表《床下英雄传》及《新空城计传奇》奇文之后，弄得黎元洪一个头两个大，至今亦难洗刷。因此，对张振武寄予厚望，认为只要他站出来平息门户之见，党见之争，就可求同存异，实现共和。所以，他资盘缠给张，也实出于此。
8月14日，张振武在北京德昌饭店宴请即将在京召开成立国民党的同盟会骨干，共和党与同盟会两党主要人物有张伯烈、刘成禺、宋教仁、张继等人，他希望两党“消除党见，共谋救亡”。其联络两党感情，转向共和，出于至诚。
15日晚，张为了增进南北感情，与武汉同来的方维等将校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方将领姜桂题、段芝贵等。
但在16日晨1时，张振武及方维被西单牌楼玉皇阁军政执处枪毙。张振武临死前说了一句：“不料想共和国如此黑暗！”
全国为之震惊，“诘难四起”。
18日，张伯烈领衔，共和党参议员20人联名向临时参议员提出（《质疑政府枪杀武昌首义首领张振武案》，对袁世凯杀张、方军令的所谓黎元洪“真电”称张“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图谋不轨”的依据，逐条进行批驳，认为均系诬不实之词。
然而，袁世凯却在报端披露了黎元洪的真电，而且还有黎元洪8月13日追加给袁世凯的密电，电称：“不杀张不独为全鄂之害，实为天下之害也。”
被杀者乃武昌首义元勋，主谋者是副总统黎元洪，下令执行者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
在武昌蛇山抱冰堂祭奠张振武时，黎元洪以“菩萨行”致悼词，其写的挽联是：
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幸天地鉴临上下，私情功谊，此心不负故人。
从这挽联来看，黎元洪似有难于言说的隐痛。据在京的议员刘成禺记载，16日凌晨1时，即在张振武、方维同时遇害后，陈宦入总统府，见袁世凯说：
此一举可大张总统之声威，人必谓张、方被黎戮，非大总统杀之也，借此可易湖北都督。武昌方面，革命文武人物推戴副总统者，群相解体矣。
由此显见袁曝光黎的“真电”，是不可信的。但黎事后又没有否认，当有戴罪走向共和之嫌。
由是共和也诚如康有为的定见：“蒙虚名而受实祸，虽有圣者亦无能救之也。”
门户之见与党争之见，日见益深到无法无天，尤其是袁世凯假共和之名行流氓政治之实，也被辜鸿铭贬到了这样的地步：
我说过，真正的灾难并非这场革命，而是这样一场革命以袁世凯当上共和国总统而宣告结束，这表明道德败坏的群氓已把全中国踩在脚下。……他在首次维新运动之时就悍然出卖了同党。现在，群氓的代言人掌权了，手握重兵的袁世凯，自然成为共和国总统“最合适的人选”。可是我觉得，他们的统治将不会长久。但是，在短时期内，所有精妙、美好、高贵、崇高、亲切、名声好的东西，都会受到毁灭的威胁。（见《一个中国官员致一位德国牧师的信》）
其实，对南京临时政府与清廷议和，并且先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主共和国总统，他也是很感“失望”的。因为，他看出了大家都不想革命了，然而他却看到了，并在临终之前仍然念念不忘的那句遗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但是，直到宋教仁因到处发表竞选内阁总理而被刺后（这是民初继张振武第二个最大政治谋杀疑案，并因此导致天下大乱，不可收拾。民国共和也自此令人诟病，祸首疑为袁世凯所为，但至今也未澄清），革命党人的幻想破灭了，他们被迫于仓皇中起来和袁世凯斗争。
孙中山也深知派别林立，当政治利益重新分配的时候，就极易产生权力之争，党同伐异等现象。但他未曾想到日后会有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他到处题词“天下为公”，自己也以公仆心态出现，如他在当选后，立即致电袁世凯，表示和议成功，即当避席。
故孙中山这个总统，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主持”和议的总统而已。
其实选孙中山为大总统时，他并不在现场，我们从以下的史料中可以看到这个事实，同时也可从中窥见到“公为天下”与“天下为公”的精诚：
孙中山闻讯后，立即致电南京和各省，表示“光复中华，皆我军民之力，文孑身归国，毫无发动，竟承选举，何以克当？唯念北方未靖，民国初基，宏济艰难，凡我国民，具有责任，诸公不计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务，文敢不黾勉从国民之后，当克赴宁就职。”
看来，出现“多生怨望”与孙中山主张共和无关，只与“粥少僧多”、党同伐异、争权夺利、枪杆子出政权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