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典故要恰当
论辩中巧妙地引用典故，可以达到叙事论理引人入胜，妙趣横生的效果。
“典”既可以是马列的经典著作，也可以是古今中外之典故，包括成语、俗语、名言、格言等等。
一九八一年八月四日的《光明日报》上刊登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一位二十岁出头，蓄着胡须的小伙子走进江阴县法律顾问处。
“你需要什么帮助？”金律师问。
“我留这个胡须违法吗？”小伙子略带火气问。
小伙子是某厂青工，他报考电视大学的准考证被车间领导扣留了，要他把胡须剃掉再给他。小伙子坚持不剃，双方僵持着。
“我留这个胡须违法吗？”小伙子又问。
“不违法。”回答很明确。小伙子立即说：“那我可以控告他们！”
“不违法，但你违反人情，违反国情！我国六七十岁的人也不一定留胡须，四五十岁的人还经常刮胡须，你年纪轻轻却留胡须，既不卫生，又不美观。这就叫违反人情。”
“为什么说我违反国情呢？”
“你是江阴人，应该知道一段著名的史实。明末清初，清统治者下了一道命令，一律剃须留辫，否则格杀勿论。江阴人民发出‘宁愿留发不留头，不愿留头不留发’的口号，于是一场壮烈的抗清斗争开始了，全城血流成河。历史上有八十日戴发效忠、六万众同心杀贼的记载。你知道京剧大师梅兰芳吗？在日冠占领上海期间他蓄须拒不登台，这些行动都是带有政治性的。请问，你留胡须也带有政治性吗？”
小伙子连忙说：“没有，没有！”
这位律师引用典故，使谈话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苏秦是战国时有名的纵横家和说客。他为了使秦惠王采纳以征战称霸天下的主张，采用了旁征博引的说理方法。
他先详尽地分析了秦国优越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强大的军事力量等国情，以作为可行征战的明证，但秦惠王不为所动，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为了说服秦惠王，苏秦又列举了历史上的“五帝”、“三王”，引用的事例要适当，要与所说明的问题相对应，也就是说要“门当户对”，恰到好处，不要“拉郎配”。因为引用事例是为了说明问题，所以要十分注意选用事例既要广，又要不离中心主题。
二是要实。列举事例是为了说明问题，不是为了点缀，更不是为了故弄玄虚，卖弄学问，并不是用典越多越说明知识丰富。用典繁多而不说明问题，反而会使人不知所云。
熟语的感染力
在论辩中或交谈中巧妙运用熟语，包括成语、俗语、谚语、歇后语等，能大大增加语言感染力。
毛泽东同敌人辩论中，常常是信手拈来，熟练地运用成语来进行点缀，使得自己论说生动，驳斥有力。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屠杀新四军将士。对此，毛泽东在谈话中对国民党反动派提出严重警告，谈话中大量使用了成语。
“我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们珍重合作的，便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果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是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于无了……。”
这段话里，毛泽东用了“祸起萧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爱莫能助”、“亡羊补牢”、“怙恶不悛”、“忍无可忍”等成语，有一种强大的艺术魅力，也大大增强了说服力。
抗战胜利后的一天，上海一幢公寓里传出阵阵欢笑，原来，画家张大千要返回四川，他的学生等为他饯行。梅兰芳等名流也到场作陪。宴会开始，张大千向梅兰芳敬酒，说：“梅先生，你是君子，我是小人，我先敬你一杯！”众宾客都楞住了，梅兰芳也不解其意，笑着询问：“此话作何解释？”张大千笑着朗声答道：“你是君子——动口；我是小人——动手！”满堂来宾，笑声不止。宴会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张大千简单的祝酒词取得如此好的效果，原因就在于他巧妙地引用了“君子动口不动手”这一俗语。
俗语是通俗并广泛流行的定形的语句，简练而形象化。恰当地引用俗语，可以增强论辩或对话中的幽默感和说服力。
谚语和俗语一样，也可以为语言增色。
谚语经历了千百年长期传诵，千锤百炼，它凝聚着劳动人民丰富的思想感情和智慧。谚语具有寓意深长、语言洗炼、琅琅上口、易于记忆的特点，因此，常为交谈者使用。
例如，你想说明一个道理，先引用一句“九牛扳不过一个‘理’”；你想谈谈人要有志气，先引用一句“胸无大志，枉活一世”；你想谈锻炼身体，先引用一句“若要健，天天练”；等等。这些谚语在交谈中鲜明生动，富于表现力。
一九八八年五月，美苏两国领导人会主谈。在欢迎仪上，戈尔巴乔夫说：
“总统先生，你很喜欢俄罗斯谚语，我想为你收集的谚语里再补充一条，这就是‘百闻不如一见’”。
戈尔巴乔夫之意，当然是宣称他们在削减战略武器上有行动了。
里根也不示弱，彬彬有礼地回敬道：“是足月分娩，不是匆忙催生。”
里根的谚语形象地说明了里根政府不急于和苏联达成削减战略武器等大宗交易的既定政策。
两国领导人经过紧张磋商，在某些问题上缩小了分歧，都表示要继续对话。戈尔巴乔夫担心美国言而无信，于是在讲话中用谚语提醒：“言不信，行不果。”里根也送给戈尔巴乔夫一句谚语：“三圣齐努力，森林就茂密。”
歇后语一般由前后两个半截构成，前半截是形象的比喻，像谜面；后半截是解说，像谜底。
在交谈中，人们运用它作为修辞的手段，以增加语言的表现力。
例如，为了说明某个人工作开展慢，引用一句“他呀，大象屁股——推不动……。”为了说明自己办不成这件事，引用一句“我是‘丫环带钥匙——当家不做主’呀！”为了说明自己办了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引用一句“我今天这事办的——‘老公公背儿媳妇过河’，咳！”这里又把后半句“歇”去，更有趣味。
常言道：美味不可多用。
作为语言中调味品的歇后语也是如此，用得恰到好处，准确简炼，一语千钧，增添力度；用得多了滥了，就会令人生厌，显得不严肃，流于肤浅和滑稽。
如：“有人说我们青年搞改革是‘蚂蚁妄想搬动苍天松——不自量力’，还有的说什么是‘坐飞机吹喇叭——想（响）得高’，这话真像‘辣椒粉吹进鼻孔里——呛人得很’。我奉劝那些‘门缝儿里瞧人’的人，‘隔年的黄历——看不得了’……。”
这里，歇后语用得太多，反而效果不好。
数字在言谈中的威力
数字是枯燥无味的，有经验的人说话时却知道，数字自有一种非凡的力量，如果能巧妙地加以利用，就能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
一九七二年，来自纽约的一位女国会议员贝拉·伯朱格进行了一次演讲，呼吁在政治生活中给妇女以平等地位。她说：
“几个星期前，我在国会倾听总统对全国发表讲话。在我周围落座的有七百多人。我听到总统在说：‘这里云集了美国政府的全体成员，有众议员、参议员，还有最高法院的成员和内阁成员。’我环顾四周，在七百多名政府要员中只有十七人是女的；在四百三十五名众议员中只十一个是女的；一百名参议员中只有一个女的；内阁成员中没有女的；最高法院中也没有女的。”
她用不着多说了，因为无论说多少话，也比不上这几个数字更能说明问题。无论你是否同意她的观点，在这几个确凿的数字面前，都不得不承认在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性别歧视。
又如一位青年演说家在某大学演讲时，为了激励听众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拼搏，连续引用了一系列对比数字：
“我们曾以人口众多而自豪，但是请看美国，由于广泛使用电子计算机，两亿人口得以完成四千亿人的年工作量。
我们还曾以地大物博引以自豪，但是，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却大大低于世界水平：我国人均耕地为世界人均值的三分之一，人均林地为世界人均值的九分之一，人均河川流量只有世界人均值百分之一，而且百分之九十的城乡废污水直接排放，以至长江以北很难找到一条未受污染的河道。
再看其他几个方面：
一九八四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一千一百美元，二十七倍于我国；美国人为我国的三十三倍；瑞士为我国的四十三倍。
一九八三年底，全球核电站达二百九十八座，其中美国八十座、苏联四十座、日本二十六座、英国三十三座、法国三十二座。我国呢，有四座，全在台湾。
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一年，每一千个居民中的大学生数，苏联就为一百九十六人，日本为一百五十四人，中国为十一点四人……。”
听了这样的演讲，谁能不感到肩头沉重呢？如果没有一系列对比性数字，又怎能达到如此振聋发聩的效果呢？
对比性数字比无比对地罗列数字，显然有更大的说服力。我们在言辞中应善于将有关数字对比着表述出来。
比如，为了说明美国电视中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节目之多，有人指出：
“调查表明，从一年级十二年级的青少年学生，大约有一万多个小时是在听摇摆音乐中渡过的，这比他们在校十二年度过的全部时间只少五百个小时。有人做了一次普查，平均每个观众一年里从电视节目中可看到九千个表现性行为的镜头。暴力场面更多。一般高中生到毕业时，观看电视二万二千小时，相当于他们在课堂时间的两倍，在这二万二千小时中，可看到一万八千起谋杀……”。
这样对比性的数字运用是十分成功的，使人深切感到青少年学生受毒害之剧烈。
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发动了全国内战，派了一百七十余万人进攻解放区，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
有不少人对这场斗争的前景发生了怀疑。这时候毛泽东给大家算了一笔帐：蒋介石共出动了二百一十八个旅，约占蒋军正规军的百分之九十，再也没有太多的兵力可供抽调了。我军在七月至十月间就歼灭了蒋军二十四个旅。按这个速度计算，当我军歼灭第三个二十五个旅时，敌我力量就会发生重大变化。不出一年时间，就可以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毛泽东用以上计算方法驱散了人们心头的疑云。
我国某影星访美期间，有些台湾特务问她：“愿不愿去台湾？”
这位影星爽快地回答：“我愿意去台湾拍片，只要有好剧本，怎么不可以去？”
他们又问：“你知不知道台湾的报酬很高？”
这位影星说：“知道！但你们只有—千五百万观众，我们有十亿观众。我工资虽低，但房租也低，看病不要钱，你们那里，这两项开支是惊人的。”
那些人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比喻
刘向《说苑》中有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
有人对梁王说：“惠子这个人说话善于打比喻。假如大王您不让他们打比喻，那么，惠子就没法说话了。”
于是，梁王对惠子说：“希望您今后发言时不要打比喻了。”
惠子回答说：“假如有个人不知道‘弹’为何物，您告诉他‘弹就是弹’，你能明白吗？”
梁王说：“当然不能明白呀！”
惠子接着说：“如果您改换一种说法，告诉他：‘弹的样子象弓，是用竹子作弓弦。’那么，他该明白了吧？”
梁王说：“当然明白了。”
惠子说：“我要把我知道的事物告诉不知道这事物的人们，您说不打比喻行吗？”
梁王说：“不打比喻是不行的。”
这个事故的有趣就在于粱王本来是不许惠子再打比喻的，可是惠子又俏悄打了一个比喻，说得梁王心服口服。
比喻能增强语言的形象性、生动性，可以给语言涂上一层斑澜的色彩。作家秦牧曾举过一个例子：”一个好比喻，常常能很有效地吸引人。比如说资本主义社会里，有的人可以不遵守法律，而有的人非守法不可，有人就比喻说：‘法律像一张蜘蛛网，大昆虫冲走了，小昆虫给粘住了’。”
如果直接说资本主义的法律对某些人没有什么约束力，意思比较抽象，而拿蜘蛛网打比方，具体形象的意思便从抽象的雾霭中显露出来了。
比喻一般用来回答较复杂的问题。当对方以某种事例显示一种道理来诘难时，回辩者则以能比喻的事例显示出另一种道理，以进行反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