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纪愈大，我便对自己能生存下去的本事愈有信心。因为我对生活的要求也愈来愈淡薄，所以我不需要积谷防饥。就算我一个人住在深山、寺庙里面，我都可以有好多享受，我仍然会觉得生活很好玩。
我
人生太短暂了，大情大性，才值得活下去。不理常规的感觉真妙，抛弃身外物的作为也是一大享受。其他人要说什么，想什么，让他们去吧！理他们干什么？渐渐地，除了真话，什么都不肯讲。（蔡澜语录）
活得老了，就学会观察对方是怎么样的一种人。逃不过我们的法眼。
“我开发了内地市场。”
这个人说完给我一张名片。抬头上，写着是某某公司的经理。
一个经理能开发一个市场吗？没有整间公司职员的努力，没有老板的眼光和大力支持，你做得到吗？如果是你一个的，那么去开另一间公司吧。
怎么可以把一切归功于一个“我”字？就算是老板，在外国也用“我们”，从不是“我”。英文的“we”是谦虚的，我们就学不会用这个字眼。
“我把赤字减轻了。”
政府里的一个小官说。单靠你一个人？简直是笑话嘛。
“我的宣传做得很成功！”
你、你、你？
可怜得很，这些人是爬虫类。
这个“我”字，说惯了，在老板面前也用，老人家听了心里当然不舒服，但是狐狸嘛，笑着说：“非你不可。”
转头，找到另一个人，即刻炒你鱿鱼，留下你这种人，是危险的。
年轻人总认为自己是不可代替，在当今集体制作、合群经营的商业社会中，已经没有了一个“我”字。公司一上市，连做老板的也是受薪，做得不好，随时给股东们抛弃，哪来的我、我、我？
生意做得愈大，愈学会用人，知道人才会替你带来财富，而常把“我”字变为口头禅的家伙，将会给公司带来祸害，小心小心。
要做“我”？也行，去当艺术家吧！一幅画、一件雕刻，没有了“我”，就死了。
写文章也是，用“我”是种特权。
做生意嘛，还是少几个“我”，用回“我们”吧！笨蛋！
老（上）
人老了，像机器一样要修，道理我也懂得。问题在有没有好好地用它，仔细照顾，一定娇生惯养，毛病更多。像跑车一般驾驶，又太容易残旧，但两者给我选择，还是选后面的，平稳的人生，一定闷。我受不了闷，是个性，个性是天生的，阻止没有用，愈早投降愈好。到最后，还是命。（蔡澜语录）
生老病死这个人生必然的过程，“病”是最多人讨论的，“生”理所当然，没什么好谈；“死”中国人最忌讳，从来不敢去提到它，今天要聊的是“老”。
得从时间角度去看，我们十几岁时，觉得三十岁人已经很老。到自己是三十的阶段，就说六十方老。古来稀了，还自圆其说：“人老心不老”。
我们对渐进式的改变从来不感觉，一下子从儿童到中年到晚年。讥笑别人老的，自己也一定有报应。丰子恺先生在三十多岁时已写了一篇叫《渐》的文章，分析这种缓慢的变化过程，可读性极高。
为什么我们对“老”有那么大的恐惧呢？皆因那些孤苦伶仃、行动不便的人给了我们的印象，以为大家老了，就会变成那个样子。
你不想老吗？商人即刻有生意可做，什么防皱膏、抗老药在市面上一大堆，还有我们的整容医生呢。但是，一切枉然，老还是要老。
应该怎么老呢？我觉得老要老得有尊严，老要老得干干净净。
不管你有钱没钱，一件衬衫总得洗净烫直。做得到的话，怎么老都可以接受的，不一定要穿什么名牌。
中国人不会，旅行时就要向外国人学习了。他们当然也有衣着褴褛的例子，但是一般上注重外表。像在巴黎香榭丽舍，到了秋天，路上两排巨木的叶子变黄，一辆小雪铁龙汽车停下，是深绿色，走下一对穿咖啡色毛衣的老夫妇，在街中散步。一切金黄，和落日统一起来，有多么美妙！
在中国，香港人有必要学老，因为他们是全世界最长寿的人群之一，男人平均年龄七十九到八十岁，女人八十六七岁，俱列世界第二位。
如何学老呢？从年轻开始，就要不断学习，别无他途。学识丰富了，任何一种专长都可以用来做生财工具，我们就可以不怕穷，不怕老了。
年轻人，别再打电子游戏机和听无聊的流行音乐了。不然，你就会变成你想象中的老。
老（下）
老要老得尊严，干干净净就有尊严。身上穿的是名牌，或者是花园街买的衣服，都要洁白，笔直的。头发，如果还剩下的话，要梳一梳。胡子，当然还有啦，留着也好，但是要修整，不然就刮光。中间路线，总给别人一个不干净的感觉，这也不是做给别人看，老了还管人家那么许多？（蔡澜语录）
要保持年轻的体形，对上了年纪的人，根本是件难事。
“你再瘦一点才好看！”
“你的肚腩为什么不消一消？”
“你快点去把那头白发染了吧？”
干什么？
老了就老了，老人有个老人样，是个有尊严的老人相，改变来干什么？
谁没年轻过呢？翻看从前的照片，有一个大家莎士比亚所说的“消瘦又饥渴的样子”，步入中年的肥胖，是自然的。
“你没有看到某某人，六十多了，还那么健康，一点肥肉也没有，这都是他们运动的关系，你整天大吃大喝，什么都不做，怪不得身材愈来愈难看！”
谁不知道运动会燃烧卡路里，但这些人一运动，便一生要做运动的奴隶，一旦停了下来，还不打回原形？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美好，何必争取那不必要的假象？
要保存的，是头脑的青春。
要留下的，是童年的一份真纯。
时下的年轻人，和他们谈话，总觉得他们不停地用什么“命里没有的，莫强求”、“都是缘分作怪”等等的老人语。更糟糕的，是他们把这些似是而非的短短几个字，用三个钟头去对你劝说。讲个半天，不过是：“汝，三思而行。”
我一直当他们是长辈在教训我聆听，点头唯唯称是。
对做事的积极，我比许多人强。我不断地说：“做，机会五十；不做，机会是零。”
我重复地认为和年轻人之间有了代沟：我比他们年轻，他们比我老。
早死
漠视对方，要讲就讲，而且讲个不停，就浪费了我宝贵的生命。遇到这种人，生意一定不给他做，而且用不客气的目光歧视，毫不遮掩，这种人不必理睬。（蔡澜语录）
从广州乘直通火车回香港，听到一个生意人在谈电话：“才三千万，最快买。”
另一个八婆大概是做保险的，拼命告诉对方：“你没看到电视上那个广告吗？万一丈夫离开你呢？还有我们呀！”
一个青年用手机求爱：“我快要爆炸了，不来一下的话。”
这些杂音，都是避免不了的吗？完全是公民教育的问题，我在国外的车厢中就没看过这种现象。人家电话一响，偷偷地跑到车厢与车厢之间去听，绝不骚扰其他人。
有一次被友人强迫去卡拉OK，六个人在座，有五个在谈电话，除了我呆呆看着。还在街上看到一个人喃喃自语，以为神经有问题，原来他用蓝牙和对方交谈，塞了个耳筒，像个聋子。
我的职员还算有规矩，没看到他们在公司里讲私事，但是即使有，我怎么怪他们？下班了我还致电嘱事。工作和私人空间，有手机之后，界线已经模糊。
是不是应该订一法律，指定什么时候才可以用手机呢？像驾车时用手机会被罚款，就是一个例子。我想在私生活上很难有这种规定吧？一切，是社交礼貌的问题，是家庭教养好不好的问题。
人与人之间，互相尊敬，是最基本的事，不然的话，和街上两狗互吠有什么分别？
和别人在一起谈事情的时候，手机一响，尽可以说一声对不起，然后离座去听，或者干脆把手机关掉，很容易做到。
漠视对方，要讲就讲，而且讲个不停，就浪费了我宝贵的生命。遇到这种人，生意一定不给他做，而且用不客气的目光歧视，毫不遮掩，这种人不必理睬。
性急
性子一急，走进棺材也想比别人快吧？我们的生活最好是多姿多彩。蜡烛也要两头点，照亮此生，足矣。（蔡澜语录）
我的性子很急，大概是母亲的遗传吧？当校长的年代，同事们都追不上她的命令，急得她团团乱转。
同样的德性，我交代事也不清楚，以为别人都已了解，闹出很多错误。想改，改不了。到了今天，已不必改了。
对于性子急的人，写起文章来是一个大缺点，要说的只用三言两语，一个多余的字也挤不出来，稿费就难赚了。
很佩服台湾写作人，或在台湾读书受到影响的香港作者，他们的文字总是非常冗长，一句十几二十个字，从盘古初开说起，洋洋数十万字，毫不花气力。
遇到了这种人，你会发现他们的个性总是慢条斯理，讲话像女人喋喋不休。一个人的时候，还喃喃自语呢。
性急者，最适合居住的是香港。生活节奏一快，想做的即刻做到。一天见五六帮人，开七八个会，一点问题也没有。地方小，商店和办公楼集中，是旁的都市没有的优势。我老待这里不走，除了人的质素较高之外，性急是主要原因。
像我们这种人，约会总不准时，只有早到。不预备一点时间，过海遇到塞车，就要急死几亿个细胞。严重起来，发生脑充血事件也说不定。
新科技对我们是恩物，有了手机和计算机，减少操劳。一买就要买最新的，程序愈简单愈好，只要少按一个键，即刻不惜工本购入。
急性子也分两种，天生的和后天的。我是前者，友人去欧洲旅行，上洗手间时看到里面有块牌子，写里“请赶快用，下一个客人在等着”。之后，他就变成一个性急的人。
性子一急，走进棺材也想比别人快吧？我们的生活最好是多姿多彩。蜡烛也要两头点，照亮此生，足矣。
视死如归
我毕竟是一个凡人，所以头发愈来愈白，有的人老了，却满头乌丝，我知道，这样的人是想开了，所以没有白发，所以能够做到视死如归。（蔡澜语录）
每写完一篇文章，杂志社排好字，就传送给苏美璐做插图，今天收到她的电邮：
“读过你写的关于死亡，这真有趣，最近我常发白日梦（有点像你在发开妓院的白日梦），想经营一个场所，让大家可以好好死去，和平死去，平平静静地死去。”
“我一直希望可以帮助别人，让他们选择自己的死法。”
“至于我自己，最好是在早上，吃完了我喜欢的煎蛋和烤面包，到外面散散步，回家用钢琴弹弹几首巴哈音乐，坐在安乐椅上，喝杯茶和吃几块饼干，来些亲爱的朋友，用漂亮的安静的语气聊聊天，最后让我睡觉。
“我想他们会把我带到天堂，其他的，我才不管那么多。我就是想开那么一个让人安息的地方，我相信这种服务应该存在的。
“朗，我的先生说，他最好在他钓鳟鱼的湖畔死去，我认为死亡是一种你能盼望的目的，如果你有选择的话。”
是的，为什么要怕死呢？
返家，是我们大家都期待的事。
今天，我已七十岁了。谈死亡，是恰当的时候。七十年代，看《2001太空漫游》，一再问自己，到底有没有机会乘火箭到另一星球？或者到了那个时候，我还活不活在世上？我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当今，离二○○一年，也多了十年。太空旅行没法子实现的了；人，倒是活了下来。
样子嘛，照照镜子，还见得人，至少上电视做节目，也没人抱怨。留了胡子，是因为母亲的逝世，二○一一年的二月二十八日三周年忌，就可剃掉，到时看来是否会更老，不知道。
目前生活并不算健康，还是那么大鱼大肉。酒倒是喝少了，遇到好的，还是照饮不误。
还是那么忙碌，飞来飞去，但不觉辛苦。稿件已减少许多，每星期有五篇专栏，另有一篇每星期一次的食评和一篇写世界上好酒店的，已占了不少空暇。也许下来只能再减一点，等到能够把名酒店都聚集成书后，就停写。
每天睡眠有六个小时，已足够，如果能休息上七个钟，那算饱满。迎接死亡时期来到，我要逐渐少睡，由六，减到五、四、三。
像弘一法师一样到寺庙圆寂，是做不到了。第一，我怕蚊子。第二，没有空调是受不了的。
还是留在家吧，或者到一个美景，召集好友，像《老豆坚过美利坚》戏中的主角，一个个向亲友们拥抱告别，最后请一位有毒瘾的美女，带来吗啡，一支支注射进去，在飘飘欲仙之中归去。
上天堂或下地狱，我不相信有这回事，还是没有苏美璐那么幸福，不过和她一样，之后管他那么多干什么！
地点最好是在香港，如果有困难，还是去荷兰吧。那里思想开通，又有一位我深交的医生朋友，他每次来港，我都大请宴客，荷兰人一向节俭，对东方人的招待大感恩惠，一直问有什么可以为我做到的？
吗啡对他来讲是易事，医院里一大堆，拿几管送我一点困难也没有。虽然安乐死在荷兰大行其道，但是这位医生受过一点挫折，那是当丁雄泉先生不省人事后，子女把事情归咎在他身上，闹到差点上法庭。问题是他肯不肯再牵涉到我的事件去。
这也好办，事先由律师在场，先签一张一切与他无关的证明，他就能安心替我做这件事了。
遗嘱早就拟妥，应做的事都安排好，简单得很。
我这生人没有子女，在这个阶段，我也没有后悔过。小时听中国人的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笑话，在我父母生前已解决了。
当年我向老人家说，姐姐二个儿子，哥哥一子一女，弟弟也是，有六个后人，不必再让我操劳吧？他们听了也点头默许。
人活在世上，亲情最难交代，一有了顾虑是没完没了的，我能侥幸避过这关，应感谢上苍。人各有志，喜欢养儿弄孙的，我没异议，只要不发生在我身上就是。
没有遗憾吗？太多了，不可一一枚举，但想这些干什么？我一直主张人活得愈简单愈好，情感的处理也缩短，到计算机原理的正和负计算最妙。不只是身外物，身外感情，是个高境界，我是能够享受到的。
很高兴在世上得到诸多的好友和老师，今人古人，都是教导我怎么走这段路的恩人。
我毕竟是一个凡人，所以头发愈来愈白，有的人老了，却满头乌丝，我知道，这样的人是想开了，所以没有白发，所以能够做到视死如归。
笑看往生
最坏的打算，已安排好。万一侥幸能够活到油枯灯灭，那就最为幸福，我母亲就是那样走的。也许，可以像弘一法师一样，回到寺庙，逐渐断食，走前写了“悲欣交集”四字后，一笑归西。（蔡澜语录）
《香港剩女飙升，三个女人一个独身》。
报纸上的大标题。
这我一点兴趣也没有，不嫁嘛，又不会死人。
会死人的，是接着报告的香港人口持续老化。六十五岁以上港人，将由二○○九年约十三个巴仙（巴仙：香港人习惯用语，意为百分比），增至二○三九年的二十八个巴仙。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是老人。
死亡人数按比例，会增加到每年八万零七百个。
那么多人离去，不关你事吗？那是迟早的问题，我们总得走。但是怎么一个走法？没有人敢去提起。中国人，对死的禁忌，是根深蒂固的。
避得些什么呢？反正要来，总得准备一下吧，尤其是我们这群被青年人认为是七老八十的，虽然，我们的心境还是比他们年轻。
勇敢面对吧。死，也要死得有尊严；死，也要死得美丽。
轮到你决定吗？有人问。
的确如此，但是，凡事都有计划，现在开始讨论，也是乐事。
首先，对死下一个定义：“死不是人生的终结，是生涯的一个完成。”
我们要怎么在落幕前，向大家鞠个躬退去呢？最好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需要一点知识和准备。
最有勇气的死，就是视死如归，说到这个归字，当然是回到家里去死才安乐。
但事不如愿，根据一项调查，最后因病，死在医院里的人还是占大多数。
为什么要在医院？当然想延长寿命呀。但是已到了尾声，延来干个屁！决定自己什么时候走，不是更好吗？
家人一定反对，反对个鸟！不说粗口都不行，我的命不是你的命，你们有什么权力来反对？
友人牟敦沛说过：“我一生做的最后悔的事，就是反对医生替我爸爸终结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