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婆学会了一句非洲话，不知是哪一国的，反正非洲人都能听懂：“哇呀哇呀哇呀！”据说是进步的意思。“哇呀哇呀哇呀阿非利加”就是：非洲，进步呀。晚上大家跳土风舞时，就这样喊着。看起来哇呀哇呀哇呀十分必要。我们国家的通讯、旅行条件，大概比东非国家好，但和世界先进水平比，还是很差。让我们也高呼：哇呀哇呀哇呀，域外杂谈？盗贼出门在外，遇上劫匪是最不愉快的经历。匹兹堡虽然是一座比较安全的城市，但也有些不学好的男孩子，所以常能在报上看到抢劫的消息。奇怪的是我们在那里留学的头两年，从来没听说过中国人遭劫。根据可靠消息，我们都在李小龙的庇护之下。这位仁兄虽然死去好几年了，但是他的功夫片仍然在演。
谁都能看出李小龙的厉害之处，在银幕上开打之前，他总是怪叫一声，然后猛然飞出一腿。那些意图行劫的坏蛋看到了，就暗暗咬指道：我的妈！遇上这么一腿，手里有枪也不管用。外国人看我们，就像我们看他们一样，只能看出是黑是白是黄，细微的差别一时不能体会。所以在他们看来，我们个个都像李小龙。
这种情形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起因是１９８４年的国庆招待会。那一天我们中国留学生全体出动，占住了学校的大厅，做了饺子、春卷等等食品来招待美国人。吃完了饭，人家又热烈欢迎我们表演节目。工学院的一个小伙子就自告奋勇，跳上台去表演了一套“初级长拳”，说是中国功夫。照我看他的拳打得还可以，在学校的体育课上可以得到四分以上，不过和李小龙的功夫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当场我就看到在人群里有几个小黑孩在扁嘴，好像很不佩服。这种迹象表明不幸的事情很快就要发生，后来它就发生了。
我们那座楼里住了七八个中国人，第一个遭劫的是楼下的小宋。这位同学和我们都不一样，七七年高考时，他一下考取了两个学校，一个是成都体院，一个是东北工学院。最后他上了东北工学院，但是他完全有资格当运动员。因此他就相当自负。
晚上到系里做实验，他完全可以开车去，但是他偏要走着去，穿过一大片黑洞洞的草坪，草坪边上还有树林子。我们都劝他小心点，他说不怕，打不过可以跑。这位朋友的百米速度是十一秒几，一般人追不上的。有一天夜里一点多钟，他跑回家里说遭劫了，劫匪是两个人，一个个高，一个个矮，全是黑孩子。遭劫的地点离家很近，这两个家伙估计还没走远。我们楼里也有四五个男人，听了都很气愤，决心出去找那两个家伙算账，甚至还找出了一根打棒球的棍子，想拿着去。
临出门时我问小宋：你跑得快，怎么不跑呢？
他说那个个高的家伙手里拿了一支手枪。虽然他又补充说，那枪不像是真的，但是大家都认为不该冒险出去。除此之外，还抱怨小宋为什么不早说对方有枪。大家离家好几万公里，家里人对我们又寄予厚望，千万别有个好歹。
过了几天，我也遭了劫。劫匪只有一个，手里也没有枪。他是个白人小伙子，身材没有我高，身体没有我壮，还有点病歪歪的。按说该是我劫他才对，但是我的确被他劫了。对这件事唯一的解释就是：我在不知不觉之中被他劫了。当时天还没大亮，我到公园里去运动。公园在一个山谷里，要经过一个木制的扶手梯，我就在那儿遇上了他。他对我说：伙计，给我点钱。我告诉他说：我没带钱。他说：让我看看你的钱包。（混账！你凭什么看我的钱包？）我说：我没带钱包。他说：那你兜里鼓鼓囊囊的是什么？（岂有此理，你管得着吗？）我说，那是一盒烟。他说：我就是要向你要根烟。我就给了他烟，借这个机会他也看了我的口袋，里面的确没有钱包。分手之后跑了一百多米，我才想到这是打劫。顺便说一句，括弧里的话都是我后来想起来的。我当时很胖，所有的腰带都不能用了，正在跑步减肥，所以心没往别处想。当然，你要硬说我胆怯了，没敢嚷嚷，我也没话可讲。后来知道，那个公园里有人卖毒品。所以我见到的那家伙十之八九是瘾发了，想找我要钱买根大麻杀杀瘾。还有人说，遇上那种瘾急了的家伙，最好给他点钱，否则他会扎你一刀，或者咬你一口。我想这也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以后我早上跑步都绕着那个公园。
后来有一阵子，匹兹堡的坏家伙专劫中国人，因为他们听说中国学生没有信用卡，身上总有现金。遇劫的人越来越多，工学院的一位兄弟被劫时，还想给劫匪讲讲理想、人生之类，打算做点感化工作，结果被人家打了一拳，口眼歪斜。不过那班家伙从来不劫女生，这说明盗亦有道。但是后来出了例外，被劫的是医学院的小夏，她是匹兹堡最美丽的花朵，中国人的骄傲，也就是说，她长得漂亮极了。这件事的经过照她讲来是这样的：那天晚上十一点左右，她和丈夫在电影院看完电影出来等公共汽车，忽然从黑地里闪出了三条黑人大汉，手持亮闪闪的手枪，厉声喝道：这是打劫！然后就要看他们的钱包。把两个钱包都看过，把钱取走之后，公共汽车来了。那三个劫匪挥舞着手枪上了车，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当然没兴趣上同一辆车接着看热闹，就坐下一班车回家了。根据这种说法，他们被劫实属无奈。她丈夫是个白面书生，不是三条黑人大汉的对手。更何况对方有枪，就算是穆铁柱被手枪打上一下，恐怕也要有损健康。
但是还有另一种说法。当时有一个中国人在离他们不远的另一个汽车站候车，据他说情形是这样的：晚上十一点多，电影散场了，那条街上没有什么人。小夏和她丈夫在那里候车时，站上有三条黑人大汉，没有藏在黑地里。那三个人穿得是有一点流气，但没有手持手枪，肩上倒扛了个长条状的东西，但既不是机关枪，又不是火箭筒，只是一架录音机。人家在那里又唱又扭，但是小夏他们没来由地发起抖来，隔着马路就听见牙齿打架。我想这和当时有很多人遭了劫有关，也可能和汽车老不来有关。总而言之，又过了一会，小两口就开始商量：去问吧？等一会。还是去问问，好吧。于是小夏就走到那几位黑兄弟面前，问道：请问你们是不是要打劫？那几个人愣了一会，就阴阳怪气地笑起来：对了，我们是要打劫！小夏又说：那你们一定要看我们的钱包了？那些人笑得更厉害：对对，把你们的钱包拿出来！！
小夏说：钱包在这儿。人家把钱拿走，把钱包还给她，说一声：Thank you！就又唱又扭地找地方喝酒去了。这两种说法里我相信后一种，因为那个电影院离警察局很近，警车没地方停时就停在电影院的停车场。美国的警察大叔屁股上总挎着枪，见到劫匪可以朝他们身上打。谁要在那里打劫，一定是身上很痒，想被短鼻子左轮打上一枪。但是你要一心想送钱给人家，人家也不便拒绝。我想自打出了这样的事，我们不但有了身上有现金的名声，还有了非常好劫的声誉，所以遇劫的人就越来越多，仿佛全美的劫匪都到了匹兹堡。但是被劫的情形却越来越少有人提起。这就使人很好奇。匹兹堡的中国留学生里有一位老金，这位仁兄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是老大学生，比我们大很多。所以他一听说有人遭了劫，就说：你们年轻人不行！另外，他是朝鲜族，所以有时还说：你们汉族同学胆太小，净惯那些人的毛病。要是碰见我，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这些话叫人听了很不舒服，但是谁也不能反驳他。老金有一项光荣的记录，他在欧洲旅行时，有次遇上了持刀劫匪，他就舞动照相机的三角架和对方打了起来，把劫匪打跑了。但是光有这项记录还不能让人服气。我不能说自己盼着老金遇上持枪劫匪冒生命的危险，但是我的确希望，假如遇上了那种人，老金能在劫匪的枪口下给我们“年轻人”树立一个不畏强暴的典范。后来果然有一天，有人在一家超级市场门前见到了老金，只见他手抖得一塌糊涂，嗓子里咯咯乱响，完全不正常。
那人就把他搀到车里坐下，弄筒可乐给他喝了。然后一打听，老金果然遭了劫。不过情形和我们指望的不大一样。当时他正在店里逛，口渴了，就到自动售货机去买杯可乐。那地方挺偏僻。忽听“乒”一声响，售货机后跳出个劫匪。那是个小黑孩，只有十二三岁的样子，手持一把小小的螺丝刀，对准了老金，奶声奶气地叫道：打劫！掏钱！！老金脑子里一炸，只听见自己怪叫了一声：滚蛋！滚回家去！吓得那孩子“哇”的一声跑了。吓退了劫匪，老金还气得要命，几乎发了羊角风。
后来匹兹堡的警察抓住了两个劫匪，在大学里开了新闻发布会，以后劫案就没有了。这两个劫匪就是当初劫了小宋的那两个家伙。被劫了的人都说是被这两个家伙劫了，但我不大相信。就我个人而言，我遭劫那次，就不是这两个人所为。现在我想，人活在世界上有两大义务，一是好好做人，无愧于人生一世。这一条我还差得远。另一条是不能惯别人的臭毛病，这一条我差得更远。这一条我们都差得太远了。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住的地方（我早就回国来了）门前一条马路，所有的阴沟盖全被人偷走了。这种毛病完全是我们惯出来的。
域外杂谈？农场什么地方只要有了中国人，就会有中国餐馆，这是中国人的生计。过去在美国见到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和餐馆有关系。现在不一样了。有的人可能是编软件的，有的人可能是教书的，但是种类还是不多。物理学说，世间只有四种力：强力，弱力，电磁力和万有引力。中国人在外的生计种类也不比这多多少。这些生计里不包括大多数中国人从事的那一种：种地。这是因为按照当地的标准，中国人都不会种地。刚到美国，遇到了一个美国老太太，叫沃尔夫，就是大灰狼的意思。她是个农民，但是不想干了，叫我教她中文，她要到中国来教书。我教她中文，她就教我英文，这是因为她拿不出钱来做学费。但是这笔买卖我亏了。我教了她不少地道的北京话，她却找了几本弥尔顿的诗叫我抑扬顿挫地念。念着念着，我连话都不会说了。沃尔夫老太太有英美文学的学位，但是她教给我的话一出口，别人就笑。这倒不是因为她的学位里有水分，而是因为时代在前进。在报纸上看到哈佛大学英美文学系老师出个论文题：论《仲夏夜之梦》。学生不去看莎翁的剧本，却去找录像带看。那些录像带里女孩子都穿超短裙，还有激光炮。沃尔夫老太太让我给她念杨万里的诗，念完以后，她大摇其头，说是听着不像诗。我倒知道古诗应当吟诵，但我又不是前清的遗老，怎么能会。我觉得这位老太太对语言的理解到中国来教英文未必合适。最后她也没来成。
现在该谈谈沃尔夫老太太的生计：认识她不久，她就请我到她农场上去玩，是她开车来接的。出了城走了四个多小时就到了，远看郁郁葱葱的一大片。她告诉我说，树林子和宅地不算，光算牧场是六百多英亩，合中国亩是三四千亩。在这个农庄上，总共就是沃老太太一个人，还有一条大狗，和两千多只羊。我们刚到时，那狗跑来匆匆露了一面，然后赶紧跑回去看羊去了。沃尔夫老太太说，她可以把农场卖掉。这就是说，她把土地、羊加这只狗交给别人，自己走人，这是可以的。但是这只狗就不能把农场卖掉，换言之，这只狗想把土地、羊加沃尔夫老太太交给别人，自己走掉就万万不能，因为老太太看不住羊。这个笑话的结论是农场上没有她可以，没有它却不成。当然，这是老太太的自谦之辞。车到农场，她就说：要把车子上满油，等会出去时忘了可找不到加油站。于是她把车开到地下油库边上，用手泵往车里加油，摇得像风一样快。我替她摇了一会，就没她摇得快，还觉得挺累。那老太太又矮又瘦，大概有六十多岁。我是一条彪形大汉，当时是三十五岁。但是我得承认，我的臂力没有她大。她告诉我说，原来她把汽油桶放在地面上，邻居就说有碍观瞻。地方官又来说，不安全。最后她只得自己动手建了个地下油库，能放好几吨油。我觉得这话里有水分：就算泥水活是她做的，土方也不能是她挖的。不过这话也不敢说死了，沃尔夫老太太的手像铁耙一样。后来她带我去看她的家当，拖拉机、割草机等等。这么一大堆机器，好的时候要保养，坏了要修，可够烦人的了。我问她机器坏了是不是要请人修，她就直着嗓子吼起来：请人？有钱吗？
后来我才知道，沃尔夫老太太这样的农妇带有玩票的性质，虽然她有农学的学位，又很能吃苦耐劳，但毕竟是个老太太。真正的个体劳动者，自己用的机器坏了，送给别人去修就是耻辱。不仅是因为钱被人赚走了，还因为承认了自己无能。后来我们到一位吊车司机家做客，他引以为自豪的不是那台自己的价值三十万美元的吊车，而是他的修理工具。那些东西都是几百件一套的，当然我们看了也是不得要领。他还说，会开机器不算一种本领，真正的本领是会修。假如邻居或同行什么东西坏了请他修，就很光荣。而自己的家什坏了拾掇不了要请别人，就很害臊。总而言之，这就是他的生计。他在这方面很强，故而得意洋洋。在美国待了几年，我也受到了感染。我现在用计算机写作，软件是我自己编的，机器坏了也不求人，都是自己鼓捣。这么干的确可以培养自豪感。
沃尔夫老太太有三个女儿，大女儿混得很成功，是个大公司驻日本的代表。这位女儿请她去住，她不肯，说没有意思。我在她家里看到了男人的袜子，聊天时她说到过还有性生活，但是她没和别人一块住。照她的说法，一个人一只狗住在一个农场上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不过她也承认，这几年实在是有点顶不住了。首先，要给两千只羊剃毛，这件事简直是要累死人。其次，秋天还要打草。除此之外，环绕她的牧场有十几公里的电网，挡住外面的狼（更准确地说是北美野狗）和里面的羊，坏了都要马上修好，否则就不得了啦。等把这些事都忙完就累得七死八活。当时正是深秋，她地上有十几棵挺好的苹果树，但是苹果都掉在地上。她还种了些土豆，不知为什么，结到地面上来了。晚饭时吃了几个，有四川花椒的味道，麻酥酥的。我很怀疑她的土豆种得不甚得法，因为土豆不该是这种味道。远远看去，她那片墨绿色的牧场上有些白点子。走近了一看，是死羊。犄角还在，但是毛早被雨水从肢体上淋下来，大概死了有些日子了。面对着这种死羊，老太太面露羞愧之色，说道：应该把老羊杀死，把皮剥下来。老羊皮还能派上用场，但是杀不过来。除此之外，她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只羊。因为那些羊不但在自己死掉，还在自己生出来。好在还有Candy（她那只狗）知道。Candy听见叫它名字，就汪汪地叫，摇摇尾巴。我在沃尔夫老太太农场上见到的景象就是这样的。
在美国我结识了不少像沃尔夫老太太这样的人，像个体吊车司机、餐馆老板、小镇上的牙医等等，大家本本分分谋着一种生计，有人成功，有人不成功。不成功的人就想再换一种本分生计，没有去炒股票，或者编个什么故事惊世骇俗。这些人大概就叫人民吧。美国的政客提到美国富强的原因，总要把大半功劳归于美国高素质的人民，不好意思全归因于自己的正确领导。回了中国，我也尽结识这样的人。要是有人会炒股票，或者会写新潮理论文章，我倒不急于认识。这大概是天性使然吧。
域外杂谈？中国餐馆到美国第二年上一个人类学课，要交个term paper。教授要我们去调查一群人或是一类人，写个故事出来。我跟教授说，想调查一下广东人。他说这不好，你又不是广东人。他还说有不少中国人在餐馆打工，何不写写这个呢。开头我不大想去，后来一想，去看看也好，就到一家餐馆干了两个月，老板叫周扒皮。后来我和老板吵翻了扬长而去。这篇paper得了好几个Ａ，教授叫辛格顿，当过全美人类学主席。我扯这一大堆，是要说明自己到餐馆里打工是去做研究，不是为了挣钱。交代了这些以后，就该书归正传。我去的那家餐馆，叫做×厨，我在厨房里洗碗。那家店当时生意好得不得了，雇了三个厨子，大厨炒菜，二厨耍嘴皮子兼带欺负三厨，三厨整天长吁短叹。后来我和三厨混得蛮熟，我俩还搭点老乡。这老家伙当时有五十岁，经常喝酒，一副潦倒相，在美国也有二十多年了，一句英文不会讲。他的故事是一个匹兹堡中国男人的故事。匹兹堡不是曼哈顿，男人不是女人，所以这故事一点不浪漫。不仅不浪漫，还有点悲惨。这个三厨姓李，是山东人，从小就被国民党拉了壮丁，径直拉到了台湾，在军队里最大干到了司务长。
×厨的餐厅有点古怪，一进门就拐弯，先往左拐，后往右拐，简直像肠子在肚子里的模样。但是总面积可不小，能放三四十桌。装潢也是蛮好的。我说设计这餐厅的人有大学问，这叫做曲径通幽。我那位老乡说，这儿原来是个破仓库，把门口拦起来，做了春卷店，有门面没桌子。干了一些年，挣了一点钱，才装修一小片，卖起炒菜来，再卖一些年，才有钱又装修一小片。这么曲里拐弯，是要遮住后面的破烂。要是满墙烂纸被人看见，谁还来吃饭？十冬腊月在街面上卖春卷，呵气成烟；白天炒一天菜，半夜里再当木匠、泥水匠，这滋味可不好受。所以，曲径通幽叫蚯蚓打洞更正确。这个店是我老乡花了近十年时间白手起家练出来的。他真的吃了不少苦头。不过话说回来，在美国创业，谁不吃苦头。我老乡又说，吃苦他不抱怨，就是这辈子苦吃得太多了一点。原来他退了役在台北开店，日子蛮不坏的，忽然来了老客，说是到纽约混吧，可以发财。绿卡包在我身上。于是我老乡拿了个旅游签证就去了。到纽约下了飞机，连时差还没转过来哪，就被按到灶上炒上菜了。人家还告诉他：可不敢出门呀！移民局正逮你这样的哪。于是白天炒菜，晚上看店，一干十几年，别说逛街去，连日头也很少看见。
这故事讲到这里，基本上算明白了。原来这×厨曾是他的店。至于他从纽约怎么到了这儿来，也不难想象。他在纽约干了十几年后，人家给他一张绿卡说，瞧，我给你办来了，咱们两清了。我们山东人是憨厚，但不傻，知道十几年血汗换张纸片不值。所以再不能给那种人面兽心的家伙干，一定要自己闯天下。纽约中餐馆太多不好混，就到匹兹堡来了。在这里当大厨，但是给自己干。
有关我自己，还没有给你做个介绍。我插过队，到过兵团，当过工人，什么活都干过。照我看在美国当厨子是最累的。假如他做两顿饭的话，上午九点多就到店里了，收拾厨房，备菜，忙忙叨叨，到十点多就开炒，一直炒到一点多，收拾厨房，给员工做一顿饭，就到夜里两点多了，这是顺利的一天。假如有个把客人屁股沉，坐在店里不走，也不能撵人家走，顶多去多问几次：先生，您还要点什么？这样准弄到早上四点。假如卫生局来查店，那就要通宵挑灯大战。卫生局的还老来，逼得你撅着屁股钻到灶台下面用钢丝刷子刷油泥。据我统计，这些厨子每天总要干十五个钟点，烈火烤，油烟熏，而且没有星期天。要是给别人干，每月还可以向老板请两天假。给自己干就什么都没了。虽然外面是花花世界，也没工夫去看。与此同时，什么生命呀，青春哪，就如一缕青烟散去了。这么苦熬总要图个什么吧。×厨里三个厨子，大厨快七十了，现在不是给儿子攒，是给孙子挣学费。一说起养活了一大堆儿孙，也蛮有自豪感。二厨坚持到月底，请了假就驱车直扑新泽西赌场，把钱输光了就回来。不管怎么说，这么活着也算有点刺激。只有这位老乡，前李老板，他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要熬下去。
李老板说，他到匹兹堡来创业时，是三十多岁，光棍一条，上无父母，下无妻儿，一辈子苦惯了，也不觉得干活苦。这话有点不对头，他哪里来的这么高觉悟？我还不明白的是他开餐馆，不懂英文成吗？一说到这里，我老乡就有点羞答答。原来他开餐馆时，是和个意大利女人搭一伙。有一阵他还能讲点意大利话，是在纽约学的。纽约唐人街就靠着小意大利，中国大厨认识意大利姑娘不稀奇。也不知怎么的，人家就和他私奔了。这件事有点浪漫色彩。奔到了匹兹堡，我老乡拿出毕生积蓄和吃奶的力气开起店来，那娘们只管收银。原来是爱情的力量支持他创业。除此之外，他还开了洋荤。我老乡说，就甭追问了，女人都是毒蛇，色字头上一把刀。
对于意大利，我也略有所知。意大利风光秀丽，意大利姑娘漂亮。我们到意大利去玩，被人偷走了钱包和相机。找警察报案，他说偷了就偷了，不偷你们外国人偷谁。咱们的同胞杨传广，到罗马参加奥运会，本来该拿金牌，被一个意大利姑娘瞟上，破了他的童子功，结果只拿了铜牌，金牌被意大利拿走了。这说明意大利人惯使美人计。杨传广是中华田径史上不世出的奇才，号称十项铁人，着上了还一败涂地，何况区区李老板。李老板说，开头那个意大利女人是真心跟他好，满嘴都是ｓｗｅｅｔ－ｈｅａｒｔ。这件事也可能是真的。谁都知道中国饭好吃，厨房里难闻。炒一天菜，一身的油腥味，怎么洗都洗不去。再说，在美国做久了的厨子，脸色全惨黄，和熟透了的广柑皮相似。我很怀疑油烟会和脸皮起化学反应，产生深黄的生成物。再加上他一天要干十八小时活，到了床上准不大中用。假如有浪漫爱情，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但是他店里生意虽好，却缺少现钱。甚至到了没钱买菜，去买便宜货的地步。在美国干餐饮，最忌讳的就是这个，一片烂菜叶就能毁一个店。不像现在北京的小饭馆，见到农民大哥来吃饭，就把筋头筋脑大肥肉往菜里炒。到了这个地步，他该打听打听了。一打听就打听出来，这女人在外面开了个pizza店，店里还有个意大利裔的小白脸。我对我老乡说，这小白脸没准是从纽约跟来的。我老乡一听就翻了脸，差点拿菜刀砍我。
我在×厨做了两个月，却好像有好几年。因为总是没完没了地洗盘洗碗倒垃圾。除此之外，还有个虐待狂二厨，刻薄无比的老板周扒皮，老憋不住想啐他们一口。我每周只做两晚都度日如年，更何况李老板整天待在他以前拥有的店里。他未老先衰，手脚都慢；周扒皮说，收留他是做好事，所以不能给他太多工钱。因为以上原因，我老乡又来找我聊。我俩下了班要去等公共汽车。黑更半夜的，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车不来。他发誓说，那个意大利姑娘原来对他是真心的，后来才变了。后来那个姑娘说，要离开他了，但是不要他的钱。除此之外，她还给他找了个老婆，是个秘鲁人。这女人也说不上是白人、黑人还是红种人，因为南美人血统最杂。他听不懂西班牙文，她听不懂中文，而美国通用的语言英文，两人都一窍不通。有件事不说话也能干，他们就干起来，孩子接二连三生出来。一个个黑又不黑，黄又不黄，简直奇形怪状。还有一桩古怪，那些孩子一句中文也不讲。他一回家，就陷入无言的围观之中。这种气氛叫人毛骨悚然。只有揍哭几个，心里才能好受一点。他告诉我说，看着一屋小崽子，简直不知自己干了些什么。
我老乡告诉我说，那个意大利女人给他介绍了老婆，就离开了他的店，果然没拿一分钱。底下的事也不难想象，过了些时候，各种各样的人就拿了有他本人签字的有效文件出现了，那女人以×厨李老板的名义借了许多钱，把店卖了也还不清。这些字是他签的，可是他并不知道签了是干什么的。到了这地步，他还爱着她，觉得为了爱情损失了毕生积蓄，也算是个题目吧。直到有一天灵机一动，找了个懂西班牙文的中国人来盘问了一下他老婆，结果不出所料，这秘鲁人原本是个难民，没有绿卡，和李老板结婚同时才拿到的。为了撮合这桩婚姻，那位可爱的意大利女人收了不少介绍费。知道了这件事后，他才不爱她了。
我离开×厨不久，李老板就被周扒皮开掉了。后来他就蹲在家里喝闷酒，因为他的确老了，没有中国饭馆肯雇他。这个故事也是老生常谈，我一直懒得把它写出来。现在忽然写了出来，乃是有感于坊间的各种美国故事。这故事的寓意是提醒诸君：假如你想到美国发财，首先最好是女人而不是男人；其次一定要去曼哈顿，千万别去别的地方。
前面提到×厨的老板叫周扒皮。这位仁兄长一张刀子脸，一看就是个刻薄人。他舍不得给员工好东西（当然也舍不得多给钱），大家恨他恨得要命。有人跑到厨房里，抓起生虾生鱼就吃，理由是不能便宜了周扒皮；但是结果是往往把自己泻到脸尖尖的。据说还有人在×厨的厨房里生吃鸡腿，连骨头都嚼成渣咽下了肚，但是我没看见，不能确认。有一回他去纽约几天，不在家里，门上被人用黄油漆大书“周扒皮”。那家餐馆后来变得七颠八倒，没个生计的模样。我在那里干得不长，就和周扒皮闹翻了，换了一家餐馆来干。这一家算是个老字号，有十来年的历史。老板和我岁数差不多，姓Ｙ。他那家店在一个犹太人聚居区，一点也不繁华。他也不做广告，所以除了住在那个社区的人，别人都不大知道。那是一座黑色的玻璃房子，假如门上不写那几个中国字，就不像中国餐馆。店里雇的人也杂得很，有中国人，韩国人，还有高鼻梁的美国人。原来他那家店是谁想去干都可以的。有一回一个韩国女孩子，本人是艺术家，不缺钱的，却发现Ｙ老板是个光棍汉，狠下心来到他店里刷了几个月的碗。但是Ｙ老板装傻充愣地不上钩，气得那女孩背地里咬牙切齿地说他是pervert（性变态）。又过些日子，发现他还不来上钩，她就不来了。
老板的店堂里有一幅宣纸写的波罗蜜多心经。这段经文最通俗了，《西游记》里全文抄录，我十六岁时一张嘴就能带出几句来：“揭啼！揭啼！波罗揭啼！”等等。所以看了那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只是觉得Ｙ老板怪逗的，还把它写了出来。后来有一天，有个新搬来的老犹太到店里来吃饭，Ｙ老板炒完了菜，就跑出去和他聊起来，说起大家共同的地方，都要挣钱、吃饭等等。最后说，大家都信教，只是你们信犹太教，我信佛，这经就是用我的血写的。该犹太一听，马上起来，对着经文立正，请Ｙ老板给他念了一遍。临走时还和他握手说：Ｙ老板，我很尊敬你，过几天介绍几个朋友来。后来才知道，这经还真是用Ｙ老板的血写的，而且是舌头上割出的血。写完了经还剩了半碗，又写了几个大字“身为中国人而自豪”，挂在旁边。这里面没有一点玩世不恭的态度。他就是这么挺严肃地告诉洋人：作为中国人，我和你们不一样；但是作为人，和你们是一样的，完全可以信任。这也是一种生计。
这位Ｙ老板同时也是大厨，炒四川菜和北京菜。我祖籍四川渠县，北京长大，依我看他炒得相当像川菜，又有点像京菜。就是这样，还常有客人说宫保菜里辣椒糊了。所以美国那地方把菜做地道了行不通。每天从早到晚，也是要干十五个钟点。据我所知，虽然入了美国籍，他在台湾也算个干部子弟哩。何况他在美国拿到了建筑学硕士学位，蛮可以找个建筑师的事干干。说实在的，给我他那份钱我要，让我干他的事我不干，在此顺便说说我自己，过去我也极能吃苦，十六岁就跑到云南去开荒，一天干十六七个钟点的时候都有。如此干了几年，临走时一看，没开出什么田来，反而把所有的山全扒坏了。一下雨又是泥又是水，好像在流屎汤子。从此就相当的懒。从不给钱也拼命干变到不缺钱就不干，所以我就问他。他说干这个餐馆是应该的。有这么个店，就帮了好多人，当然也帮了他本人。当时在那个店里干活的人可真不少，还有国内名牌大学来的副教授呢。不过这个帮字听起来还是蛮别扭。Ｙ老板也知道剩余价值学说，所以他想让我说说在×厨的遭遇，就这么说：小波，谈谈你在周扒皮手下是怎么受压迫的，他不说受剥削。不过应该给他个知耻近勇的评价，因为他干起活来身先士卒，炒完了菜，就帮二厨倒垃圾，帮我刷碗，同时引吭高歌。当时他手下国内来的颇多，你猜猜他唱什么吧？就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唱完了还说：这歌不坏，有调。晚上打烊后，大鱼大虾炒一顿给大家吃，并且宣布：我是Ｙ老板，不是周老板。他就是这么笼络员工的。
不管Ｙ老板怎么看自己，我还要说他有一切老板的通病。假如没有客人来，前厅的女招待（都是留学生）找个地方坐下来，掏出课本来看，他就阴沉着脸。这种时候你必须站着，对准店外做个翘首以望的样子，他看了才喜欢。这是他小心眼的一面。也有手面大的一面：每年总有一天，他到公园里租一片地方，把一切在他店里做过的人和一切熟客、邻居都请来吃顿烤肉。他还能记住好多熟客的生日，在那些日子里，献上他免费的敬菜。他是做熟客生意的。所以每位客人都是他生活里不能忘记的一件事，他也希望自己和自己的店成为别人生活里不被遗忘的一件事。这是他的生计。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以礼待人，还要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