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徒然的懊丧
帝制好不容易崩溃了，吾国吾民好像可以“天下为公”地进入“一大中华民国”了，但据林语堂认为并不然，他在《吾国吾民》陈述：
人们将体认我们至今仍被统治于封建酋长的下面，……于是突然觉察现在统治我们的是十几个伪装着的专制君皇代替了一个真正的暴君，而1911年的革命不过在种族革命上获得了胜利，它不过粉碎了一个皇统，而剩留下一堆毁垣碎瓦和呛人的尘灰，有时人反愿意仍受专制帝皇的统治。
童年时代的中国那时不见得是很好的统治，那是确实的，但它不失为一个大的中国。满清政府的贪婪、腐败和无能，是与现在无异，而有些官吏贪心尤为厉害，但最坏的官吏还是受弹劾，受监禁的处分，因为那时还有一种制度。
于是我又纵观现代目睹许多好人绝足仕途：王国维跳入颐和园昆明池；康有为晚年过其孤寂的自傲生活；鲁迅陷于沉默与失望的悲哀，直等到文学革命的发动；章太炎养晦于苏州；而胡适，杜威的门生，秉有更进取的人生观，亦只空想地草草地讲人民的痛苦，并无多大热情，虽他不愿意放弃一切主张而让国家归于灭亡。——胡适有一次在其哲人的愤激之一刻，曾怒吼着：“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这种情形使旁观者也觉得可怜，那么许多好人竟没有一个领袖抵得上几半个甘地的程度；中国的个人比较来得老练，至于政治的和国家的方面，……寻求缘由常会导入反求领袖人才，寻求刚毅而诚信的领袖人才，因为像孔子的见解一样，我相信伟人以其自身的行为为表率，足以改变全国的风气……
明显得很，帝国的制度虽然业经崩溃了，但道德的标准和政治的标准反而不如原来，以致不独林语堂“徒然的懊丧”。
一个人生长在中国，面临于帝制的崩溃之后，而生发徒然的懊丧，这是怎样地构成的呢？
袁世凯就任正式总统奏响国歌除了林语堂所说的缺失弹劾、监督机制外，专制的本质并没有多大改变，甚至变本加厉。
如1913年10月6日，是民国第一届国会召开选举正式总统的日子。“袁世凯为了确保自己当选，派便衣军警千余人诡称‘公民团，将国会会场团团围住’，大叫“今天不选出中意的大总统，就休想出院！”议员们拿他们没辙，“忍饥”选举袁世凯为总统，公民团这才“高呼大总统万岁振旅而返”。次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民国二年双十节这天，袁世凯剪掉了辫子，脱下了前朝官服，穿上现代化制服，以军人接管政权的态势，如愿以偿地“在故宫太和殿荣任正式大总统”。奏响了《中国雄立宇宙间》的国歌，这首国歌是由企图镇压武昌起义的荫昌创作的，国歌歌词是：
中国雄立宇宙间，
廓八埏。
华胄从来昆仑嶷，
江湖浩荡山绵连。
勋华揖让开尧天，
亿万年。
从这歌词中，还是可以闻得见封建帝王气息。但总比严复在辛亥武昌起义前夕所写的国歌《巩金瓯》又要通俗一点，严复的歌词更加泥古封建，“很不上口”，还不如以前李鸿章那时候唱的《颂龙旗》国歌。严复的歌词是：
巩金瓯，
承天帱，
民物欣凫藻。
喜同袍，
清时幸遭，
真熙雌，
帝国苍穹保。
天高高，
海滔滔。
时代到1911年了，梁启超他们那种文白相杂的文风早就风靡于世，但他还是恪守旧文化的浓郁言词，难怪大清国气象鲜活不了。
这首国歌是作者祈求上天保佑清朝的，但刚刚由政府钦定公布，武昌就起义了。因此有人研究了一下歌词，觉得“有点像丧歌”，“甚至有点不祥、不吉利之兆，什么巩金瓯，苍穹保，最后来个天高高，海滔滔，真应了几个月后的辛亥革命了，所以说是丧歌也无不妥”。
（《晚清尽头是民国》）
严复是晚清传播西方思想很得力的思想家。他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其中“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话掀起过强大的思想刺激。严复主张君主制，坚持中国需要帝王权威，鼓动袁世凯称帝，所以，当下的国歌，也好不到哪里去，也好像隐藏着不为人知的“丧歌”。
袁世凯就任正式总统此前（六个月前），传闻他派人暗杀了在野党——国民党领袖之一的宋教仁（但这件疑案，最近有人疑为是其同志陈其美所为）。宋教仁是想组织一个“政党内阁”，意在起到监督总统的机制，想象西方政党政治一样“把总统关在笼子里”，但袁世凯也是个要自由的人，他对皇朝帝制那套一人说了算的特权欲罢不能，他习惯了专制上一言九鼎无人节外生枝的异议，他见识了化国为家的一家子的其乐无穷，他见惯了世世代代春风过了又秋月的光景，为了不让他领导的众多国民党参议员控制自己的决策，据称他曾“送他西装”，“还送他交通银行50万元的支票请他自由支用”，但宋“原票奉璧”。这似乎就意味着“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杀机。
袁世凯杀政敌，又强制国会选他当总统，这当然令人不止是懊丧，他企图“亿万年”的“尧天”，也就显见得是个童话。
毛泽东：只把一个皇帝赶跑。这是失败宋案发生后，孙中山只得高举反袁大旗，史称“二次革命”。
黄兴认为，不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主张或“按法律程序推倒袁世凯”，或“派人暗杀袁世凯”。
“孙中山则坚决主张武力倒袁”。
据吴剑杰主编的《新编纲鉴》称；袁世凯获悉，“对亲信梁士诒、段芝贵等人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别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胜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便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兴兵征伐之！”
梁担心话说得太刺激，建议以某某“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
袁说：“就说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
自此，在帝制崩溃后不到一年半载，新建的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总统制度，就在宋教仁这一党案下，名存实亡了。
于是，南北战火重燃。之后共产党成立，历史正像我们所熟知的——“共和亡于共产”——验证了郑孝胥这一谶语。
而孙中山也乐于这么做。他在1924年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自广州成功地召开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会议之后，便标志着国民革命进入到旷日持久的阶段，直到由毛泽东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在他收拾残局之后，终于把“人民”二字，放进了国号里——中华人民共和国。
虽然把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民主”更换为“人民”，但这正是意味着“天下不是哪一个人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同时，也昭告着这是人民的共和国，是继辛亥革命肇造的第二共和国。
因为第一共和国，它实际上是由“大清帝国变成了中华民国，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仍然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
辛亥革命，如毛泽东所说：“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把皇帝赶跑了，这是胜利。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这是失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8页）
但是，赶走皇帝，是辛亥革命最伟大的意义；南京临时政府从1912年2月7日至3月8日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是法律的形式，正式宣告了清朝帝制崩溃。这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颠覆了家天下的统治制度，规定了“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并且规定了国民有权利使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教等自由。这就说明辛亥革命看似推翻的是满清的统治，可是它却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由于帝制的崩溃，故任何以帝制自为制者，如袁世凯欲称帝实行专制，都只能是闹剧、悲剧。如袁曾要熊希龄、梁启超组建“名流内阁”，熊出任总理，梁出任司法部部长，但当熊、梁知道袁的帝制作为后，也都挂印而去。当杨度向梁指出共和国的缺陷，并要他帮助改变国体实施帝制时，梁启超指出：
“帝制将受到来自国际与国内的威胁”，并说：“毁灭一个业已建立的共和国，恰恰同革命党推翻君主政体是同样性质的行动。”然而，梁启超到底是共和党人，他在关键时候，支持他的学生蔡锷举起反袁称帝的大旗，与国民党一道逼使袁放弃“洪宪皇帝”的闹剧。
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
孙中山要逮捕梁启超对于帝制的崩溃，不仅是旧政治上的崩溃，也是旧生活的崩溃，那是梁启超不完全希望的，他直到生命的尽头，也还是努力支撑这种波及文化与生活上的崩溃。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了临时政府，他以大元帅的身份，颁布了逮捕所谓“再造共和”的段祺瑞等北方领导人的命令，梁启超是其中之一，因为他也参加了段执政的新内阁，与黎元洪总统站在一起，反对孙中山的广州政府。
因为国民党认为，梁启超是阻碍走向共和的“罪魁祸首”。
梁启超这时已不是共和党人，而是加入了由共和党等七八个小党重组的进步党，并搞起了政党研究系。
这年7月，冯国璋以副总统的身份取代黎元洪当上总统。梁启超在孙中山“一纸空文”的逮捕令下，虽然平安无事，但自此，他在政治舞台上消失。
或许，他悟彻到自己的君主立宪思想，最终危害到了孙中山的革命共和。
他似乎有了愧疚之感。
因此，当孙中山在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后，他于次日前往孙中山家中吊唁，他对宋庆龄称孙夫人，对她致以亲切的抚慰，对孙中山的去世，表示了深深的痛惜。他或许看到了孙中山的遗嘱。这个遗嘱是孙中山在病榻上口授，由汪精卫笔录的。遗嘱上说：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颂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对首义者铁血精神的咏叹调被誉为民国之父的孙中山在他生前，曾到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地方去过。
他深知，没有武昌起义，不会有中华民国；当然，也不会有临时大总统的殊荣。
黎元洪称誉他是“功比尧舜”。孙中山也称他为“民国第一伟人”。
在孙中山推位让国后，他曾携其夫人卢慕贞、儿子孙科、女儿孙媛、孙婉，随员有宋子文、胡汉民、汪精卫等来到武昌。
他是应副总统黎元洪之邀来的，时间是1912年4月9日。黎元洪率首义英雄孙武、蒋翊武、蔡济民、吴兆麟、熊秉坤、李翊东等300多人在都督府门前恭候孙中山一行到来。
孙中山在都督府大厅发表了题为《共和与自由之真谛》的演讲。
孙中山在武汉三镇凭吊了阳夏之役战场后，为推翻帝制而牺牲的首义烈士们留下了百年之后，仍然极具铁血精神的咏叹调：
武昌飚发，
胡虏土崩。
既攻既击，
拯我弟昆。
虽拯我昆，
大功则成。
人生有死，
死有轻重。
死以为国，
身毁名荣。
帝制的崩溃，是因革命党人的身毁而崩溃。
帝制的崩溃，是因众多的推手而崩溃。
我们从前面讲到汪士铎的日记来看，光绪年间的“世乱”之象，在学者的眼里，主要是“人多”；在经学家眼里，主要是有“妖孽”；在玄学家眼里，是“天谴”；在孟子眼里，是“五百年王者大兴”；在董仲舒眼里，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在康有为眼里，是“生机已尽”、赶紧“变法”；在孙中山眼里，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张之洞眼里，是“中体西用”；在吴可读眼里，是“一误再误”。到了慈禧太后，她却无力补天。到了隆裕太后，干脆“揖让开尧天”。
我们且回顾慈禧的“补天”慈禧想不想像女娲那样补天呢？
她想。
但慈禧的补天，例如，她的移风易俗及其立宪，都是有其底线的。
慈禧既要搞立宪，又要设定“预备”“立宪”的限制，这是她不得已而为的情结。不错，她之所以要搞立宪，固然是为了想调和满、汉日益深化的矛盾，巩固满洲贵族的长期统治。如她在流亡西安后，于1901年4月颁布新政，接着又在同年12月23日，发布了允许满汉通婚，并劝导汉人妇女不缠足等懿旨，“光绪帝谕内阁将慈禧这道懿旨颁发全国”。懿旨写着：
我朝深仁厚泽，沦浃寰区。满汉臣民，朝廷从无歧视。惟旧例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著为禁令。今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余年，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所有满汉官民人等，著准其彼此结婚，毋庸拘泥。至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捂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断不准官吏胥役借词禁令，扰累民间，如遇选秀女年份，仍由八旗挑取，不得采及汉人，免蹈前明弊政，以示限制，而恤下情。将此通谕知之。
满人一向认为自己的血统高贵，不与汉人通婚，对这祖宗立下的二百余年的之法，被慈禧取消了。
至于取消妇女缠足，康熙、乾隆两帝也禁止过，但屡禁不止。汉人缠足的陋习，由来已久，胡适认为，“可能始于五代，这是抽象的揣度”；而林语堂则具体指出，“始于唐后主（李煜）的皇家歌舞会上”。女人自幼缠足，是不人道的。慈禧反对女人缠足，出于对女同胞的尊重。按李傲在《睁眼看慈禧》的话说：“慈禧是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她主张女人要有尊严和优雅的生活。强调女人的独立精神。她认为女人应该读书识字，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
的确，历史上的汉人男子，一直把女人当做除了会生儿育女，就只能围着锅台转，只能相夫教子的持家女人，要天足干吗？“一丈之内日夫”，“一夫之妇日内”，所谓“内人”，是没必要出门做事业的，否则就会成为易卜生笔下的追求自由的娜拉了。有意思的是，在民国时，据说名演员蓝平与王莹争当“出走的娜拉”；不缠足的妇女，许多参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家庭失去了贤惠女人的操持。从巴金“激流三部曲”的《家》、《春》、《秋》小说里，可以领略到家不像家的情景。
我无法找到历代倡导女人缠足的旨令，它似乎是来自民间男人大丈夫的“私刑”专利。慈禧移风易俗，改掉汉人旧恶习，却收效甚微。只有上海成立了“天足会”。辛亥革命斗士吴玉章说：“这不简单是一个家庭里的问题，也不简单是一个放脚的问题，这乃是一场严重的新旧斗争”，“1903年我到日本以后，我的女儿又届缠足的年龄了，我妻写信来说要给她缠足，我立刻写信回去严厉地反对，于是我女儿那双刚刚缠上的小脚，居然得到了解放”。但缠足一事，直到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后颁布取缔，才算了断了缠足的俗习。但通过缠足而以“三寸金莲”为美的眷恋仍是令人惊讶的。我在《大话中国人》一书写下了这么一段事实：
所谓“三寸金莲”至今还传为美谈。
请看清代方绚就著有称颂缠足的好处：“弱则寒，强则娇，俗遂无药可医矣！故肥乃腴润，软则柔美，秀方却雅；然肥不在肉，软不在缠，秀不在履，且肥软或可以所求，秀但可以神遇。”
更有趣的是，清末民初的北大教授辜鸿铭，他喜闻小脚之臭，赞成女子缠足，宣扬小脚之美，他说：“如果说写不出文章来，一捏女人的小脚，灵感就来了”。
你看，本来极残酷的手段，却发生了美感，成了精品，成了绝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