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李元只是个机器人，我也可以毫无顾忌地把他放在家里一个礼拜不去管他。在一个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回了趟老家。
老实说，我曾经打算一辈子都不回去的。当然那也仅仅是一种打算，一个人如果毫无理由地脱离自己的家庭，从哪个方面好像都说不过去，因此我自己也没搞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打算。那一次，我一个人走在天桥上，看着来往的车辆在我脚下流走，孤独感油然而生，一时间觉得世界根本不需要我，而我也不需要任何人。这么一想，就有大哭一场的冲动，可又觉得太矫情，就忍住了。
之后，我就有了这个打算。那次我走到便利店，买了罐可乐，一个人开始高兴地喝起来。边喝边想，除非有人死了，否则很难有什么能令我改变主意。
结果真的就有人就死了。
死的人是我的哥哥，或许我前面对他介绍得太少，大家对他这个人不大了解。简单点说吧，他是个诗人。这么一来，大家是不是该意识到什么了？
诗人自杀，好像自从有诗歌以来就成为了一种现象，世人对其他的死亡或许充满悲伤充满怜悯充满绝望，但唯独对诗人的自杀充满理解。一些极端的人甚至觉得，诗人唯有通过死亡才能抵达一种境界，才能触碰到他们内心深处的高尚灵魂，从而得到个体的升华。甚至还有人认为，诗人的死（当然是自杀比较好，如果是得什么痨病吐血而亡效果就差了很多）也是充满诗意的，也是美的。我对这些毫无发言权，因为我不是诗人，领悟不到那一层次，但我对哥哥的死充满疑惑。
以我以前对他的判断，我认为他不可能自杀。
我没读过他几首诗，因为他不愿意给大家读，而是写完后匿名贴在网络上。但在我的印象中，哥哥性格开朗，爱讲笑话，平日生活行为举止也很正常，一点都不像个性格乖张、老和自己过不去的忧郁诗人。他一点也不忧郁，相反，我觉得他甚至有那么一点阳光。他的工作是一家高级俱乐部里的健身教练，而他的表现，就是一个健身教练的表现。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自杀呢？
可我妈打电话来，却把他描绘成了海子那样的人物。她哭着告诉我，哥哥在自己的公寓里吸食了整整两百克海洛因，然后赤身裸体地在地毯上摆出了一个“？”的姿势，仿佛在拷问活着的人，而在他的身边洒落着一大堆他手写的诗稿。
她继续哭，说：“邻居发现他时身体已经僵硬，后法医鉴定结果显示其已经死亡将近二十四个小时，皮肤开始出现一些褐色的尸斑，嘴角留有干涸的药渣。公寓房门紧锁，屋内没有其他人进入的痕迹，最终警方断定是自杀。她最后说，她也是第一次知道他吸毒，而他选择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对整个世界的一种抗争。
最后这句话从我妈的嘴里说出来，着实令我目瞪口呆。我一度怀疑我妈才是一个诗人。
考虑了一段时间后，我打定主意还是得回去一趟。因为我怀疑，我哥是被人谋杀的。
自从李元杀了房东老太以后，我就相信这个世界上的谋杀事件是无处不在。我觉得，人类有无数种死法，惟独自杀是可能性最小的。我曾经对李元说，如果哪天我不想活了，你就杀了我，因为我实在不敢对自己下手。
我跟公司请了假，然后向李元说明了我非回去不可的理由，道了别，简单拿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就出门了。
在火车上，我预想了自己回家后会发生了的一切事情，觉得里面的确存有危机。但哥哥的死因不弄清楚，我实在难以说服自己心平气和地生活下去，并且离家越近，这个想法就越发坚定。
一下车，我就打了个的直奔家门，对于调查事情的“真相”我都有些迫不及待了。回到家，一身黑衣的妈妈就冲过来抱住我，凄凄惨惨地哭个不停，让我弄不明白她到底就是哭哥哥还是哭我。哭完后，她把自己从我怀里分开，泪眼婆娑地问我：“你怎么回来了？”
咦？奇怪了，我怎么回来了？我被搞得有些莫名其妙，接着马上想起我回家之前并没有跟父母打招呼，因为当时我在电话里表现得冷若冰霜，他们还以为我不回来呢。不过话说回来，即便如此，我回来的理由也是明摆着的，还用问么？
我说：“我回来看哥哥的。”
接着我又说：“我怀疑他是被人杀死的。”
我的话像一道闪电狠狠地击中了母亲。只见她一个趔趄，朝后一倒，左手立即扶住了旁边的餐桌，右手窝在眉前，不停地揉，仿佛想把从里面冒出来的东西摁回到脑子里。
我扶她坐到沙发上，并给她去倒了杯热水。等她缓过点神来，我问她：“我爸呢？”
我妈回答：“你爸出去了。”我只好把电视机打开，调到一个类似于超市抢购的综艺节目给妈妈看，自己去哥哥房间找点线索。
在通往哥哥房间的路上，我才注意到，整个家里都被漆成了黑色。黑色的餐桌、黑色茶几、黑色的电视柜、黑色的灯具和摆设，除了墙壁和天花板，甚至连地板也漆成了黑色。我再回头看了看妈妈，她一身黑装坐在黑色的皮沙发里，脸部和手显得特别的白。
来到哥哥房间，推门进去，这个房间也被整个涂成了黑色。我拉开黑色的窗帘，被其遮挡住了的午后阳光从外面照射了进来，整个房间瞬间明亮了许多。
床头柜上摆放着哥哥的相框，我记得里面原来是我和哥哥在公园里的合影，现在换成了哥哥的个人照片，没有笑容的照片，黑白色；床边有两个重量很大的哑铃；电脑桌上面的电脑已经被搬空，我记得有一次，我没有敲门就进来了，哥哥表情慌张地关掉电脑里的正在运行的文件，并且主动解释说自己在写诗，表情有些害羞，非常朴实；打开抽屉，里面有一本上锁的笔记本，是那种三位数的密码锁，我试了几个数字，却打不开。
这时，妈妈突然出现在了门口。只见她迅速地冲了进来，第一时间跑去拉上窗帘，屋内立即又黑了起来。她从我手中把笔记本拿了过去，放进抽屉，用力推进去，然后拉着我手往外走。到了门口，她把门轻轻带上，然后将食指放到嘴边，神秘地做了个“嘘”的动作，之后便蹑手蹑脚地走了。
我去了趟卫生间，蹲在坑上想了半天也没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我已经很久没有蹲在家里的卫生间方便了。在北京，我住的地方得走一段路才能找到一处公共厕所，脏是肯定的，关键是没有家里来的自在。由于蹲的时间久了点，我起身的时候感到双脚发麻。
这时，我想到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
当初哥哥搬出去住的时候，曾经告诉过我他公寓的备用钥匙放在了什么地方。因为他是个经常丢三落四的人，所以做事情得需要有个人在旁边提醒。这个人自然不会是爸爸和妈妈，他可不希望他们经常有事没事拿钥匙去开他家的门。他告诉我，是因为我没有他的允许，是绝对不敢去他的住处的。
也就是说，我和哥哥的关系其实并不算太好，我有点怕他。
说畏惧可能会更准确些。曾经有一段时间吧，他经常欺负我，而且还不准我跟爸妈说。我腰上有一个几厘米长的伤疤就是他一次生气拿钢笔扎的。当时我才十来岁，吓得差点昏过去。
虽然随着年纪的增长，他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待我，但就我来说，仍旧心存余悸。我对满身肌肉的哥哥从来就是充满敬畏之情。
哥哥是从他十四岁那年开始对肌肉着迷的。那年他读初中，后在一次校外斗殴中一拳打掉了别人的下巴而被送进收容所关押了三个月。出来后，他就再也没上过学，却依旧每天流连于校门外打架滋事。他那时候已经深深意识到，肌肉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一种东西。
后来，他认识了艳红，各方面都有所收敛，惟独对肌肉的追求仍在继续。艳红那年读初三，是个成绩排在学校前三的好学生，因此，几乎所有人都反对她和哥哥在一起。
她的妈妈尝试过把她锁在家里，结果却被哥哥用铁钳绞断铁丝防盗网后，从阳台上救走；她的老师冒着危险来找哥哥，求他放过艳红，却被当作情敌挨了一顿狠揍；她的表哥找了几个朋友想教训哥哥一顿，结果被哥哥揍得满地找牙……
两人在这样恶劣的干扰下稳固发展感情。事实证明，大家的担心都是多余的，艳红照样以全校第二的成绩考上了全市重点高中。就在大家都以为哥哥与艳红不会再受到阻挠的时候，艳红却遭遇到了意外。她被杀了。
她被人用斧子从肩膀处劈下，据说死状非常凄惨。和她一起死去的还有她的妈妈，而凶手是她那在牛角巷口买铁板鱿鱼的爸爸。警察赶到她家的时候，她的爸爸正跪在一幅画像的面前，表情虔诚，嘴里念叨着，感谢圣人的帮助，神功保佑，孽障已除。旁边，洒落着一些还没来得及用木签串起来的鱿鱼。
得知消息的哥哥差点疯掉，我是说，我从没见过他疯成那样。他一个人跑到和艳红常去的河边，大吼了一番后，开始蹲下来啃岸边柳树的树皮。他发誓要把这棵柳树啃倒，但最后却未能如愿。闻讯赶去的爸妈将他强行拉去了医院，记得当时，满嘴鲜血的他被送到医院时，医生们都吓了一跳，以为他刚生吞了一只兔子。
再后来，他就好了，恢复正常了，变得爱笑。有一天，我们发现他在看一本诗集，才知道他成了诗人，虽然他并不喜欢别人那么叫他。
他始终未变的，仍旧是对肌肉的感情。他练得比以前更凶了，客厅、阳台、走廊，屋内大多数地方都留下过他练习的痕迹。直到一天他告诉我们，他成了一家俱乐部的健身教练。
至于他为什么要搬出去一个人住，我们的认识是，他到了独立生活的年纪，和家里人生活在一起有时候感觉不大方便和自在。那时候我刚读大四，总是很羡慕哥哥可以过自己的日子，可等到自己正式开始独自生活之后，却体会到个中苦涩滋味。
说的有些远了。我记得哥哥把钥匙放在了厕所的水箱里——这是我的建议，在香港电影里，杀手们通常把枪用塑料胶布包好放在那里。我打开外表已经被涂成了黑色的水箱，发现在角落里果然有一片亮晶晶的金属片，便伸手把它捞了出来。
回到客厅，我看见妈妈已经躺在黑色的沙发里睡着了。她蜷缩着，体积很小，看上去非常让人担心。我轻手轻脚地来到门口，打开门，走了出去。
来到街上，我的心情开始舒畅起来。虽然这个城市不大，城市建设比起北京相对落后，但行人却不少。大家喜欢逛街，喜欢热闹，喜欢往人多的地方扎堆。我有一种久违了的感动。我离开才短短半年时间，街道一点变化都没有，卖麻辣烫的小伙儿还在热火朝天地卖着麻辣烫，刷皮鞋的妇女也仍在过去的街边位置刷着皮鞋，我曾经呆过七天七夜的那个网吧仍然像我离开时那样半掩着门。
一切都没变，而我的哥哥却死掉了。这是多么令人悲伤的一件事情。我必须得弄清楚真相。想到这，我心中的血液又沸腾了一下，促使我加快了几下脚步。
哥哥的公寓位于市中心的一个高档住宅区，由于设置隐蔽，第一次来的人可能很难找到小区的入口。也就是说，为了防止非小区人的闯入，小区规划者把门设计到了一个一般人想都想不到的地方。
其实这个高档小区不过是设在市中心标志性建筑蘑菇大厦的顶上面，但除了去过的人，其他人根本找不到上去的路。
所谓蘑菇大厦自然是建得像个蘑菇。B1到B3都是车库，一到七层是商场，七到十八层是办公写字楼，到此，构成了“蘑菇”的茎部和根部，而蘑菇的冠部就是最著名的蘑菇小区了。
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是，大厦里的六部电梯到了十八层就到顶了，一般外人根本不知道怎么上到小区里去。
不过我知道。
我以前跟哥哥来过他家一次，完全熟悉上去的流程。
我先走进大厦，然后乘坐电梯来到十八层。出了电梯，往右，来到一个拐角处。这里有一个楼梯。上去，会发现有一个狭小但精致的空间——那里还有一架电梯。
电梯口，站着一位穿红色制服的门卫。
我和他打了个招呼，然后从裤袋子掏出那把钥匙。那是一把特制的钥匙，钥匙嘴成圆柱型，有八道整齐不一的齿纹，钥匙柄上刻有我哥的房间号“6414”。
那位门卫拿过钥匙看了看，然后看了看我，说：“我见过你，你是古一杰的弟弟。”
我说：“是的。我叫古少新。
他问：“你哥已经死了，你还来做什么？”
我说：“就想来看看。”接着我故意把音调弄得有些悲伤，“我哥死的时候我不在。”
他说：“可现在房子已经被物业收回了。”
我说：“没关系，我有钥匙，你就放我进去看一眼，看完我就走。”
他想了想，说：“好吧，怎么说我跟你哥也算有点交情，他死了我也很难过。你去吧。不过要快，被物业的人知道就麻烦了，虽然那房间刚死了人，暂时也租不出去。”
我连声表示感谢。
进了电梯后，我按下了“6”的按键，便直接把我带到了蘑菇公寓的六层。我很快找到了“6414”的门口，把钥匙上的红点朝上，对着钥匙孔插进去，一扭，门就开了。
屋内的摆设和我上次来差别很大，墙壁明显是重新粉刷过的，地板也换成了深色，而放在客厅一角的跑步机也没了。
我来到“案发现场”——卧室，床和床单也是新换的，色彩非常鲜亮，而地毯洁白如玉，自然也是新换过的。总之，一切都是新的，根本找不到哥哥的半点痕迹。
我脱下鞋子，然后躺在地毯上，也试着去摆弄一个“？”的造型。我在想，如果哥哥是被谋杀的，为什么杀人者要把他的尸体摆成这个样子呢？是在做一种自我挑战，还是想说明些什么事情？又或者，是哥哥临死之前竭力摆出来的一个暗示？实在太让人无法捉摸了。
不过有一点可以弄清楚，就是如果哥哥是自杀，那这起案件的疑点也实在太多了。首先，这两百克海洛因是从哪儿来的？两百克数字又是如何得来的？其次，以我哥的强壮身体，两百克海洛因能不能杀死他先存个疑，而在那种被毒品高度刺激的头脑情况下，他怎么还有意识去而摆出这样一个姿势来“抗争世界”？听起来也太不靠谱了。
不过房屋门窗紧锁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除了哥哥自己有把钥匙，我这儿有把，就只有物业那有钥匙了。听妈妈说，警察现场勘查报告显示，尸体被发现时哥哥的钥匙就放在屋里的桌子上，也没有任何破窗的痕迹。
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之际，突然感觉厅里有人影闪过。我一个箭步冲出去，发现厅里没人，房门之前由半掩变成了全开。一时间，我突然觉得有些害怕，赶紧出了门，把门反锁好，往电梯口走去。
电梯下降的过程中，我突然改变了主意，在一层（刚才进来的地方属于负一层）便下来了。
这个小区的一层是一座空中花园，不大，但人工培植的花草还算长得茂盛。一个漂亮的少妇牵着自己的贵宾犬在草地里停停走走，偶尔从裤袋里拿出一个透明的塑料袋，把狗狗拉的屎捡起来，扔到一旁的垃圾桶里。在靠近小区边缘的地方，有一条长长的没有靠背的木凳，上面坐着一个戴着墨镜的老头，手持拐杖，身体背对我冲外，似乎在凝望天边的某朵云彩。
看了一会儿后，我重新进到电梯，下到小区入口。
先前那个门卫看到我出来，一下子较先前变得热情起来，一会儿问我现在在做什么，一会儿又让我节哀，人死不能复生什么的。说着说着，他突然四处看了看，然后把嘴凑到我耳边，神秘地说：“我怀疑你哥是被人谋杀的。”
我心里一惊，忙问：“你怎么知道的？”
他说：“我每天都在这儿值班，你哥常带一些女的回家过夜。”
“这不能说明什么啊。”
“你哥哥尸体被发现的那天早上，正好我值班，我看见一个陌生女人慌慌张张地从楼下上来。后来，我问了前一夜值班的同事，得知前一夜确实你哥有带女人回家，描述的样貌跟我见到的很像。”
“我哥的尸体是什么时候被人发现的？”
“就是那天晚上。据说是一个戴墨镜的老头发现的，他路过你哥家门口，发现门没关，里面灯还亮着，就喊了几句，没人应，就进去了，一看，发现你哥死在了卧室里。”
我感到非常意外，问：“为什么警察的记录上写我哥死的时候，房门紧锁，门窗都完好无损。”
我话一出，他似乎比我更意外，说：“什么？警察是这么说的吗？”过了一会儿，他表情极不自然地说：“其实我也是听别人说的，也许不是真的，大家传来传去，都走样了。”
不过我倒是不觉得他在胡说，因为他说的那个戴墨镜的老头我刚才确实见到了。我跟他说了声“谢谢”，然后在他的诧异目光下，又坐电梯回到花园里。那个老头已经不在了，而那个椅子上，坐着先前那个遛狗的少妇和她的狗。除此之外，花园里再无他人。
我走过去，在她背后站住。我说：“小姐，你好。”
她显然是听到了我的声音，身体微微动了动，但并没有回头。
“请问一下，刚才坐在这里的一位戴墨镜的老头去哪儿了？”
她仍然没有回头，也没有回答我，倒是她的狗一下站了起来，喉咙里胡噜胡噜，像是随时准备扑上来咬我。
我朝花园里再次扫视了一遍，确认没有我想找的那个老头后，扁有些丧气地往回走去。在进入电梯的那一刹那，我瞄了一眼那个奇怪的遛狗少妇，她仍然没有把头转过来。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感觉事情越来越清晰了。虽然现在仍然没有丝毫证据，门卫的话也不一定可信，但至少证明，这个案子绝不像警方描述地那么简单。
回到家，爸爸已经回来了。这位区里曾经的大人物现在满脸憔悴，仿佛得了绝症快死了一般——这样的比喻让人有些心酸。爸爸今天也是一身黑装，见我回来，面无表情，只是胡乱拨弄着手里的电视遥控器。厨房里传来一些声响，应该是妈妈在准备晚饭。
我坐到爸爸身边，想找些话题，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刚想起身回房间休息一下，爸爸把电视机关上，将手里的遥控朝沙发上一扔，说：“坐好。”
我只好坐着不动。
过了一会儿，爸爸说：“你这次回来不走了吧？”
我说：“得走。”
爸爸说：“我现在就你一个儿子了。”
我说：“我也挺难过的。”
爸爸还想继续深入下去，妈妈端着一个托盘从厨房里出来了。她把菜放到餐厅的方桌上，然后招呼我们过去吃饭。
等我凑近才发现，桌上有四菜一汤，统统都是黑色的。清炒黑木耳，黑芝麻饼，凉拌皮蛋，酱油肘子，紫菜汤。我感到有些诧异，但看着妈妈充满悲伤的眼神，便把想问的话就咽了下去。
吃饭的过程中，妈妈往我碗里夹了两筷子菜。由于大家各怀心事，气氛显得沉重而尴尬。
吃完饭之后，我回到房间，打算梳理一下今天的发现。这时，房门被推开了，爸爸妈妈一脸严肃地走了进来。在昏黄的灯光照耀下，他们的表情看上去有些恐怖。
我问：“怎么了？”
他俩来到我的床边，坐下，相互推搡了一下后，爸爸清了清嗓子，开口说：“我们不希望你再离开这个家。”
说完，他有些紧张地看了看妈妈，后者给了他一个坚定的眼神。
我看了看他们，两位老人坐的位置背光，脸部完全处于阴影之下。我穿上拖鞋，背对着他们，打开衣橱的门，想从里面找出一件睡衣出来。我边找边说：“不可能。”
我话音刚落，就听到身后发出一阵响声，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两股力量就分别抓住了我的两个手臂，往后一掰，使我处于反关节的状况无法动弹。等我脑子稍微缓过点神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被绑得像个粽子一样，扔到了床上，嘴里还塞了两只袜子。
此时，爸妈的表情已经有些扭曲了，他们幽怨的眼神令我被更多的恐惧笼罩。我大力地聂东，想挣脱身上的绳索，但效果却十分不佳。
过了一会儿，妈妈看我不动了，就做了“嘘”的手势，然后过来摘我嘴里的袜子。当袜子从我嘴里脱离之后，我只是用力地呼吸，并没有大喊大叫——我总不至于在自己的家里大喊“救命”吧。
妈妈见我还算配合，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她说：“小新，你别怪爸妈，我们这样也是逼不得已，只有这样，你才会留下来陪我们了。”
爸爸附和着说：“只要你听话，十天半月，我们就会给你松绑。”
我说：“你们是不是疯了？”
听到这话，妈妈的眼泪立即就下来了。她想说什么，但被爸爸打断了。
他说：“随你怎么说。总之，你就给我在这儿老实呆着。”说完，他就拉着妈妈的手，往门口走。
我赶紧大声喊道：“别走，哥哥是被人杀死的。”
这一招果然有用，他们刚踏出半步的脚又收了回来。爸爸尽量克制住自己情绪，问：“你听谁说的？”
我说：“没人说，但这起案子有很多疑点。”
只犹豫了半秒钟，爸爸就冲到了我面前，狠狠给了我一个耳光。我一时间被打懵了，还没来得及申辩，嘴巴就再次被袜子塞上了。紧接着，屋内的灯被熄灭，随即传来一阵门被反锁的声音。
就这样，我很不舒服地呆在黑暗之中，直到昏昏睡去。
这样的睡觉姿势让我做了个非常奇特的梦，但是我想待会儿再说。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屋内已经有了一丝光亮。黑色的窗帘并没有关得太严实，窗外的一缕阳光偷偷挤了进来，提醒我现在大约是第二天的早晨。
我抬头想看看对面墙上的钟，却只找一个圆形的痕迹；床头柜上原本有的闹钟和手机都不在了。我挣扎着想滚到床沿，可由于缺乏勇气，我没敢把自己摔到地板上。
厅里传来一些声音：脚步声，小声说话声，最后是大门被重重关上的声音。我瞪大眼睛，竖起耳朵，静静地听着，很快，就有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门被打开了。
妈妈站在门口看着我，依然是一袭黑衣，仿佛一位修女。我也看着她，尽量使眼神表现出乞求来。修女缓缓地走到我身边，充满慈爱地摸了摸我的头发，然后把袜子从我嘴里拿了出来。
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妈妈，放开我。”
妈妈无动于衷。她问：“饿了吗？想吃什么妈给你做。”
我感到很失望，说：“我什么都不吃。”接着我又放了句狠话，“你们一天不放我，我一天就不吃东西。”
妈妈说：“我陪着你一起不吃。”
我劝她道：“何必呢，你即便现在能锁住我，那又有什么用，迟早有一天我会走的，你们总不至于锁我一辈子。”
妈妈悲伤地说：“只要你不回心转意，就会锁你一辈子，直到，直到我们死。”
我觉得和她已无话可说了。过了一会儿，我表示想上厕所。
她把我扶起来，站在地上，我发现脚可以慢慢地挪动。在她的帮助下，我慢慢挪到厕所里。就在她俯身去整理马桶盖的时候，我用身体的侧面猛得撞向她的腰部。被撞后的妈妈一个趔趄，头砸在了厕所墙壁的瓷砖上，只听见咔嚓一声，瓷砖出现了裂痕，妈妈随即就昏了过去。
我用跳步的方式来到厨房，用反绑在背后的手拿起台面上的菜刀，迅速将绳索割断。解开束缚后，我立即跑到卫生间去看看妈妈有没有出事。
谁知我刚抱起她，还没来得及呼喊，她突然睁开了眼睛，死死拉住我的衣服不放手。虽然我的T恤都被她拉破了一个口子，但我仍然在力量上占了上风。十五分钟后，我将她牢牢绑在了客厅里的那个躺椅上。出于尊重，我没有往她的嘴里塞袜子。
拿着包从家里出来，我感觉有些茫然。我去一家小店吃了点饭，神志逐渐恢复了一些。我打算继续把哥哥的死亡谜团解开。
我来到哥哥之前所在的那个高级俱乐部，他生前就是在这里做健身教练的。这是位于南城的一家独立的院落，门口有两个很大的铜青蛙，青蛙旁边各站了两个面无表情的保安。我走向前，刚想推门进去，结果被拦住了。
“证件呢？”其中一个说。
“什么证件？”
“走！”
他朝我挥了挥手。另一个保安则不说话，却也上前来推搡我。
我说：“古一杰的弟弟。”
“谁？”
我加大了点音量：“古一杰！”
“哦。”他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了。我以为他同意让我进去了，刚要往里迈步，肚子上就被重重挨了一拳。我敢说，他这一拳撞到了胃，里面就像全部溃烂了一般难受。我用手窝着被打的地方，双膝跪在了地上。
他还是那句话：“走！”
另一个保安则把手交叉在胸前，气势逼人地挡在了我的前面。我心想还是不要和他们硬碰，便挣扎着起来，摇摇晃晃地离开了。
之后，我上了一辆公交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玻璃插窗开得很大。售票员是个胖姑娘，她一摇一摆地过来问我买票，我搜了半天也没找到一块钱零钱，只好把一张大面额的钱递给了她。她很和善地把我递钱的手推回来，然后冲我笑笑，说：“下次吧。”便转身到前面去了。
车在蘑菇大厦附近的一个车站停了下来。门打开后，我对那位好心的胖姑娘说了声“谢谢”，然后下了车。
按照惯例，我坐电梯来到十八层。下了电梯，拐到通往小区的那个电梯口，发现这次看电梯的已经换成了另外一位小伙儿。我跟他说明来意，并给他看了钥匙，但他说什么也不让我进到小区里。他的认真劲让我一阵厌烦。
我问他：“之前的那个小伙子呢？”
他说：“哪个？”
“昨天执勤的那个。”
“哦，你说的是小刘啊，他已经不干了。”
“不干了？可我昨天还在这儿看见过他。”
“昨天是昨天，关今天什么事？”
我觉得他态度很不好，本想和他争执几句，但想想也无必要，就还是求他让我进去。我说：“我进去很快就出来，找一个人。”
他说：“找谁？”
我说：“一个戴墨镜的老头。”
他说：“你说你认识朱总？”
我一下子傻了，问：“你说那个老头是你们公司的老总？”
他说：“不是，是我们老总的爸爸。你找他做什么，他年纪已经很大了，而且还是个瞎子……”
我突然觉得一阵强烈的晕眩感，连忙扶着墙以至于不会倒地不起。我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再问下去的信心了，便跟他道了谢，离开了蘑菇大厦。
还是那句话，外面的空气让我觉得舒畅，甚至多了份感动。虽然这次的回家之旅让我犹如掉进了一个没有尽头的无底洞，但我至少现在仍是自由的，这让我很是欣慰。
我走到城市的中心路段，发现人比之前多了很多。街上有人在发传单，内容是计算机英语培训，随单还附送一包餐巾纸。我把传单扔进垃圾桶，把纸巾揣进口袋。这时，我看到对面的街心广场黑压压地聚集了很多人，在这些人的前方，搭了一个方形的台子，上面站了一排人。我本想离开，可当我刚迈开脚步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通过台侧音箱传出来的，是那位昨天把我绑在床上的爸爸的声音。此刻，身穿一袭黑色西服的他正站在那一排人的中间位置，手持话筒，拿腔拿调地说着一些带有“党”、“政府”、“人民”等字眼的话。我仔细听了听，大概内容是全国卫生城市评选日又快到了，这次市政府的领导发起总动员，以身作则，从我做起，走上街头，用实际行动呼吁大家重视环境，爱护家园。接下来，领导们也将组成一个清洁小分队，在城市里的某个地方做一小时的义务劳动，以示表率。
我的心里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自己觉得一定会很有意思，便站着不走等待时机。动员大会结束之后，领导们纷纷上了车，一队人马沿着马路浩浩荡荡朝前开去。我叫了辆出租车，在后面跟着。
走了大约十几分钟，终于，车队停到了过江大桥的上桥口。领导们下了车，接过为他们准备的扫把、口罩以及代表这次活动的卫生马甲，穿上、戴上、拿上，开始劳作。我看见爸爸挥舞着扫把，从桥东一直往桥西的方向扫去，便跟了上去。电视台的摄像机和报社的摄影记者一直紧跟在他的周围。
到了桥中央的位置，爸爸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直起腰，一手朝后撑着，作出很累的样子。旁边的随行人员识趣地上前表示要帮手，但被爸爸“义正言辞”地拒绝了。他这一光辉时刻，被一位摄影记者拍了下来。
我找准时机，大步走到了他的面前，站定，冲着他大声喊了声：“爸爸。”
顿时，所有的人都停了下来，眼睁睁地看着我。爸爸更是惊讶极了，即便在口罩的掩盖下，也能看得出他那副难以置信的尬尴表情。
我对他笑笑，然后向了挥了挥手，表示再见。然后，我便奋力朝桥西跑去。只要我能跑到桥西，只要爸爸不追上来，我就能跑进火车站，坐上火车，离开这里。
当我气喘吁吁地跑进火车站，买了票，进了站，上了车，车开动，踏踏实实地坐在靠椅上，我紧张的心情才算真的放松下来。看着站台慢慢消失在了我的眼中，我心里不免有些难过。再见了爸爸，再见了妈妈，如果你们愿意，就当又死了一个儿子吧；再见了，我莫名死去的哥哥，我已经失去了追求真相的勇气，你会原谅我吗？再见了，我的家乡，这里没有了我的容声之地，我已经彻底回不去了。
十几个小时之后，火车将把我带回到北京，带回到那家破旧的小屋，带回到我最最亲密的朋友李元身边。这一趟，我实在有太多的事情要和他分享，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是一个梦，我昨天被绑在床上时做的那个梦：
我梦见了哥哥。就在我接近真相，快要找到杀人凶手的时候，哥哥出现了。他飘在半空中，一袭白衣，像一位圣者。他告诉我，即便再痛苦，再绝望，再无助，也要活下去，这是他悟出的一个真理，但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向我传达。而当我想向他了解关于他死亡的真实信息时，他却像一团被烈火烧掉的棉花一样，随风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