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自成立之初,便安排了宣传和组织工作,并且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如:
1906年在萍乡、浏阳、醴陵地区起义,失败;
1907年在潮州黄冈的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和防城起义,以及在钦州、廉州和上思一带的游击战,失败;
1908年袭击河口的战斗和在安庆的新军起义,失败;
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失败;
1911年广州起义,惨败。这一次的惨败,是同盟会最大规模的起义,也是最勇烈的、最惨烈的失败,同时也是孙中山领导的最后一次起义的败北。史称“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之前,孙中山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市对到会的代表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国内外重要骨干和代表说:“一败何足馁!”他鼓劲:“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接着表示:
“如果众志不衰,则财用一层,吾当力任设法。”1910年年底,孙中山在槟榔屿召集同盟会员及爱国侨胞会,他在会上动员大家为革命捐款,他在演说中说:
明年攻打广州,“尽倾吾党人才,物力以赴之。有钱捐钱,无钱捐命。无论如何险阻,破釜沉舟,成败利钝,实在此一举。……踊跃输将”,以尽“救国之责任……”。
于是,“即席认捐了8000余元。不料,会后有人将他的演说内容向南洋英国殖民当局告密”,因此他被英当局以“妨碍地方治安”为由,勒令他离境。
孙中山只好委托黄兴去香港成立机关,主持广州起义的筹备工作,他自己远涉重洋,奔走美国、加拿大各地,于次年3月份,筹集了军饷达七十多万元。
1911年4月27日(旧历三月二十九日),以黄兴为总司令、赵声为副总司令的革命党人在广州发难。他们原打算先占广州,然后各省举兵响应会师北伐,直捣清朝首府北京。
这天傍晚五时许,广州起义爆发。
黄兴率林时壤、方声洞、林觉民、朱执信等先锋120人,臂缠白布,脚蹬黑色胶鞋,手执枪械炸弹,吹响了海螺进军号,由小东营指挥部出发,勇猛地直扑两广总督府。
一路上,抵抗的巡警都被打倒。
冲进署内后,发现总督张鸣岐已钻墙逃跑,起义军便捣毁并放火烧掉总督衙门。
接着分兵攻打督练公所等处,却与赶来救援的水师提李准部队遭遇。
于是,双方在东辕门、小北路等地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已废去一臂的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的一筐炸弹,奋勇地向清军投去。
巷战了一夜,革命军终因实力悬殊而失败。
黄兴的右手被打断两指,朱执信受重伤,林时壤、方声洞、罗进等57人英勇牺牲,喻培伦、林觉民等29人被捕后就义。相加起来共86人,但在收敛遗体时只有72具。由革命党人潘达微营葬在广州城外东北郊的白云山麓的红花岗(是潘将其改为黄花岗),故此后一直呼“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时在美国芝加哥的孙中山得悉不幸失败的消息时称:“革命之声望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奋发矣。”之后,他又再加于嘉评:
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华,与彼虏为最后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慨,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
当事人谭人凤(1860—1920,字石屏,号雪髯,湖南新化人),他回忆说:
是役也,死者七十二人,无一怯懦士。事虽未成,而其激扬慷慨之义声、惊天动地之壮举,固已碎裂官僚之胆,震醒国民之魂。
黄花岗之役,大多一介意气书生。当主帅黄兴遇到星夜赶来赴难的、吴樾的生死之交战友赵声时,“两人相拥痛哭”,“一代雄才赵声不到三星期悲愤呕血而死”。
殉道者们不过是些文弱书生,却化成碧血黄花英雄,其无成败利钝之见,感染了百年来的有志于自由、民主、共和事业的中国人。《谁是英雄》的作者鄢烈山写道:
参谒黄花岗烈士陵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是自由女神像,二是刻有崇拜英雄题词的纪念碑。前者位于七十二烈士纪念碑的上方。显然是美国自由女神像翻版,她的现身揭示了七十二烈士爱国壮举的精神渊源。崇拜英雄四个字是那样地使我感动,有一种大雅久不作之后忽闻金声玉振的感觉。
写《铁血黄花》的作者伍立扬则称:
那一代知识分子总体人格特征,则大多光明俊伟,敞屣尊荣,百折不挠,愈挫愈奋,其高出寻常万万之胸襟气度,求之世界人物,又岂多得哉?
其人也,大抵壮怀激烈为心情底蕴,但也有“英雄无事且种菜,豪杰多情总爱花”的伤怀和扼腕之痛。更有“万物有生皆有灭,此身亦幻亦非真”的深长感喟。
同盟会起义的结局固然失败了,但不断反清的起义,的确振奋人心,的确激发了国民的革命情绪。人民和清朝统治者在对外立场上日益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从1903年的拒俄、拒法的运动到1905年的反美国虐待中国工人的运动的参加者,一律被慈禧政府加上“革命党”的帽子,“随时获得,就地正法”。
人民意识到,革命会党根本不屑于政府的君主立宪,因为统治者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代理人。君主立宪不过是清政府为了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而已。
人民意识到,清政府把中国的一切主权都零售卖给了帝国主义强盗,上海外滩上的帝国主义银行掌握着清朝的经济命脉,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成了清政府的太上政府,整个国家在走向殖民地化的深渊。
而革命党人中的偏激者,自政府欲求立宪之始,更是“以炸裂弹酬之”,而孙中山则以屡战屡败的起义“酬之”。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列宁,关注着孙中山的革命,他认为孙中山的“新精神”和“欧洲思潮”在猛烈发展,“旧式的暴动必然会进而为觉醒的民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