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一位“以多变善应不变”的人。他在左右时局上，虽是维新变法的一缕惨淡经营的火光，但他也是鼓吹民权的一针兴奋剂，而后者与孙中山“三民主义”主张有其一的趋同，然而他的民权观点，是在君主立宪下的主张。维新改良与革命，确实是把“结数千年专制之局，开百年来自由之治”的两柄剑。故有人认为，梁启超并不希望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因内讧而蒙上倒下去的尘垢。他这种似有同情孙中山，接近孙中山思想的心态，使得在光绪帝与慈禧过世后，连清政府都怀疑孙、梁会联盟闹事，如当时外务部致电驻日公使胡惟德：
顷密探得孙文挈同宋、石两人抵大阪，运动极秘。又闻其约梁启超同赴大阪等情。尊处有无所闻？希即切商日政府协助查禁，并照前议，如果有在大阪运动踪迹，务令出境。电复。外务部。（二十日）虽然早在1903年孙中山就在《民报》明确指出革命与保皇“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但也并不意味着梁、孙就是永远不能握手言欢的敌人。外间探得他们有携手合作的可能按说不会是空穴来风。只是这种合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原因就在因政治本质。政治本质的不同，路线方向自然不同。而且梁启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受命于改良派教主康有为。
康有为不像梁那么善变，为人固执己见，颇有孔子谓之“一以贯之”的人物。在日本期间，拒绝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合作，充分表明自己不赞同孙中山等人反清的政治立场。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记载了康有为自视甚高，不愿意与孙中山为伍的一段事实：
康得清帝之眷顾．以帝师自居，目革命党为大逆不道，深恐为所牵累，（孙中山欲见他），故托事不见，是为两党日后轧轹之最大原因……时康有为称奉清帝衣带诏，以帝王师自命，意气甚盛，视中山一派为叛徒，隐存羞与为伍之见。
另据《历史江湖》一书，其中选录伍立杨写的《光绪及其时代的人事纠葛》一文，也描述了康有为对孙中山的态度：
他（康有为）早先反对、或者瞧不起辛亥志士的铁血手段，所以在变法危急关头首先想到的是袁世凯。
戊戌变法后，中山先生对康、梁一是设法营救，二是在日本为其生存发展创造条件，将所办学校依其意愿改为大同学校，以梁启超为校长，听其办理，然而康、梁的手下还不大领情呢。
此后，中山先生命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带30000元到新加坡，劝其合作，反被康有为向新加坡英政府指为刺客，将宫崎逮捕。
因此，孙、梁的不可能联盟合作共事，这是毫无疑义的。从他们早期的互相拉人入伙，到互相攻击来看，就注定“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孙与康、梁之间的斗争，并非私人利益的成见之争，而是代表了革命与改良的政见之争。
我们还可以从以下看到孙与康、梁联盟的虚幻性。
《民报》自发生风波之后，逐渐倾向于讲国粹，说佛理。这给梁启超一个自以为是的错觉：改良与立宪没有敌手了。
梁启超显然是高兴太早了。
同盟会只不过是在分化、淘汰、沉淀、突破的过程。中坚骨干的革命斗士大有人在。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斗争，实际上已由理论为主转为以行动为主。如发生在1906年12月，同盟会组织萍、浏、醴起义，单萍乡矿工就有数千人参加；1907年6月，同盟会成员邓子瑜等组织惠州七月湖起义，旋失败；7月，同盟会成员秋瑾回国响应徐锡麟谋划浙江绍兴起义；8月，由同盟会会员张伯祥、焦达峰与日知会成员孙武另组建共进会，离开日本回到国内谋划长江流域的起义；12月，孙中山与黄兴联手策划的起义在镇南关爆发，历时七天失败。
而在日本的革命派（主要是留学生），当《民报》与《新民丛报》笔战正酣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故事。
1906年的冬天，一群四川的留日学生在宿舍里展开了争论。大多数人都赞成革命，只有一位叫周先登（字克群）的学生拥护立宪。周原本是“新学”的热心举人，他参加了中国最后一次科举会试，虽没考上，但和其他举人进士一样，被政府送往日本留学。从此，“他的思想就渐渐地走向反动，一味崇释康梁的改良主义而反对革命了”。在学生当中，大家称他为“可勒哇先生”（周说话时有“这个”“这个”的语病，被人用日语称为“可勒哇”先生）。这次争论，他理屈词穷，但又不认输，还是在那里这个这个地纠缠不已。刘回子（庆恩）一怒之下，用火钵向他击去，顿时满屋尘土飞扬，真像战场一样，周先登吓得抱头鼠窜而去。这刘回子是四川成都一个回民，原在汉阳兵工厂做技工，是由张之洞派到日本去学习的。其人身材魁梧，性情质朴，虽说话粗鲁，不如知识分子的温文尔雅，却主张正义。刘的痛击周先登，曾经在留日学生中博得一致好评。（吴玉章《辛亥革命》）
从周先登的事件上来看，并不是孤立的。它反映了革命与改良是水火不容的。走改良立宪与走革命共和的两条阵线，其尖锐斗争已露端倪。幻想与改良派纠结在一起，只会给革命党带来重创乃至停滞不前。如辛亥革命后，改良立宪派看大势已去，便倒向革命，结果革命共和派的果实最后被立宪派保皇派篡夺，帝制又卷土回来了，虽然梁启超那时已经觉醒了，但他仍然是孙中山的反对者。不同政见的合作、联盟，是虚幻的。历史已证明了这一古训：“道不同，不相与谋。”故孙中山只能与黄兴谋，正如梁启超只能与康有为谋。例如1906年冬，孙中山与黄兴，还有章“疯子”等，就一起谋制同盟会的《革命方略》，而康有为则与梁启超则在次年一起谋制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
可见，他们之间的思路谋划，界线明朗，互相反对。不可统战，不可合作，一统合则为儿戏。这在革命尚未成功、政治博弈斗争阶段，是没有中间形态可走的；虽然有所往来交流，却是不可苟合的。这种非中庸的政治形态，彼此泾渭分明，只是不为清政府所理喻罢了。如果谋求革命共和的人也作如是想，只能是处于无作为政治状态，甚至将把自家的阵营灭失殆尽，而成就改良立宪的欲望，这样的糊涂政治，孙中山、黄兴等当然不会作如是观。他们首先要在理论上斗垮改良派。例如当梁启超举起白旗的时候，孙中山也不允许。尚明轩在《孙中山传》中写道：
（孙中山）对1907年1月梁启超托人找宋教仁疏通，提出《民报》与《新民丛报》双方“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的求和要求，坚决反对，不同意章炳麒“可以许其调和”的错误主张，坚持把论战进行到底，及时制止了同盟会内部的妥协倾向。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见彼此之间的持续斗争，该书接着说：
（1907年）三月初，孙中山被日本政府迫令出境，转赴南洋活动。
次年十月，《民报》又被日本政府无理封禁。于是，革命派和保皇会的重要骨干陆续南移，南洋成了两派激烈争夺的地盘。1908年夏季以后，新加坡保皇会利用同盟会在军事上遭到严重挫折之机，通过《南洋总汇报》加紧了对革命党人的攻击，两派的论战日趋激烈。孙中山亲自领导了这一批判改良派的斗争，他提出以“攻心为先，以至理服人”的指导方针，先后组织了同盟会骨干黄兴、胡汉民、田桐、林时填、汪精卫等重要骨干到新加坡与保皇派论战。
我们还可以从以下《民报》与《新民丛报》的交锋对比，更可以想见联盟的虚幻性。
1906年4月28日，《民报》发行了“第三号外”，号外题为《（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将双方大辩论的纲领逐条列出，彼我之间的不同思想大白于天下：
《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
《民报》望国民之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
《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
《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故鼓吹教育与革命，以求达其目的；
《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不知如何方副其希望；
《民报》主张政治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主张开明专制，同时主张政治革命；
《民报》以国民革命自颠覆专制而观则为政治革命，自驱虏异族而观则为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以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不能相容；
《民报》以为政治革命必须实力，《新民丛报》以为政治革命只须要求；
《民报》以为革命事业专主实力，不取要求；《新民丛报》以为要求不遂，继以惩傲；
《新民丛报》以为惩儆之法在不纳租税与暗杀，《民报》以为不纳租税与暗杀不过革命实力之一端，革命须有全副事业；
《新民丛报》诋毁革命，而鼓吹虚无党；《民报》以为凡虚无党皆以革命为宗旨，非仅刺客以为事；
《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
《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
《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民之具。
由上列可知，清政府所谓“探得孙、梁联盟闹事”，是想当然，子虚乌有，不过杞人之忧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