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赶忙烧了一锅雪水，拉扯着两人起来喝。王海角端起水杯，一阵牛饮，笨拙失衡的动作反而弄洒了大半杯。但杨立群没有要喝的意思，而是不停地要求我们：“不要说话，不要说话，求求你们了，不要说话，不要出声。”据他后来说，我们发出的任何声音，都像响雷一样，震得他头痛欲裂。很显然，两人的高山反应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不要说登顶，就是继续留在这里，也已经很危险了。就目前情况看，他俩越推迟下撤，情况就会越危险，最后有可能弄到无法下撤的地步。但此时已到了夜间12点，组织下撤已经没有可能。留给我们的唯一选择，就是明天天亮以后，他俩必须强行下撤！
这一夜，我们没有进食。由于帐篷内空间不够，我和王昕昊陪两位病员蜷曲在这顶帐篷内，马一桦则和衣躺在瑞士队留下的一顶空帐篷里，一夜过去，脚部冻伤。
清晨，杨立群凭借强大的毅力穿好衣服，艰难地走出帐篷，坐在雪地上等待和小王一起下撤。20分钟过去了，王海角应答着，却一直没有钻出睡袋的行动。严峻的局面使我不得不用严厉的语气命令他立即动作，并嘱咐杨立群先走。王海角勉强挣扎着钻出帐篷，正待小解，就一头栽倒在雪地中。我以为这是久卧不起，关节僵硬的缘故，强行将他扶起，让他继续，就在这个简单的过程尚未结束时，他沉重的身躯向前一倾又向后一仰，轰然倒下，连同我也一起压倒在雪地中。此后，我们三人前扶后帮，竭力使他恢复行走能力，以至于碾平了帐篷前面的一大片雪地，但最终没有奏效。这时，我们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脑水肿的前兆已经使他失去了平衡感，自主下撤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
王海角，大二学生，身高一米八九，校篮球队员，身体素质良好，1999年5月曾成功攀登天格尔峰。他的父母曾在帕米尔高原的塔合曼乡奉献了自己的青春，那里距离慕士塔格峰50公里。出于对故土的怀念，他的寡母欣然鼓励他参加这次攀登活动，成为队里唯一的学生队员。但是，高山反应的发生是没有任何规律可循的。最年轻最强壮的王海角，成为我们这支队伍中高山反应最严重的人，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王海角必须下撤！问题在于，无论体力和意志力如何，一个已经完全丧失了平衡感的人，是不可能依靠自己的两条腿从6700米高度上下撤的。
我想到了两个队友。王昕昊，来自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儒雅的知识分子，科学的头脑始终体现在他的行动中。我记得在大本营商讨登山计划时，他从业余队员的基本素质考虑，坚决反对采取阿尔卑斯登山方式。同时，他还表现出良好的合作精神。但就他的体能、技术素质和高山经验来看，应属于自保型队员。在险恶的6700米高度上，能将一个病员的生命与他系在一起吗？
马一桦，工程师，七大古都攀岩俱乐部成员，有着丰富的户外活动经验。正因为如此，从攀登一开始，他就被编为主力队员。由于各种原因，十几天来，他已经在各个营地之间爬上爬下地多次往返执行任务，成为登山队中休整最少的队员。昨天夜里，他刚刚被冻伤双脚。在险恶的6700米高度上，能把一个病员的生命托付给另一个伤员吗？
有两个近于残酷的数字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的脚下，是15天来经历千难万险已经攀登上来的2350米，我的上方，是可望通过最后的奋斗而赢得的846米。这两者相加，就意味着一个梦想的实现。就是为了它，我才第三次来到帕米尔高原。
但，当一个人对另一人的生命负有责任时，他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
我决定放弃登顶。
半个小时以后，我支撑起王海角那一米八九的沉重的身躯，步履艰难地沿着标志旗走向漫长的下山路。在我们的背后，王昕昊和马一桦不无担忧地目送我们，然后去筹划登顶。那时，早晨的阳光已经洒满柔曼的雪原。杨立群走过的雪原上，留下一道弯弯曲曲的漫长的印迹。我们循迹而行，去寻找我们的生路。但当我俩通过以后，雪地上留下的就不再是一条路径，而更像是两个醉汉厮打过的战场。
两个小时以后，当我们浑身是雪地仰躺在雪窝中挣扎喘息时，回首来路，我发现我们仅仅下撤了不足500米。
此时，我似乎感受到了我身后慕士塔格峰那无比冷酷的目光。
在冰裂缝中度过的一夜
21日晚10点，也就是我们和王铁男在三号营地附近相遇又分手后4小时，他陷入了危险中。
那道冰谷，也是大自然的一个杰作。慕士塔格西脊登山路线从一号营地到二号营地的末段，要越过一个地形复杂的冰瀑区。如果不计这块冰瀑区所暗藏的凶险，那么仅从观赏的眼光来看，它无疑是攀登路线上最美丽最具观赏价值的地段。我亲眼见到一些登山队员，他们在这一地段绚丽的景象前端着相机久久地不肯离去。
冰瀑区的东侧，是一条深约百米的山谷。山谷的南北两坡，由于过于陡峭，禁不住千年积雪的推移和重压，形成了一道道宽大的横向裂纹。由于深部被积雪充填，你无法判断这些裂纹的真正深度。但仅仅从那些出于偶然原因而暴露出的断层来判断，那已然是一个令人恐怖的数字。一旦身陷其中，就只能与千年积雪共眠了。
正如老天爷偶尔打个喷嚏就会给登山者带来灾难一样，粗看上去，这些冰裂缝只不过是慕士塔格庞大的山体上毫不起眼的几道皱纹，却构成了对登山者极大的威胁。
这些裂纹的分布，本当与两个营地之间的路段无关。但是由于地势的原因，其中一条最宽的裂纹沿着山谷的走向一直延伸，然后向南一拐，最终变窄，并消失在顶部雪原中。它的延伸线，正处在二号营地的上方约300米。前往三号路线的标志旗，从它的侧面以小半径绕过，然后逐渐偏南，一直布设到目不可及的巅顶。
正是这个小半径的环绕，形成了王铁男下撤路途上的陷阱。
在高度疲劳且判断力降低的情况下，他走走停停，坚持到晚9点左右到达了二号营地。那里有两顶帐篷住着外国登山队员。他敲开帐篷，向对方要了杯水，短暂的休息中，他被告知二号营地就在下面不远，再有一小时就可到达。虽然他已经高度衰竭，但对方没有挽留，他也不便多留，道过谢后艰难地上路了。天渐渐黑了下来，地面开始拉雾，雪地上的脚印和标志旗已经难以辨认，孤独感和恐惧感像乌云一样压上心头。他只有拼尽全力往下走，在天完全黑透之前到达二号营地才有出路。这时，他迟钝的脑海中已经完全没有了关于那个小半径环绕通过的记忆，头灯的近距离照射也减弱了他眼前地形地物的立体感。于是，他脚下一空，从一道雪檐上坠进了那道冰谷。
冰裂缝，登山者所面对的最凶狠的杀手。这是任何一个登山者都尽力避免与之遭遇的灾星。新疆的登山界都知道，日本东京都登山队白水小姐在陷进博格达冰川的冰裂缝以后，经历了11个小时的痛苦，才结束了她那如花似玉的生命。如今，王铁男正经历着类似的遭遇。所不同的是，这是一道宽阔的、有底的裂缝。经年的积雪填塞了这道V形裂缝的底部，承托住他的身体，使他免于坠入深渊。
此时，夜幕降临，目的地已经近在咫尺，而他却无力自救。
在极度恐惧之中，王铁男用尽力气大声呼喊，并摘下头灯射向夜空，试图引人发现他。在这过程中，希望也曾经出现过——茫茫夜空中有手电筒光柱在迟疑地摇曳，但却很快就永远地消失了。事后得知，营地的一名外国队员似乎隐约听到他的呼喊，但探寻未果，便以为是错觉而放弃了。
绝望的处境有时能毁灭一个人的理性，使人陷入更深的灾难。但长期的山野活动毕竟造就了王铁男丰富的户外阅历和良好的心理素质，他已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手电筒光的出现证明自己已经离营地不远，但继续挣扎有可能造成身下的雪桥塌陷。一旦继续下陷，不但脱身的希望渺茫，连踪迹都很难被发现。他不愿意遭遇比白水小姐更悲惨的结局。他理智地判断，只有坚持到天亮才会有生还的希望。于是，在零下15摄氏度的冰谷中，他硬是凭着毅力，努力镇定自己，锁定登山服上的一切锁扣来保持体温，不断地敲击双手和双脚避免冻僵，以头脑的高度警觉克服着阵阵袭来的强烈的睡意，以避免在昏睡中被冻死。就这样，他趴在冰谷中熬过了生死之间的8个小时。
清晨，天还未全亮。在二号营地，一个满身冰雪、满脸霜花的半死之人沉重地跌进了帐篷里。前一天进驻待命的汤高举正在沉睡中，这幕景象使他大惊失色。队员用帐篷内所有的睡袋和衣物将落难的队长包裹起来，用雪擦他的四肢，用姜汤水为他恢复体温。直到黄昏时分，王铁男的面色才恢复一线血色。
这是系生死与一线的一夜。作为一种未曾体验过的经历，我无法妄断一个处于生死界限上的人会有何种心理感受。印象颇深的是，两天以后，当前方队员陆续返回低海拔营地以后，双脚严重冻伤的铁男又如同没事似的独自承揽了二号营地的撤营任务。以后，当人们偶然提起那个生死之夜时，他只是淡漠一笑，仿佛那只不过是一个过往的梦而已。
以平淡的心情看结果
7月27日下午，当我们最后一名队员马一桦的身影步履蹒跚地出现在40倍望远镜的视野中时，我在自己的工作日志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本次慕士塔格攀登于今晚拉上帷幕。
次日，我们在大本营宰掉一只黑绵羊来庆祝这个胜利的日子。在一群疲惫、饥饿、伤痕累累的男人们的围歼下，那只可怜的绵羊被吃掉了所有的脂肪和肉，心肝和肠胃，脑袋、四肢和尾巴，最后被消灭的是所有能嚼碎的软骨和韧带。
还有一些细节有助于读者加深对这次攀登活动全貌的了解：在处理了5名伤员轻重不一的冻伤以后，女医生周岚已于25日先期离开大本营，赶回医院上班去了，因而与那只喷香的黑绵羊无缘。
北京队员胡杨由塔什库尔干县治疗返回后，承担了向一号营地运送踏雪板的任务，此举非常及时。那时，我们的前方队员正在深雪中苦苦挣扎着，难以有所建树。但他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康复。最终，小伙子违抗了留守大本营的指令，尾随C组攀登主峰，结果在二号营地之前体力耗尽，无功而返。他在互联网上发帖感叹称：吾无颜面对京城父老。
新疆队员吴新刚在坚持攀登到6000米冰瀑区以后，呼吸道疾病复发，咳呛不止，被迫放弃了攀登。在那里，他将代表他企业的厂旗转交给我，说了一番嘱托的话以后，悲悯而无奈地向下山方向撤离。
北京队员马一桦经过在三号营地休整，与从天而降的王磊共同发起了对顶峰的冲击，于24日只身登顶成功。而王磊被迫中途放弃，返回三号营地。
北京队员王昕昊送走我和王海角后，本打算休息一夜，隔日冲顶，却在次日步王海角之后尘，陷入严重高山反应的痛苦中，不得不放弃登顶而下撤。
香港队员陈俊武在三号营地附近疏于防护，不幸冻伤了三个手指。
返回香港后，医生建议他截去手指，未知后事如何。
我最终也没能够将王海角护送下山。由于体力衰竭，我不得不留下他，独自挣扎着走出无线电盲区，向山下请求援助。在汤高举急忙赶来支援的过程中，四名可敬的斯洛文尼亚登山队员放弃登顶，用滑雪板将小王运回了二号营地。
整个攀登过程历时25天，共有5名队员登顶，5名队员到达6700米，2名队员到达6300米，2名队员到达6000米，5人冻伤。
本次慕士塔格攀登活动就这样结束了。我并无意给这种结束顺手冠以“胜利”二字，因为我已经学会，永远以认真的态度对待一个过程，永远以平淡的心境看待一种结果。无论我们自认为曾经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当我们再次站在苏巴什原野上与慕士塔格峰告别时，我们领悟到的，却仍然是它那一成不变的冷峻审视。这种审视以其不可抗拒的魅力，促使你产生一种不断地在纷乱世事中冲洗自己灵魂的愿望，以便与它同高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