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室·史坦因
我问过许多日本俘虏，八路军在日本人这一边究竟有些什么声誉。他们都同意，日本帝国的军队认为共产党是最危险的敌人，他们的战斗素质是非常高的，在巩固日本在华的征服中，他们是主要的障碍。
我碰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个结实的准尉，他是属于延安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的一个反军国主义者。他是一年前给俘虏的。他说起话来带有很多的浊音。
“当我们在绥远省对抗傅作义将军的著名的国民党部队时，”他说，“我们终是打了胜仗，因此我们以为中国人是非常之弱的。但当我们转到了别的战区，我们就立刻遭遇了强而执拗的中国部队，而且常常在短兵相接中吃了败仗。我们一点也不知中国发生了什么，在我们自己之间谈论着‘新的敌人’，不久之后，我们的长官告诉我们，他们是八路军的部下。”
“他们称八路军的部下为土匪，但是他们说，那些土匪是非常强悍的，我们必须比打别的中国人更努力地来打他们。在从前，当我们对抗傅作义的部队时，我们终是一个人单独放哨的。但这一回我们必须二三个人经常地在一起放哨，其余的人也不能在整个夜里睡眠，因为我们必须换班。”
“但是，在很久之后我们才克服了我们老式的迷信，而且了解了我们新敌人的性格，我是在我们一团中的第四大队里服役的，我们和共产党的军队打了六次，每一次我们终要死四个人。我们的司令官对我们说，我们运气不好，所以被派遣到这里，因为，你得知道，这四个字在日本语中说起来就是死”字。那在我们想起来是可能的。我们因此把我们的大队另外再起了个名字，依照了我们队长的族名而叫做广濑大队，来克服我们的厄运。但这样做了之后，我们这个大队还是一样不幸；在改了名字之后连队长自己也被打死了，我们大家所喜欢的班长来代替了大队长。他告诉我们，如果我来带你们，你们就不会再打败仗了。但是他生了病，我们再换了个司令官，但不久之后也很快地被杀死了。
“最后，这个第四位司令官向我们解释说，我们所以吃败仗，那是因为我们还像平时对付中国人一样地继续依靠着政治战争，他说，要打共产党，我们必须集中我们一切的力量在军事行动方面。但那也还是一样地未见功效。我们受了更多的苦，吃了更多的败仗，也就在不久之后，我给共产党俘虏了。”
还有一个人是在1945年前投降了八路军的。他本来是一名小兵，但现在他是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改变和训练日本俘虏在前线从事实际的反日工作的学校——里的著名教员之一。他在说起他那故事的时候甚至比先前的那一个还要来得高兴。
“我来把我的司令官选我到八路军去做间牒工作时对我说的话告诉你吧，”他开始说。
“他把我叫到了他的私人房间里，他非常友善地给了我啤酒和香烟而说，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叫我去做，这件事情会给我赚来非常伟大的国家底光荣，我自己的光荣，还有，如果我死去了，给我父母亲一笔很好的抚恤。”
“他说我们现在在对付八路军的部队。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共产党被人以‘土匪’以外的名字称呼。八路军的配备是非常窳劣的，但士兵们却非常坚强，因为他们有着一些古怪的思想”，这些思想使我们非常困难打击他们，所以我们必须从内部去毁灭他们。
“到后来，我被送到了一个秘密的，三个月的训练班里去学习我去做的间牒工作，在那里，我们听到了关于中国军队的长篇演讲。我们被告诉着，国民党军队配备比共产党好，但是国民党的精神却变得低而弱了，但是有着古怪思想”的共产党却是非常执拗地打着我们，因此我们吃了好几次败仗。
“教师们每天对我们唠叨说，共产党是危险的，而且在八路军里面有坏的日本人受了那种‘思想’的影响，正在反对我们自己的皇军。”
“到后来，他们不再讲起国民党的部队而唠叨不休地讲起共产党来了。他们说，共产党是由史太林领导，他们和中国的农民有着非常紧密的连系，我们所以败在共产党手里，部份地是由于他们使普通的中国农民到处反抗着日军。”
“‘你开头也许会感到奇怪的。’在间牒学校里的讲员警告我们说，因为你会发现共产党不但对他们自己的农民很好，他们对日本俘虏也是待得非常好的。但是这是让史太林来统治中国和日本的宣传而已。八路军用了像‘平等’和‘自由那样动听的标语欺骗了人民，这就是使其成为对我们非常危险的事情。’”
我从皈依了的日本反军国主义者那里听来的这些以及类乎此的故事，也许是不一定正确的，但是在我从中国沦陷区的日本报纸和日本统制的“傀儡”报上读到许多有关于八路军的文章后，这些故事在我看起来，是愈加可信了。
我从那些文章里摘了一些典型的东西，我把它们依照题目归并了起来，说明日本皇军准许报纸对共产党敌人写的究竟是些什么。
日本人和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到了何种程度，他们给与进犯着的创伤又到了何种程度呢？这些便是敌人的某些回答：
“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三年的五年间，我们在华北打了八万四千次，但其中的百分之七八是和八路军打的。”
“日本皇军和中国新（傀儡）政府的军队无休止地打着共产党。”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珍珠港事件）以来，日本皇军打击重庆和共产党的结果，其数字清楚地指出了，远东和平的主要障碍已不再是重庆政府而是中国共产党了。共产党部队的执拗倔强超过重庆部队远甚。”
“共产党的军队也就是华北的致命打击，反对他们的行动就是华北日本皇军的主要使命。他们拥有着广大数目的村庄，包围了我们的据点，阻止着他们获得接济。他们不断地骚扰着日本皇军的后方，破坏交通以孤立和封锁城市，因为这样子，日本皇军的接济和补给就给我们阻挡了。”
“以冀东（北平以东）作为中心，他们伸展到了热河（在日本的傀儡满洲国境内），而且正不断地在那个地区内建立一个新的边区。”
“在绥靖的地区，特别是在大城市里，共产党在地下工作着，扩大着它的组织，进行着情报的工作，以及策划着各种各样的活动，方式的巧妙是很难让人发觉的。”
那么敌人把共产党的作战力量归诸于什么因素呢？
“共产党是聪明的，他们依靠着他们的游击战术以及他们的政治攻势来困扰我们。在作战中，他们绝对地握住了主动，而且自始至终地保持了他们的攻势。每一个共产党司令官都知道如何把握情势，如何不失去机会。他们时常利用了进攻以及进行了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战斗，而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了决定性的成功。”
“共产党的主要原则是保持他们作战的基地，运用他们的主力防卫作战基地的外围地区，破坏日本皇军的交通线和桥梁，以及埋伏各处延误敌人的进展。他们向我们的某些坚固的据点进攻，消耗我们的小量，使我们不能注意别的地方。”
“如果情势极端对共产党不利，那么他们就领导居民撤退，领导居民埋藏他们的粮秣；他们所循的政策是‘敌人来前收拾一切埋藏一切’，因为这样做，才能使我们不可能在任何地方久留。在那之后，他们就分散他们的队伍去扰乱和袭击我们，切断我们部队的供应，使我们不能安居下来，而逼使我们撤退。”
“有时候，我们的部队也曾突入了共产党的作战基地，但当我搜索着粮秣和神出鬼没的共产党时，我们其余的部队就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强有力的据点而把他们的部下散在四郊。共产党老是利用这种时机袭击我们的。他们那时会派遣小股的游击队伍拦袭我们在别处的队伍，然后集中他们的力量和火力消灭我们一部份的队伍。当我们的队伍到最后再也忍不住这种压力，不得不停止在村庄里作无用的搜索而撤退到他们原阵地去的时候，共产党就选中那个时机狠狠地追击他们。”
“他们把力量运用得非常的好，避免了一切的浪费而集中在决定性的行动上。他们的方法就在疲困敌人，分散敌人的兵力，使敌人不能在战斗真正开始之前运用他们的整个力量。”
“他们在行动中是敏捷的，从来不失去机会，从来不跌进陷阱。他们利用黑夜，浓雾，大雨，风暴来袭击精疲力竭或是猝不及防的日本皇军底队伍。或者他们埋伏在重要地点，给敌人以重大的伤亡。或者他们毁坏了兵站，仓库，交通，电话等等……使我们的后方混乱。”
“他们曾经在他们的环境里炼成了特殊的技能。他们是善于射击又是非常地精于丢掷手榴弹的——丢得远而准。他们知道一切大的，小的以及在每一个角隅发生的事情。”
“在抵抗一个优势的军队间，他们仍旧保持着部队的坚强组织和严格训练。他们的部队底状况是极端艰苦的。为着要克服他们供应上的困难，为着要面对严重的局势，为着要应付窘境，为着要巩固他们自己，他们需要特别坚强的毅力以及严格的组织。在这些方面，共产党的军队已经达到了最高的成就。”
最后，敌人怎样判断共产党的政治目的和手段，又怎样判断共产党对于中国局势所作的军事和政治的斗争呢？
“共产党正在鼓舞民族的自觉而且正在华北努力于反抗日本皇军的决死战争。”
“为着要突破由我们的军事和经济的攻势，以及对于他们的根据地底破坏和孤立所形成的物质困难，共产党尽力在提高他们军队的效率，简化他们的管理。”
“共产党是极端倔强的，如果把这句话来形容共产党的那些精验丰富，熟习战争和战术，而且迅于认清和调整他们的错误和弱点的领导人物，那末就更加来得确当了。”
“他们热烈地领导着党的下级机构和人民，他们始终作着人民的模范。”
“但是，他们也有下列的缺点：虽然给了人民以有力的支持，共产却不得不增加人民的负担以继续长期的战争。也因为如此，不满是不断有得引起的。他们认为国共合作是一个暂时的办法，而企图领导整个的中国人民推翻国民党。在国民党还未推翻之前，共产党的第一个步骤是在强化人民与国民党之间的尖锐对立以及从国民党的内部动摇国民党。共产党的危险性格也在这里。”
“共产党主义的匪徒是复兴中国和保卫东亚的唯一阻碍。我们必须在精神上，在真实的战争里彻底地对付他们。”
敌人对于和八路军作战的某些方面竟有如此相当程度底坦白，听起来也许是有些可疑的。这有什么暗藏的动机吗？这又能够怎样解释呢？
这些好像是为了这样的理由：
日本的军阀们必须对他们国内的人民，特别是对于他们在中国的傀儡支持者来一番大大的解释。为什么战争延得愈长久，就愈难剥夺在华北和华中北部大部份所谓占领区里的经济资源呢？为什么从内地来的城市供应——给中国的居民也是给日本人自身的——愈缩愈少呢？为什么日本人占领的运输线变得今不如昔更不安全了呢？为什么征用劳工和伪兵在内地变成了更大更大的问题呢？为什么在“占领”区里的三十六万日本军队和七十八万伪军失去了更多更多的领土（包括重要的县份）给共产党——而且一九四一年以来一直不能把他们失去的重新夺回呢？
这些事实的真相是日本人不能加以否认的；由于中国人称之为“竹报”的传递，这些事在日军占领的大城市里已是无人不晓了。日本人不能够说，太平洋方面的战争不能使他们保持充分的兵力在“占领的中国”。可惜的是：那些必须每日维持日伪军的需要的人民知道得非常清楚，大量的部队并不曾减少。他们知道在铁路和公路两边的大城市外以及在他们自己的村镇里进行的战斗。他们亲眼看见伪军来来去去，把受伤的带了回来。
这些情形逼使日军抱憾他们在后方的军事失败，而对于共产党的力量有了非常大的信任。
怀疑的人也许会想到，日本人的夸张共产党底力量和重要性原是一种政策，因为在许多年来这些红色的妖怪，一直是非常有利于他们破坏中国团结的一种手段的。但是在现状况下，这似乎是不合逻辑的说法了。一种使共产党变得更为有力的政策就将对日本渴望影响的每一个集团——一、国民党；二、傀儡政府；三、在占领区的中国百姓——发生相反的效果。
第一，关于国民党：重庆对于共产党的真正力量底认识虽然缓慢而又不全，但是促使重庆和延安重开谈商的却正是这种认识。如果日本当局使重庆对延安的真正力量有了一个更完善的印像，那么他们只会逼得使国民政府更进一步地趋向民族团结，只会加强国民党内的议和份子反对勇猛的反共份子而已。
第二，关于傀儡政权：到现在，傀儡们已经开始认清了日本的必败性以及在他们大门外的共产党的真正力量。投向共产党以及秘密和共产党合作的伪军数目愈来愈大了。有很多较小的政治傀儡最近且共产党向乞助，要求共产党证明他们善良的政治形为以保证他们战后的安全。如果日本当局夸张了共产党的力量，那么他们不到必要的时候就要怕起来了。
最后，关于老百姓：进犯的日本当局有每一个理由避免使用宣传战术的，如果这战术只能使日军占领区的老百姓增加对于爱国的共产党战斗员底同情，以及增加对于通过八路军和新四军而获得最后解放的希望。
这一切不得不使敌人对于和共产党作战的宣传尽可能合乎真相；承认共产党日本皇军的敌人；至少在某种限度内说明为什么这是如此；但不使人对共产党的力量和成功有一个夸大的印像。
敌人对于惧怕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理由如此坦白，是不说自明的。敌人并不怕的厉害，因为，他们正努力于对日本皇军作决死的战争——很明显，在中国整个的战力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复原起来之前，共产党还不能从事这样的战争——而同时又因为“共产党正在鼓舞民族的自觉”。
敌人怕他们，不仅仅是因为“共产党的强韧远远地超过了重庆的部队”以致“东亚的（其实是日本人的）和平的主要障碍已不是重庆政府而是中国共产党了”——而是为了共产党加强了人民和国民党之间的对立底尖锐而从内部动摇了国民党的基础。
在共产党要想使得国民党中的自由份子来帮助他们动摇重庆政府——这政府日本人已不再视为是他们在中国的目的底主要障碍了——底企图中，以及在共产党要想把国民党的政权施以民主改革以加强中国战力的企图中——“共产党的危险性格就在这里”——就有着对于日本人的危险。
（原载于《八路军作战力的证人》194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