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科举后，清廷的政治危机四伏，立宪呼声一声高过一声。
特别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与内外的压迫，引起相当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
例如，大实业家张謇（江苏南通人，字季直，号啬庵，状元出身），他对厘捐税就很不满意。厘捐也叫厘金、过厘卡、过捐卡，是政府在全国各地的通商要道或市镇，设卡征收通过税或货物税性质的机构，分卡员一类管征收，一类管查验；巡卡员担任稽查和缉私，并配巡船、炮船等武装。全国十八省厘卡公务员总数约二万五六千人。税收很不理想，对这些没有素质的税收人员，也很懊恼。他本是官办私营老板，1895年受两广总督张之洞委派到直隶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创办大生纱厂，之后，陆续开办通海垦牧公司、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天生港轮步公司、资生铁冶厂等企业；自1902年起，就以商养教，创办了通州师范、女子师范、南通师范、盲哑学校、伶工学校、南通图书馆、博物苑等文教事业，为张之洞走上中央高层、和“中体西用”的渐进的温和革命的构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当着排满革命的风暴日益加剧的时候，这位从1901年就开始从事君主立宪的、既得利益集团资本首富的张謇，也是心焦得很。他曾找到张之洞，对他说：
“就过捐卡来说，不思叛皇上太后的人，那是不近人情的，看见公务员对捐卡这么残酷，而没人背叛皇上太后的，这也是不符合人理的。”
这种厘金捐卡税，本来是太平军时期的产物。当有教养的、较为高贵优雅的文官们在行使传统权力的可能性趋于跌落，中央政府的力量日益削弱时，官员及缙绅们便伙同黑社会开始把越来越多的地方捞钱事务延揽到自己手中，从而预示了长期的不公正的混乱。在全国的许多地区，特别是豪强官绅，他们自己直接征税并禁止其他的人将税收上缴中央政府。政府原本想通过建立这一种向行商坐贾征税的制度来充实提高国库基金的新措施，由于得不到贯彻，因此，比土地课以重税相比更为妥善的厘捐税，从帝国政府的控制下分离出来，转入了地方。于是，地方官吏豪绅们利用征税权形成了新的地方权威的经济基础，也为今后的军阀时代奠定了各霸一方的实力。张之洞作为新兴政治家由地方都督，到中央首要，他是尝过太多的税收之甜头，他当然是目睹无视的，而作为资本家张謇，他的不满是因为伤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但他与政府高层又有共生共存的关系，有着经济地位的实业家贵族，他必然会与有政治地位的权力贵族结成一团，故张的忧虑，既是对朝廷的忧，也是为自家的虑。他生怕因此来个资产阶级的革命。而张之洞，拿辜鸿铭的话说是“清流派的首领”，他反对任何的革命。所以，张謇只能向已权倾朝野的张之洞一吐，他不吐不快。
张謇本来是袁世凯的老师。他16岁中秀才，1876年投奔庆军（吴长庆）门下任文书，1880年随军移驻山东登州，恰在这时，因科举落第的袁世凯也投靠他亡父袁保庆的换帖拜盟的吴长庆叔叔门下。吴长庆想让袁侄继续攻读，好通过科举取得正式的出身，便把他交给张謇督促。但袁无意科举，对读书做文章马虎敷衍，张謇有一天对吴长庆说：“我出的命题，叫他用八股，可他写的文学芜秽，不能成篇，我也没办法删改，而世凯也好像很以为是件痛苦的事。
不过我看世凯还是有大志向的。”吴长庆只好灰心了。张謇也问过袁的志向，袁说：“我家中有的是田地可耕，我来此不是为了糊口的。我以为中国现在受到列强压迫，需才必多，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现今吴公要我做个温雅如书生，没用的。谅我亦不会在此久住了。”张謇安慰他：“慰亭不必失望。你既是有心人，不患无出头之日耶。”之后，袁世凯果然在入朝平叛后崭露头角，先后受到李鸿章、光绪帝、慈禧太后的器重，最后成为汉臣中最高的中央军事官员。张袁分道扬镳始于维新变法，外间风传袁把谭嗣同请他“围园杀后”的事泄密了，对袁的出卖同道，使得谭等人被杀，康、梁亡命海外，张謇很痛恶，因此一度不再和他来往。
而袁世凯也不想多事，只是把否定告密的事写到日记上放在报端发表，以消除人家的误解。但这事，康有为、梁启超一直在肯定，直到1908年，直到今天，仍然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案。
袁世凯是有心眼的人，正如郑孝胥说的，是个“不学有术”的人，反正问题出现了，信则有，不信则无。他因见两张来往甚笃，干脆等他们闹文去，我姓袁的闹武得了。
张謇做的事，实际上都是“南张北袁”想做而表面上不能做的事，袁张不过是在背后暗暗给力最足的人。他们都是绑在一起的人，“他们又侧身于统治集团，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害怕‘秩序一破，不可回复’，反对民主革命（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
因此，早在1904年，张謇就代张之洞、魏光焘捉刀《拟请立宪奏稿》，还翻译刊行日本宪法。当立宪受挫，中央迟迟不肯答应何时召开国会时，他曾咄咄逼问慈禧：“请问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慈禧回答说：“这还用怀疑吗？”
而这一年，他奔走于设在上海的《时报》。这报纸是当年6月12日创刊的，是份鼓吹立宪的报纸，该报是在海外康有为、梁启超亲自指挥下创办的。
报馆位于虹口一家日本旅馆楼上，由日本人宗方小太郎出面担任名义上的发行人。主持者是江苏人狄葆贤，字楚青。狄曾参与唐才常发起的“中国国会”，参与组织自立军“勤王”活动，担任募款和购买军火等工作。事败逃往日本，与保皇党梁启超等人交相往还。办报之初，他先开始接受康梁的指挥，后来遇上老乡、大老板、又是江浙著名立宪派张謇后，便与康梁渐远，而与张謇趋近，并在楼上另辟精舍，成为张謇江浙立宪派聚会场所。
时值日俄交战，这场战争以专制的俄国惨败，而以宪政的日本胜利告终。《时报》得出“立宪战胜专制”的结论。在张謇的指挥下，鼓动湘、鄂、粤三省绅商收回由美国、比利时控制的粤汉铁路建筑权，并反对两广总督岑春煊利用政府之力对铁路的控制霸占。为后来的四川保路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同时，《时报》向国民大量介绍了宪政知识，译载了法国的《人权宣言》，还加上按语：“人权者，犹言人人应有之权利也（此权利系天赋者也，既为国民，皆有此权利）。过去由于国民放弃责任，致使君主专政，国衰民贫，政治黑暗腐败；现在每一个国民都必须要有国家观念，恢复天赋人权，关心政治，提高能力，积极参政。铲除专制制度，削夺君权，扩张民权。只有如此，才能民富国强，杜绝外患……”由此，它要求政府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下诏书，定国是，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
张謇仰仗张袁这两大台柱子，为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推动十分卖力。但这只不过是他推动立宪运动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