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和谈在紧锣密鼓当中。
但在黄兴看来，与敌人和谈是种屈辱。
他有太多太多的创痛及其理由。
或许，他觉得为时尚早，在当时应该是可以不考虑的局事。
他的想法不是没有事实根据。
汉口、汉阳，虽然败在清军手上了，可是，就在冯国璋攻下汉阳后，他向清廷报告了如下情形：
（湖北）应城一带间四五十里或七八十里皆有“匪”据，约两千余人；当阳消息不通；黄陂现虽克复，而沿路之“匪”，有如流寇。又九江之“叛兵”已于黄州、黄梅登陆，大势尤岌岌可危。……
总之，遍地皆“匪，饥民逃勇应之，商民亦应之；大半此起彼伏。我军只有此数，前敌兼顾后路”。
也就是说，清军实际上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难，袁世凯急于求和，也正鉴于这种自顾不暇的现状。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自武昌起义以来，革命的大火已成燎原之势。就当时全国绝大部分的省份，已宣告脱离清廷而独立。
从1911年10月22日开始，至“停战协议”之时（12月1日），先后“光复”独立的省份已有：
湖南；
陕西；
安徽；
福建；
广东；
山东（假称光复）；
四川；
山西；
江西；
云南；
上海；
贵州；
江苏；
浙江；
广西。
这些省份的光复独立，毫无疑义，是逼使袁世凯向黎元洪摇出和平橄榄枝的根本因素。
但是，局势变化极大，这对袁、黎都感到突然——江浙方面坚决反对袁、黎在武昌和谈。
因为，停战之后的第二天，恰好是江浙联军攻克南京，革命重心由湖北转移到长江下游，结果，袁世凯本来希望把黎元洪作为和谈的对手，现在却不得不把谈判地点改为上海，这在黎、袁，甚至是首义革命党人看来，都是“不明事理”的。
上海和武昌，在当时，差不多都是同时出现的两个政治集团。
上海，以陈其美、张謇等人为首，武昌，以黎元洪、孙武等人为首。
这两个集团都集结了一批附和革命的立宪党人和封建官僚，以及追随他们的革命党上层人物。
有史家称：他们“以打劫政治地位为目的，进行组织中央政府的活动”。
由于上海集团实力雄厚，加之黄兴此时又正在上海，1908年从日本回来搞暗杀活动的陈其美与他是同志。因此，陈其美仰仗黄的威望，竞断然通知袁世凯：“武昌方面无权进行谈判”。
武昌集团却是有“首义”政治资本的，具有相当号召力。
因而相持不下。
于是，和谈地点成了大问题。
黎元洪为之尴尬。
但最感到闹心的是袁世凯。
在武汉，有他看好的“黎菩萨”，因为在北洋陆军攻下汉口后，袁世凯曾通过汪精卫致函武昌，再次要求进行南北和谈，信中暗示可设法让清帝退位，但需举袁为总统，黎元洪许诺了他出任总统的要求。在停战之前，袁接黎来信，黎称：
……乘（清延）耳震惧失措而篡取其柄，且欲存留鞑统，以为钳制中原之具，可假托于君主立宪……公果能来归乎？与吾侪共挟大义，将见四万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
正是因为黎先以“玫瑰花”回应自己，他才以“橄榄枝”摇向于他。想必黎不会是那种出尔反尔的小人罢。
至于上海方面，虽有老师爷张謇在斡旋，但他没有军权，其他人变数很大，没把握。所以，他不作他想。
因此，武昌和谈，无论从哪种角度看，都有胜券在握的可能。
然而，上海方面的议和代表伍廷芳却也拒绝赴鄂，他回电黎元洪：
各省留沪代表，未许廷芳一日远离，又交涉甚繁，实难征召。
但仅隔两天，伍再致电黎：
闻驻沪各国领事，望在沪谈判，倾英领事电京英使转商袁内阁，饬唐沪。
次日，张謇也致电唐绍仪来上海会谈。
列强甚至明确告知袁世凯：“沪上为公共保护中立地，于议和最属相宜。”袁世凯与黎元洪只好改变主意。袁即指示唐前往上海。
和议地点之争至此打上句号。
但也意味着“首义之地”在权力分配中，“有被边缘化的危险”。12月12日，十五省代表在南京开会，选举汤尔和为议长，会议原定在16日选举临时大总统的，但因有一些人主张将大总统席位留给袁世凯，而遭到反对，会议只得决定缓举临时大总统。
17日，苏浙军人以汉阳保卫战战败为由，反对黄兴当大元帅，会议因此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并要他来南京组织临时政府。
黄兴不愿赴南京就职，认为“此等大事，应待总理（指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归来决定”。
于是，和谈闹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