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毛泽东读了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田家英写的《从侯方域说起》一文,特地叫田家英去谈了一次话。
据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丁冬转述,毛泽东称赞田家英这篇文章立论正确,旗帜鲜明,切中时弊,有气魄,有锋芒,文字也是好的。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很需要这样的文章,给“大后方”那些因看不见国家前途而消极悲观、空虚颓废的人抽一鞭子,促使他们猛省,不要倒退。毛泽东还指出文章的不足之处,在于对侯方域的政治本质没有明确点出来。侯方域反对阉党余孽阮大铖,本来是动摇的,他还不如那个秦淮歌女李香君。后来,他赴清朝的乡试,中了副榜,为清朝官府镇压农民起义出谋划策。从动摇派走向投降派,这是必然的归宿。现在,在抗日阵营中,类似侯方域那种清谈抗战高调、骨子里要投降者,大有人在。田家英在与毛泽东谈话后说:主席指出这点非常重要。其实,大后方确有那么一批空言国是,实则营私的投机分子,他们不正是今天的侯方域么?翻开二十四史看看吧,大凡唱高调、讲大话、务名不务实的人,都是不讲原则的;而不讲原则的人是什么都可以出卖的。从洪承畴到吴三桂,以至侯方域,不是连国家和人民都出卖了么?所谓明末四公子中,真正具有民族气节的要算冒辟疆。冒辟疆是比较着重实际的,清兵入关后,他就隐居山林,不事清朝,全节而终。所以我常想:为私者务名,念国者务实;务名者可卑,务实者可贵。(《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217页)
“我喜欢李白”
4月1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夕的一天,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姚时晓、曹葆华、严文井等,从桥儿沟出发,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招待他们吃午饭。一张普通的漆成绛色的方桌上摆着四小碗菜,还有酒。毛泽东和大家一起喝酒、吃饭。吃完午饭,继续交谈。严文井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听说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您喜欢李白,还是杜甫?”毛泽东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毛泽东交往录》第167页)
“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9月15日,毛泽东写信给凯丰,建议由吴亮平主持编译部。他说:“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41页)
“‘九五之位’,这是什么意思?”
12月,毛泽东在延安枣园接见范明(中共地下党三十八军统战部长、组织部长)时,知道他念过大学国学系,就与他谈到了《易经》。据范明回忆:当毛泽东就《干部政策》的标准,向他提问,给了个90分后,就与他谈《易经》。“主席紧接着问:‘学过《易经》吗?’‘学过,虽能背诵如流,但理解不深。’我坦然地回答。‘你会唱秦腔吗?’主席忽然把话题一转,神秘地发问。‘爱唱,唱不好,常走板!’我回答,‘你们秦腔里的皇帝出场白上,常常把他的登极说成‘九五之位’,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他们根据《易经》的阳刚阴极则损的忌讳之词。’这时,我才意识到主席是拿这个命题考我。‘说的对。其理何论,说说看。’主席在继续考问。‘阳刚为十减一为九,阴极为六减一为五,满招损,谦受益,阳极则衰,阴极则损,孙吴兵法上所说的求万全者无一全,骄兵必败,哀兵必胜等等,都是依据这一阴阳盛衰大道来发挥的!’‘对了!再给你加5分,算个95分的九五翰林’。”(《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第61页)
“你们县里还出了个女皇帝呀!”
12月,张稼夫奉调赴晋绥分局工作。临行前的一天,毛泽东约他谈话。毛泽东问张稼夫是哪里人?张稼夫回答是山西文水县人。毛泽东说,噢,你们县里还出了个女皇帝呀!(《难忘的回忆》第51~52页)
“你是薛仁贵的后代了”
据贺龙夫人薛明回忆,在她和贺龙结婚后几天,毛泽东来了。他一进我们的窑洞时,我很紧张,但又很兴奋,恭恭敬敬地向毛主席又鞠躬又问好。因为我们刚刚结婚,毛主席握住我的手问:“你姓什么?”我说:“姓薛。”他说:“你是薛仁贵的后代了。”(《说不尽的毛泽东》下,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