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期，佛莱彻发表哲合林耶门宦创始人马明心研究的专文，清了乾隆年间甘肃新旧（老）教教争的症结，以及华寺门宦与哲派两者间与中亚苏非教团纳合什版底耶（Naqshbandiyya）的渊源关系。此后，佛氏继续在《剑桥中国史—晚清篇》中，以十八九世纪清朝统治新疆及与中亚政局的历史发展为中心，来说明纳合什版底耶教团的和卓势力与清代中叶以来西北局势动荡的关联性。3年前，佛莱彻去世前最重要的遗稿之一，《中国西北的纳合什版底耶》（The Naqshbandiyyain NorthwestChina）一文，在其弟子李普曼（Jonathan N.Lipman）的整理下正式出版。此文一如佛氏其他相关著作，运用西亚伊斯兰与中文基本史料，将近代西北门宦的道统源流与此重要的中亚苏非教团间的关系，作基本溯源性的论析。佛莱彻认为传入中国西北的纳合什版底耶系属两支不同的体系，其一为源自十六七世纪中亚传统式苏非主义形态的虎夫耶，另一支则为源于18世纪西亚也门、属于改革式苏非主义形式的哲合林耶。很明显的是佛氏研究西北苏非派门宦道统源流的取向，与前述马通的《史略》及《溯源》有着类似的共通性，这也为今后中西双方探讨西北伊斯兰苏非主义的流变，开创出比较研究的可能。另一方面，结合近代以新疆为核心的中亚民族宗教史，来作为研究西北门宦问题的渊源与背景，应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除佛莱彻外，日本著名的中亚史学者佐口透，在其代表作《18—19世纪东トルキスタン社会史研究》一书中，已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这种中亚—新疆—甘宁青三地伊斯兰“神秘主义”发展史观的脉络。
二、宗教民族学建构下中国伊斯兰门宦制度的研究取向
从前文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随着历史发展的多元性，以及学科化的研究方法的出现与视野的扩充，苏非主义及其在西北所形成的门宦制度，已在当代中国伊斯兰学领域中不再具备着以往那种根深蒂固式的隐秘性。在中国大陆现实的民族宗教事务体制的支配下，以及开放改革所带来的思想观念的冲击，门宦传统的社会封建特质势必会产生明显的变迁与调适。在此前提下，以历史学、宗教学与民族学等学科为主要切入点的门宦研究，亦应调整部分原有的研究取向，适时地加入较多元化与切合当代社会文化特色的观点。整体而言，中国伊斯兰教现象已成为穆斯林少数民族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有关中国伊斯兰的研究亦不再局限于单纯宗教学的范围之中。就现有的具体成果看来，当代门宦制度的取向大致可以区分为以下三点：
（一）历史文献学的溯源研究与历史现象的解释。
在中国大陆，民族现象或是民族学的研究一向是与民族史的成果相结合。学界一般将民族学视为历史科学的观点，基本上已成定论。这种重视文献资料与历史学解释的民族学取向，是与传统西方民族学（尤其是社会人类学）原本界定为以无文字记载的初民社会为主体的研究取向是有所差异的。不过，英国社会人类学功能学派创始人马凌诺斯基（R.Malinowski）很早就提出，真正有效的科学分析的人类学，是不应以研究未开化的初民社会为依归，而是应进入“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按马氏所言，虽是以广义的中国社会为例，但在中国丰富多元的民族文化环境中，少数民族多少都与汉族保持密切的、长期的历史互动过程，这点则是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整体面貌中，与其他多民族国家对照下，比较具有特色的一个部分。因此，以民族宗教史的角度，重新整理、诠释苏非主义门宦制度在西北地区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以及与传统中国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则是完备当代西北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的民族志内涵的重要步骤。
然而，受到苏非派神秘主义内部形式与教权组织自成体系等因素的影响，门宦本身大多并未留下有系统的历史记载，即使像前述的哲合林耶重要的教史文献《热什哈尔》，其作者原先亦是以匿名、用阿拉伯文及波斯文写作与内传式的形态，才能辗转保存至今。如今该书能以中译本的方式公开出版，可说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中的凤毛麟角。据了解，类似的珍贵史料尚有哲合林耶经学家杨效良的《明证利剑集》与虎夫耶鲜门门宦鲜培礼的《鲜门虎夫耶道统史》等，目前仍未正式外传。至于像哲派这种具有长期抗清传统的门宦，亦与部分甘宁青的苏非派一样，当发生教派冲突或激发为抗清事变时，始成为官方史乘所记载的内容。这类史料虽不时带有统治者镇压事变的传统偏见，但部分仍对门宦的本质现象有所描述，而成为门宦史上的珍贵资料，甚至于日后还被引录于地方志之中。
不过，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部分门宦内部自行整理的历史资料亦时而出现。例如在甘肃临夏，属嘎的林耶门宦大拱北系统的台子拱北，其第九辈老人家（负责人）马世忠及其教下，近年来为拱北主人马明清（原名腾翼，又名阿洪太爷，1692—1758年）及其道统世系年修的传略即为一例。其中论及马明清于康熙年间归教于祁道祖（祁静一，大拱北创始人）这经过，以及台子拱北几经动乱的修建过程，都有详细的描述。由于这属于门宦内部流传的教史，因此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至于在历史解释方面，有关中国伊斯兰教门宦史的定位问题，正如前文中所言，近代苏非教团及其思想传入西北甘宁青等地的历史背景与过程，是必须纳入中亚、西亚伊斯兰世界苏非主义与教团的对外发展史之中，如此才能对西北门宦的道统传承产生正本溯源式的清。在此概念下，与甘宁青地区保有密切地缘和民族宗教关系的新疆，自然成为研究西北门宦问题的重要窗口。这点可以从清代前期以来，新疆的苏非派（依禅）中纳合什版底耶教团的和卓势力，不断牵动着西北政局稳定，以及直接影响部分嘎的林耶、虎夫耶门宦创建的史实中得到证明。
（二）宗教学对苏非主义教理与相关伊斯兰教义内涵的诠释
伊斯兰苏非主义的宗教本质构成了门宦制度的运作核心，这是以宗教角度诠释门宦内涵的基本认知。早期苏非主义的萌芽，就如同一般系统宗教中神秘主义思潮的出现，是明显带有反抗世俗化宗教体制堕落腐败的意识，并以隐性修持的简朴形式，还原以基本信仰为依归的宗教本质与情怀。然而，苏非主义对伊斯兰教正统论的冲击，与教团化的苏非派于13世纪以后，逐渐在文化与政治上所扮演的反动式（Reactionary）角色，都使得苏非主义在近千年以来的伊斯兰教史上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西方学者的观点中，13至19世纪间，伊斯兰世界与日益成熟的西方文明之间产生隔绝，伊斯兰的知识界因缺乏外来思潮的刺激，而出现数世纪之久的知识停滞期。不过，在此时期中，一元论或是泛神论的苏非主义与伊斯兰教正统论之间的冲突，仍在伊斯兰世界中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局面。
从上述的历史背景看来，苏非主义传入中土形成教团化的门宦制度，在宗教义理的传承与适应方面，则面临着两股必然的趋势：一为苏非主义与传统伊斯兰教理体制之间的取舍与转化；另一为苏非主义与传统中国社会伦理及宗教思想的并存与融会。在这两股趋势的交互激荡下，门宦所代表的中国化的苏非主义思想，可以说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所产生的本土化的适应过程中，最能结合宗教神学与社会文化环境特质的实例。
若以非神学式的宗教民族学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化的苏非主义内涵，则很明显地可以发现宗教功修的融合性与教权组织的封建性这两点特色。宗教功修的融合性方面，从外来的传统苏非派学理的修持体系，转化到中国苏非主义功修理念的“三乘”——教乘（沙里亚，Shari‘ah）、道乘（托勒盖，Tar—iqah）、真乘（哈给格，Haqiqah）。根据这类宗教功修的形式与意境，都很明显地可以感受到与道教的相似性与互通。凡此也都可看出，苏非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形式，就如同近代深受儒学影响的刘智等人所倡导的“以儒诠经”思潮一样，意味着近代中国伊斯兰教思想在“华化”与“回化”的交融下，最终仍是以广义的传统中国文化为认同依归的事实。就教权组织的封建性而言，这种苏非主义中国化的外在形式，可说是门宦制度在整个中国伊斯兰教传统体制中最具“异端性”的部分。苏非主义以教团化、宗派化的形式在西北穆斯林地区落地生根，争取与稳固社会的宗教资源，便成为门宦这类新兴教派赖以发展延续的重要凭藉。因此，门宦以苏非派神秘主义教理的内聚力，并藉由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封建特质，共同形成宗教神权化的组织形态。故民国初年专研西北史地的慕寿祺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甘肃之回教门宦，隐然一封建制也。”
一般而论，门宦制度的宗教封建特征，可分为教权核心的形成与承袭，与教权系统的建立与巩固等两个部分。按苏非派神秘主义一向强调真主与世俗间神格化（charisma）的中介人物，如和卓（圣裔）、穆勒什德（导师）或筛海（长老，Shaykh）等之间的特殊关系。在门宦制度中，教众透过这些神格化的宗教领袖（清代官方资料中称为教主，门宦内自称老人家、太爷），可以更直接地获得宗教的慰藉与功修。而这种建构在“神圣”（Sacred，Divine）与“世俗”（Profrane）交互影响的宗教经验，原本就是伊斯兰教这种系统宗教所具备的宗教现象之一。而中国的门宦制度正是把这类现象发挥到极致的典型例子。前面提到的美国学者李普曼就认为门宦制度可说是具有苏非思想的教派主义（Sufi—sectarianism）与传统中国世袭制的内涵，同时也结合了伊斯兰宗教神格化思想（Islamicreligiouscharisma）与中国家系制的结构。因此，在门宦的教权组织与承继系统互为表里的情况下，为巩固世俗化的教权体制，并坚持苏非主义道统、教统的传承延续，门宦的宗教特质中便会出现教主崇拜、拱北（教主及其亲人的墓庐）崇拜、不提倡朝觐、相信克拉麦提，Kramat）与教主“弃尘出家”（嘎的林耶）等“异端性”的信仰现象。在近代政情、民族宗教事务十分复杂的西北地区，门宦原本就受争议的“异端性”的宗教本质，随着地方军政势力的介入，加上强调“遵经革俗”的伊赫瓦尼派对地方宗教资源的争夺，以及对门宦的攻击等情形不断出现，都明显造成了甘宁青穆斯林社会的严重分裂。这些也都说明以宗教学的视野研究西北门宦问题时，除了探讨传统伊斯兰教与苏非主义的教义内涵之外，教派的分化与冲突，以及宗教社会化等现象的分析亦是重要取向之一。
（三）民族学对教权体系运作和社会文化变迁现象的归纳与分析
自50年代开始，为配合大陆民族政策的全面实施，包括西北穆斯林民族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都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与全面性的社会、历史、语言等科学调查的洗礼。虽然此次调查的重点目的是为民族识别工作奠定基础，但一般而言，包括回族在内的10个穆斯林民族，早在1954年第一阶段识别结束前，其成分与名称即已确定。事实上，在4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构共产主义民族理论时，曾出版《回回民族问题》一书，直接提出“回回问题是民族问题”的观点，并以此开创出以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先河。也由于回族等民族的认定问题早已定案，因此大陆的民族学研究中，有关穆斯林民族的社会文化的田野调查成果与资料分析，相对之下较为有限；取而代之并一度成为主流的，是以唯物史观意识形态为导向的民族史研究。这其中如“回回起义”问题的研究即是明显的例子。不过，以类似民族学田调方法，从事“回民起义”民间史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以补充正史记载不足的工作，却成为大陆学界从事回族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特色。这其中以50年代马长寿对同治年间陕西回民事变与云南地方对杜文秀起事等的研究为代表。
近年来，随着大陆学界多次全国性回族史会议的召开，回族史与相关问题的研究，亦配合当前局势的需要而务实化。如经济、教育、历史人物评价等讨论主题均是这类的例子。不过，像伊斯兰宗教事物或社会文化变迁适应这方面的课题，因涉及敏感的社会安定问题，加上在方法与研究视野有待严谨与扩大的前提下，所以这类研究课题目前在以民族学为导向的成果中显得较为薄弱。自开放改革以来，大陆社会经济环境变迁快速，影响所及，连保守封闭的西北地区亦不能避免。包括门宦、教派在内的西北伊斯兰社会与宗教组织，亦利用这20年来大环境体制改变的契机，在原有根深蒂固的信仰基础上，重新发挥伊斯兰教结合社会发展变迁与凝聚社会资源的特色，使得宗教团体与组织容易呈现出更为“世俗化”的倾向。就传统的门宦制度而论，巩固教权组织与争取社会资源的运作模式，反因社会环境的开放，而不时出现或扩大类似于“新兴宗教”的矛盾与脱序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