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讲话。他说：“1940年不许提路线，1941年谈了路线，以后就发生了王明同志的问题。他养病的时候，我们整了风，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是确实的，但‘沛公’很多，连‘项庄’自己也包括在内。”（《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页）
应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
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谈到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时，就孙中山问题说：“孙中山这位先生，要把他讲完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讲历史辩证法的。孙中山的确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但是我们和孙中山还有区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现在的新民主主义在将来还会发展得更加完整。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不喜欢孙中山，这种情绪在相当广大的党员中存在着。认真说，这种情绪是不大健全的，是还没有真正觉悟的表现。这是反映了内战时期的情绪，那时候，因为环境不同，连孙中山也不要了。那个时期为什么我们不大讲孙中山？因为我们被国民党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来也红眼了。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就不喜欢。在十年内战中他们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因为我们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战初期，我们的力量也还小，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孙中山所发生的影响不大，因为人家还看不起我们。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1～322页）
“其实到处都有韩荆州”
毛泽东又就当时延安文化界认为边区没有韩荆州的说法说：“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他们说边区没有韩荆州。我们说边区有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吴满有、赵占魁、张治国。这个故事可以说一下。唐朝时，有一个姓韩的在荆州做‘刺史’，所以人们把他叫做韩荆州。后来有一个会写文章的人叫李太白，他想做官，写了一封信给韩荆州，把他说得了不起，天下第一，其实就是想见韩荆州，捧韩荆州是为了要韩荆州给他一个官做。因此就出了‘韩荆州’的典故。那时延安有很多人想找‘韩荆州’，但是找错了方向，找了一个打胭脂水粉的韩荆州，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韩荆州，就是《前线》里的克里空。他们找不到韩荆州在哪里，其实到处都有韩荆州，那就是工农兵。工人的韩荆州是赵占魁，农人的韩荆州是吴满有，军人的韩荆州是张治国。”（《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7～338页）
“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
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说：“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8页）
我们的原则：“不为天下先”、“退避三舍”、“礼尚往来”
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做总结，就国内形势提出更要准备面对困难。他说：“我曾经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讲过，我们的原则是三条：第一条不打第一枪，《老子》上讲‘不为天下先’，我们不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第二条‘退避三舍’，一舍三十里，三舍九十里，这是《左传》上讲晋文公在晋楚城濮之战中的事，我们也要采取这样的政策。第三条‘礼尚往来’，这是《礼记》上讲的，礼是讲究往来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你来到我这里，我不到你那里去，就没有礼节，所以我们也要到你们那里去。我叫国民党的联络参谋把这三条告诉胡宗南，希望他们也采取‘不为天下先”、‘退避三舍’、‘礼尚往来’的政策，这样就打不起来。他们不喜欢马克思主义，我们说：这是老子主义，是晋文公主义，是孔夫子主义。”（《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89页）
中国历史上有“红军”
6月17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演说。他说：“中国历史上没有红军，要说有就是明朝朱洪武起过一次‘红军’，他们打的旗子是红旗。有的人以为红军这个名称一定是外国来的，我说不一定，你就只知道外国的事情，中国祖宗的事情就不知道。”（《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34页）
太平天国就这样结束
毛泽东又说：“我们今天的公祭可以一直上溯到1841年平英团那些英雄们，也祭奠他们。平英团的反英斗争，太平天国运动，都是英勇的斗争。太平天国有几十万军队、成百万的农民，打了13年，最后南京城被清兵攻破的时候，一个也不投降，统统放起火烧死了，太平天国就这样结束的。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不屈服的失败，什么人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35～436页）
“刘项原来不读书”
7月5日，毛泽东在延安与国民参政员傅斯年单独会见，交谈时谈到了陈胜、吴广、项羽、刘邦。并应傅斯年要求写赠唐章碣《焚书坑》诗。（《炎黄春秋》1997年第5期，又据《傅斯年传》，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大家就要像于谦那样”
8月，在毛泽东赴重庆前夕，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最高决策机关也确实有过一场争论。在中央高层会议上，毛泽东微笑着，从容镇定地向大家分析形势，他说：“大家应该明白，蒋介石这次邀请的目的不在诱捕，而在于捞取政治资本，争取备战时间，推卸内战责任。党派我去谈判，谈成了对人民有利，对中国的和平建设有利。万一谈不成，蒋介石把我扣起来做人质，那他就彻底输了，他坚持内战的反共嘴脸便暴露无遗。最坏的情况无非像历史上的明英宗土木堡之变，如果真是那样，大家就要像于谦那样，针锋相对，坚决斗争，斗得越凶，仗打得越好，我也就越安全。”（雷英夫、陈先义《统帅部参谋的追怀》，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
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讲演，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并且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这篇讲演的题目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他说：“中国有句古话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黎明者，天刚亮也。古人告诉我们，在天刚亮的时候，就要起来打扫。这是告诉了我们一项任务，只有这样想，这样做，才有益处，也才有工作做。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2页）
8月29日，毛泽东在重庆红岩办事处约见赵超构。他说：“赵先生，你的名字叫做超构，你比你们那个宋高宗（赵构）高明多了。不过，我看你呀是个自由主义者喔，哈哈！哈哈！”（张林岚《赵超构传》，文汇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88页）
“我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
1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民众送“人民救星”匾后，邀请书写者延安市商会文书毕仲辉来王家坪住处谈话。
毛泽东说：“我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如从文字发展史上看，汉字书体经过了甲骨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的发展过程，迄今已有3000年的历史；论其流派，即同一书体又有多种体式，如楷书中，有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唐驼各家。加之浩如烟海的碑刻、法帖，又都从各个角度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书法风貌。”（《党史博采》200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