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进会拟定发动起义的时间是“10月6日”。
“10月6日”，农历则是八月十五日，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热衷而企盼的中秋节。苏东坡“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的中秋赏月佳句在那天难免会有人吟动。
但这年的中秋节这天，并没有按计划发生。按罗时汉浪漫的考究：
“青烟自没汉阳郭，新月故悬黄鹤楼。无限往来伤赤壁，三分轻重本荆州。”（明，李梦阳《武昌》）1911年10月6日，农历中秋，据说中国帝制王朝两千多年的最后一轮月亮出奇地圆，圆得那么安详、那么平静，好像它清辉朗照下的城市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也叫人怀疑会不会发生。
的确，共进会与文学社原定共襄举事的这一天延期了。
原因是：
9月24日，南湖炮队突然发生新军暴动（南湖炮队有三个营，约千余人，有各类山炮、野炮、迫击炮一百多门）。所为不关起义，但又关系起义。因为有炮兵汪锡九、王天保退役，战友们为他们饯行，在座的有孟华臣、霍殿臣、赵楚屏、张肇勋等正副目二十余人，他们在“上大人五魁手地举酒猜拳，极为热烈。值日排长刘步云实在看不过眼，到场干涉”，结果，“霍殿臣等也拍桌还嘴：你个狗日的猖狂么事，用不了几天就要收拾你们这些满奴！要你们过不了中秋节——一下子泄露了天机”，三营管带杨起凤闻讯“传肇者审问，叫护兵捆打张肇勋、霍殿臣两人。许多人正在门外围观，看到此景怒不可遏，纷纷喊打，有人撞开门窗，捣毁了屋里的设施，有的还抢了军刀，在营内大呼：
“反了！反了！”（据（《南湖炮队事件》）另据杨玉如《辛亥革命先烈记》说：“由霍殿臣、赵楚屏为首，率众夺炮出。奈撞针已卸，子弹库又扁闭，仓库不得入内。本营同志以非总机关命，附和者少。而（二）营管带姜明经急电镇司令部张彪就近飞调马队来弹压。”
当事人赵楚屏（安徽合肥人，湖北讲武堂炮兵专科毕业）是共进会党人，时任该营党代表，他在1912年9月填写的履历表上写道：“楚屏不能忍，纠集同志，揭竿而起，劫掠本标子弹库不得……”时汉口、上海、天津等地新闻媒体纷纷报道：
“武昌街谈巷议，谣言可骇。有日四川乱又炽，顺流而下，将扰及鄂境者；有日新军蓄谋图变，定于中秋起事者……”“炮队逃兵数人，进入汉口租界后，余愤难消，联合投书张彪：‘我革命党人已遍布武昌各标营，团体甚固，力量极大，炮队事变敬请高抬贵手；否则，如借此赶尽杀绝，革命军兴，当以汝全家老少偿命’云云，公开叫板。”
9月28日，清军“声称捉拿乱党头目刘公”，但他早已化装过江藏匿。
捕快拿获了杨玉如（共进会党人，正奉刘公命去上海购军火未归）的妻子吴静玉，“吴氏性情刚烈，‘仰药自尽’”。
代理工程营管带的阮荣发调查到该营党人，他拿着足有三页纸的黑名单呈献给张彪，张正受到瑞激的责难，担心雪上加霜，动摇军心，祸及自己，为求自保，故“一把将名册夺过去，几下撕得粉碎”。并发出油印传单，人手一张：
有大股革命党人藏匿武汉，凡我军人宜知亲上事长，忠君爱国，切勿听信匪言，为之煽惑，其各禀遵，毋得轻视军法。
因张彪已接到由瑞潋转来北京政府密电：
革命首领黄兴派遣党徒，分布武汉三镇，定于八月初千五起事。届时由三十标步兵响应，占领武昌。应先期严密绛拿，以遏乱萌。
在狱中的胡瑛“虽在狱，以军界关系未断，其部下亦约千余人”。他得到消息，让狱卒帮忙代发电文，言武汉形势险恶，起义将会延后，要上海宋教仁、谭人凤、居正不要步入险地。
宋教仁等接电后告诉杨玉如转告“孙武审时度势不要与瑞潋争一时之短”。
湖南方面焦达峰也“来信将起义推延十天”。
香港方面，“统筹革命的黄兴则约以阴历9月底（10月底11月初）十余省同时并举”。
于是，孙武、刘公、蒋翊武等“决定改期”。
因此，这才出现八月中秋的月亮才会“圆得那么安详，那么平静”，那么静悄悄地。
然而，当初为把新军让端方调走四川一事而“非常高兴”的总督瑞潋，当此武昌城“到处都传遍了中秋节杀鞑子的故事”之时，这才感到新军被调走，防务如此空虚，正好给革命党人造成了可乘的机会，给自己带来了无穷的困难，不仅从前的高兴化为乌有，而且吓得心神不安，坐卧不宁，竟自把行辕设在兵舰上，每天偷偷地到那里去睡觉。
但中秋无战事——却是满清最后一个中秋圆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