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吴樾之后的是，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刺杀恩铭一案，这是当时的大案、重案、要案。
有关徐锡麟的事迹有很多记载，但为了更接近纪念辛亥百年，不妨让他的后人徐乃达来“现身说法”为佳。徐乃达是徐锡麟之孙，现定居上海有十年之久，他的姐姐徐乃锦是蒋经国的长子蒋孝文的太太。徐乃达并没有见过他祖父，他所讲到的都是通过他的祖母讲给他的父亲听的，再由他父亲转讲他听，而他又讲给采访他的一个叫石剑锋的人听，于是便有了下述的内容：
我祖父15岁结婚，生我父亲时已经30岁了，祖父与祖母之间非常恩爱。
我祖父在绍兴学堂做（算学）讲师，在学堂里认识了一个日本教师，因为这层关系，他在1905年到了日本，了解了中国以外的世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东京博物馆看到一座中国古代大钟在那里展示，他想中国的文物怎么就被日本人掠夺过去，加上之前的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等等，让他觉得对清政府必须彻底革命。
对祖父影响比较大的另一个人就是秋瑾。我祖父跟秋瑾相识，关系很好，我起先也以为他们是表兄妹，后来考证他们不是这层关系。他们是在日本认识的，在革命上志同道合，一见如故。我想秋瑾是一个非常善于言辞的人，大家也被她的慷慨激昂说动，包括我祖母在内。可以说，我祖父革命受秋瑾影响很大。
祖父从日本回来后加入了光复会，我祖母在这方面也鼓励他。为了打入官场，他就捐官，托了很多人到了安徽安庆，担任了警察学校校长。原本计划在1907年7月8日毕业典礼上举行起义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可是那天正好是恩铭一个下属祖母八十大寿，所以提前两天举行毕业典礼，这样就准备不足。加上报纸当时刊登了关于革命党人的报道，报道里有我祖父的化名，他也就决定提早两天起义和刺杀恩铭。但在夺军械所的时候，原先答应愿意打开军械所的那个人，因为胆子小逃掉了。很快，城门就被清军包围，起义失败。
祖父1907年7月6日被抓，7月7日就义。我的父亲那时才1岁多。消息传到绍兴已经比较晚了，我的曾祖父就安排家族里的重要成员去各处避难，我曾祖父自己到官府去投案。我祖母逃到日本之后一直非常难过，眼睛几乎哭瞎了。直到革命成功之后，他们才从日本回国……
要补充的是，徐锡麟生前也曾到保定谋杀铁良，但没机会。在他与秋瑾、吕公望约好发动皖浙联合武装起义前，他曾向巡警学堂学生发表过如下演说：
我此来安民，专为救国，并非为功名利禄。诸位也总不要忘救国二字，行业坐卧，咸不可忘，如忘救国二字，便不成人格。
据《浙案纪略》载，恩铭得到徐欲造反的不确消息，便召徐戏言：“人言汝革命党，汝其好自为之。”徐说：“大帅明鉴。”
也就是说，徐锡麟起初并无刺杀恩铭的意思。
据徐珂《清稗类钞》说：“当道访拿革党严，徐因为先发制人计，以炸弹击杀巡抚恩铭。”
原来，1907年7月初，清廷侦探在上海捕获党人叶仰，端方派员酷刑讯问，方知打入官场中的革命党名单。“锡麟知事已迫，乃决计刺杀恩铭，以求一逞。7月6日，借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仓促起义。晨八时左右，恩铭至学堂，正欲点名，锡辚呼日：
“今日革命党起事！恩铭愕然，旋即拔枪向恩铭射击”。另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称：“锡麟眼有高度近视之疾，情急之下向恩铭连发七枪：一中唇，一中左手掌心，一中右腰际，余中左右腿，均非致命处。然因失血多，延迟十小时后死去。”
徐锡瞵被捕后，两江总督端方致电安徽部门，将徐锡嶙立即斩首之后，剖腹剜心祭奠恩铭。次日在抚院门外，恩铭之妻妾亲自参与剜出锡麟的心脏以祭其夫。
另据史载：徐锡麟在“审讯时挥笔直书，略谓‘蓄志排满已十余年矣，今日始达目的，本拟杀恩铭后，再杀端方、铁良、良弼等贼，为汉人复仇，图共和之幸福，别无他故’。”当时审判员出示伪作孙中山致锡麟书信，欲以此获取更多情报，“锡麟乃以‘我与孙文宗旨不同’云云，以此语断其妄想”。
7月29日，上海《神州日报》打着“有闻必录”的幌子，率先刊出了徐锡麟在刑庭上陈述其革命观点的供词，以及登载了清兵搜出徐在起事前写好的告示，这篇告示，其吊民伐罪，重建国家的鼓动性很强，该报是借披露革命党烈士“罪证”方式，来传播革命党人的主张。
“罪证”云：
维我大汉民族，立国数千年，文明首出，维古旧邦。乃自满夷入关，中原涂炭，衣冠扫地，文宪无遗。二百余年，偷生姑息，虐政之下，种种难堪，数不可罄。近则名为立宪，实乃集权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杀戮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天下扰扰，民无所依，强邻日逼，不可终日。推厥种种罪由，莫非满政府愚黔首、虐汉族所致。以是予等怀抱公愤，共起义师，与我同胞，共复旧业，誓扫妖氛，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义兵所临，与民更始，毋庸多疑。
据说，徐的亲密战友秋瑾惊悉徐锡麟牺牲，竟“坐室泣下”不止。
孙中山事后写一哀联：“丹心一点祭余肉，白骨三年死后春。”之后又在《建国方略》上写道：“其时慕义之士，闻风而起，当仁不让，独树一帜以速义者踵相接也，其最著者，如徐锡麟、熊成基、秋瑾也。”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与徐锡嶙领导的光复会的宗旨，“初无大异”，皆“图共和之幸福”的政治主张。孙说“独树一帜”，所指光复会“捐官”以及“视机躬行个人暗杀”。
事实上，满清达官贵人常言：“革命不足畏，惟暗杀足畏。”（徐珂：
《清稗类钞》）。另据《陶成章集》称：与徐公商议，“捐官者，以愚官场之耳目，因使官场不疑；学习陆军者，因其明目张胆可以招募死士。”
徐锡麟遗上书所列的必杀三人的愿望，除铁良寿终正寝外，另两人在三年后皆遭后来革命党人暗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