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光强出生后，一个清贫的家里就有了三个嗷嗷待哺的儿女，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这时候的光旭虽然才长到三岁多，但是平常的日子极缺油水，使得平常活泼好动又正在长身体的他，奇大的胃口已经开始表现出来了，饭量常常是不够的，岂止不够，简直就是太缺。曾经有一次，光旭跟邻居家的小孩玩耍，小孩是个男孩子，年龄和光旭差不多大，手里拿着半块刚出笼不久的馍馍，光旭看着他手中晃动的馍馍，眼馋极了，小男孩很友好地伸过馍馍，允许光旭只吃一小口，光旭吞吞口水，看准了馍馍一口咬过去，一口就咬掉了半边，小男孩大叫一声，他不仅仅是因为光旭咬得太大口了，还因为咬到了他的手指头。光旭松松嘴，小男孩赶快抽出手指，光旭咀嚼着这一口难得的白面馍馍，心满意足地吸吸鼻涕，看看伙伴想哭的脸，又看看被自己咬红了的手指，傻傻的。小男孩一边责怪光旭咬多了他的馍馍，一边生怕光旭把剩下的那点也给吃了，就一下子全塞进了自己的嘴巴。
这时候父亲虽然常常挨批挨斗，但一想到家里的女人和三个儿女，硬是省吃俭用，每次过节都争取回来，而每次回来，背上或者手上都少不了一小袋子的面粉，这就是一家人改善生活的最高希望。面粉拿在手中，母亲总有办法做出一些花样的食品来，供三个小孩解馋。但是平日里面粉也的确是太少了，单单在几个节日，哪能解得了三张饥饿的嘴巴的馋劲呢。于是，那些看着于心不忍的老乡，总会拿出一些自己也舍不得吃的面粉干粮，接济一下我们，这是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帮忙啊。
这时候，八大队这个家，已经是大人小孩都感到最温暖的家了。
回到老马场之前，我们一家曾在八大队这里生活了六年。现在你看到的顾元明一家住的地方，就是当年我们一家住过的地方，不过你看不到我们当年的家了，那几间老房子已经没有了，我们搬走后，顾元明已把大部分老房子拆掉新建，院子也已经翻修一新，我们住过的老房子现在已经荡然无存。
明月一家离开八大队之后就搬到了三队，三队就是原新源马场场部，距离哈拉布拉乡二十多公里，距离现在的住址老马场场部，也就是农田一队三十多公里，如今那儿已经成为一个生产发达、人气旺盛的小集镇了。再次回到这里重访旧址，明月给我讲述了以下这些。
大约是1978年，我和姨姨在老马场场部住了半年。那年初春时，春暖乍寒的日子里，我不幸患了百日咳，整天咳嗽，眼泪鼻涕一块儿流。为了治病，我每天下午放学后须走一里路到场部卫生所打针，由于初春冰雪融化，马路上泥泞不堪，为了不使我仅有的乌拉棉鞋被弄湿弄脏，我每次去卫生所就走马路边上那一米半高一尺多宽的土墙头，土墙头从学校后围墙一直延伸到场卫生所边。在一次去打针的路上，我从土墙头上跌下来，左手肘关节脱臼，原本就是医生的爸爸和略懂中医的妈妈为了更好地照顾我，治好我的病，把我从姨姨家接到了三队大队部，说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我才知道，我家已从八大队搬到了马场三队，当年的家的具体地点就是现在的新马场场部，我们在那里一住就是一年多。爸爸当时在羊队做医生，妈妈在大队部的菜地做管理员，一家人终于团圆了，日子过得虽然很艰难，但是很开心。也许我们就该有人缘，就像当年在哈萨（克）一大队一样，很多从广东广西来新疆的年轻人，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工作，无依无靠，吃饭难以解决，听说我妈的名字就结对来投靠。现在想想那氛围有点像传说中的“江湖”，当时的十几个年轻人常来我家吃饭，后来这十几个年轻人被统一安置到新成立的一个农场开荒种水稻，成为第二批拓荒者。那时候饭是可以吃得半饱，肉菜也能隔三岔五吃得上，这得益于当年，那牛羊，是每隔一天就要被淘汰集体宰杀一批，一批有时是三五头（只），最少也有两头牛两只羊的数量。宰杀场地就在我家前面的打麦场上，当时的少数民族群众宰杀牲畜是不要牛头、羊头、内脏和蹄子的，只要皮毛和剥了皮的肉骨，这样，我们每天可以收捡到三至五头牲畜的下水，用现在只在农村可以看到的用来煮猪食的超大铁锅煮上一大锅，美美地吃呀吃呀，有时候想想那样的生活还真算赛神仙。
在我家对面有一个很大的马圈（是用来给马过冬的），大概可以同时拴养三四百匹马的空间，在大队部住的那些日子，大马圈成了我们这帮哈萨克、维吾尔、蒙古、塔吉克、回、汉等民族小孩的游乐场，也成了野猫的安乐窝，每到夕阳西下之前，一群野猫在墙头上一溜过列队端坐着，欣赏着夕阳的美景，那景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只恨当年没有相机把那时候的记忆留下来。
新疆的家，那时候大家都不叫家，只叫房子，只因为生活地点总是不停变换，生活居无定所。果然，一年多之后，明月家又搬家了，把家搬到现在的农场二队。就是现在我们住的一队东面二十多公里的地方。
大概是1979年的9月吧，记得开学我就上小学三年级了，因为妈妈工作调到马场农二队做教师，我们的家也在当年的9月搬到马场农二队，在那里我们居住了三年，直到我小学毕业，到场部学校上了初中。那时随着我们日渐长大，当时的大锅饭时代，队里给每家每户的粮油，根本不能填饱肚子，少小生长在家庭条件比较优越的爸爸，在经过了岁月的磨炼，也能够勤劳耕作，带领全家人利用空闲时间，去荒野捡柴火，开荒种些马铃薯、油菜籽、葵花、玉米等，用以补给家用。家里还养有一两头猪，两三只羊，两三窖兔子（一窖兔子约有八至十只），五十多只鸡，三十多只鹅，十多只鸭，基本上解决了一家人一年的肉食。有了这些禽畜，自然我们几姐弟就有事儿做了，辛劳与快乐充实了我们小孩子的心，练就了我们一双勤劳的手，活泛了我们对生活的思索，锻炼了我们承受生活压力和解决困难的勇气。后来我到南方上大学，两个弟弟也到南方和许多地方打工，像光强，先后在广东、河南打拼，依然有一股韧劲，这不得不说是当年的自力更生勤奋劳动锻炼了他，锻炼了我们。
一院旧房子
正值初夏的正午，炎热的天气以前所未有的气势笼罩着新源老马场，从天空到周边原野仿佛成了一间宽敞而又密封良好的大房子，太阳像一盏功率超强的吸顶灯从头顶直射而下，阳光的火辣和凉风的迟迟未来，使得炎热成了对人们无比迫近的真实。家家户户的看家犬都伏在院门口把舌头伸得长长的，好让自己凉快一些。院子里的鲜绿果树上，厚厚的树叶全都镀上了一层银质的光泽，那些因为有鸟儿的跳动才可以偶尔攒动的树叶和青果却像我一样，因为面对汹涌的阳光而显得动作和神态都有些懒洋洋。
我站在院子外，目光漫无目标地扫过茂盛的菜地，越过缺口连续的围墙，最后又落在墙皮剥落的房子上，忽然觉得有一个很急迫的事实摆到了我们的面前——这院房子实在是太破旧太局促了。六间房子全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马场分给在这里安家的岳父岳母的，此前属于谁家居住已经不得而知。六间房子全都是土坯房子，墙皮大半早已剥落，露出干打垒的青褐墙体，我和明月住的那间房子靠前院的一面墙还裂了一道拇指大的斜斜的长缝。起风的时候，那些残墙上的泥皮会被风一点一点地抠下来，让我看着特别心疼，也特别担心。
房间一直显得特别的紧张。右边横廊有两间破旧的房子，分别做了鸡圈和鸽子房。左边横廊只有一间，是工具房。厕所是木条篱笆搭成的，位于东南角。正廊分为三大部分，左边部分一个门口进去是厨房，里面往左连通着一间小房，原先放置着部分粮食和一些日常用品，往右连通着饭厅。中间部分一个门口进去后是一间三四平方米的小厅，面前是左中右三间房，左右是两间对门的房子。我和明月住了左边一间，这一间其实也是明月没有离开马场之前一直住的房子，如今十多年后再回来住，顿觉心潮起伏，但是房门总是关不严实，我们住的时候，每晚都要在门后顶一根木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最自然的遮羞护丑而已。岳父岳母住在右边一间，那是他们几乎住了一辈子的房子，他们的房间比其他几间都大，就兼做了放电视机和其他家具的大厅，有时候也在这里摆一张桌子吃饭。中间的那四五平米的一小间则做了孵鹅蛋用房。我们回来前，将近五十岁了还打光棍的大舅子天祥就一直住在往左与厨房连通的那大半间房里面，我们回来后他还是住在那里，等于是他在日夜守着厨房。住房这么紧张，幸好还在莫乎尔乡买有一套两房一厅，这样结婚不久的光旭和宏博就住在了那儿，一直到2005年秋天马场的新房子盖好后才搬回来住。这是后话。但是在广东打工的小舅子光强也快要结婚了，大家都不知道如果光强回来让他住在哪儿。
右边横廊部分是两间最破旧的房子，左边一间早年原本也是住房，光旭光强两兄弟在这里度过了他们最友好的童年，明月到南方求学后，光旭光强就住了她的房子，这间就腾出来让鸽子居住了，如今鸽子越来越多，这个家已经拥挤得让它们感到窒息了；右边一间更加破烂，干打垒的墙体已经往中间凹陷，成为名副其实的危房了，这一间一直作为鸡鸭鹅的屋子，许多年里，一家人的肉食除了羊肉大肉之外，就全靠这里的“活跃分子”改善生活。
房子的院墙也破烂不堪，说是有个土墙围院，实际上东南角靠近邻居家的地方还崩坏了一个四五米宽的豁口，如果不是堆了一捆树枝填上，牛羊鸡和狗都可以从那儿进来。最令人难受皱眉的就是院子里没有一间像样的卫生间，多年来一直用的都是旱厕，就在院子的东南角，靠着低矮围墙的地方，用一些木板和树枝胡乱地搭起来一个所谓的厕所，要弯腰才能进去，门口就用一块很短的塑料布遮挡，进去的人把塑料布上的绳子挂在门口一边的一块木头上，外面的人就知道里面有人。里面有几块木头遮盖着坑池，大小便都是自然风干，我每次进去都不敢看坑池下面，因为下面总少不了一些蛆虫在爬行。又因为厕所门口紧靠一棵苹果树，旁边还有菜地，家里其他人看苹果或者拔菜时，如厕的我总可以透过木板之间很大的缝隙看到他们的人影，如果是明月在树下流连，我就会在里面大声驱赶她走开，因为我习惯了如厕时最好旁边无人，犹如我习惯无人打扰的阅读。而如果是岳父岳母走近，我只有忍耐。就因为这个厕所，无论是夏天还是刮风的秋日我每次如厕都极不自然。况且如果按照风水学的观点，厕所设在东南面是影响整个房子的人气的。于是我曾数次提议要搬移掉这个厕所，岳父却是一个不信风水不信邪的人，说几十年都过去了，还移它干啥？我们现在不是好好的吃饭干活？岳母倒是若有所思，站着看了许久，后来说，也许是该移走吧，但是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也难怪，老人属于早年的盲流，走的路多，见的世面多，吃的苦也多，他们不信这套是有自己的精神支柱的。
至于院门，一直以来就只有两扇关不拢的破旧木板门。因为在南方形成的习惯，晚上上炕前，我都要在那扇关不严的门后紧紧地顶上一根棍子，这样住着心里才踏实。好在老马场这地方治安好，民风纯朴，房子便是防君子不防小人了，又加之养着一条当年很勇敢现在也依然有着很高威望的老牧羊犬乐乐，于是我们夜里睡觉似乎也觉得十分放心了。
那年，我第一次走进这个院子，是在零零星星的雪花簇拥下，我和明月在有点儿泥泞的院子里散步，其实是我在陪同刚刚回到家园的明月东瞄西看，院子里有许多她曾经无比熟悉的东西，两株葡萄藤、一间鸡舍、一间鸽子房、一扇破旧的院门，当然，还有那些花花树树。那天，她却一下子看到了院子东南角那棵长得已有小碗粗的梨树，明月说那就是她去杭州读书那年亲手种下的。梨树的枝条不是很舒展，在周围那些长得高大蓬松的苹果树、樱桃树和杏树的映衬下，甚至显得有点单薄。尽管如此，那些枝条上已经星星点点地开出了一些小花。
记得我和明月在南方结婚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98年的春天，光旭从伊犁打来电话跟他姐姐说，姐你当年种在院子里的那棵梨树现在又开花了。然后又说，姐你真不该在去杭州读书那年种一棵梨树，那年你一走，如今已快十年不回家了，梨树梨树，种了梨树就会离开家乡，这真是灵验啊。
光旭的话很明显带有一种宿命的意味。我们在很多时候确实也比较相信这种宿命。没办法，生活给了我们太多的偶然，让我们解释不清，拒绝不得，于是我们就只好把它叫作命运。一棵梨树可以昭示一个人的生命轨迹，这无论如何都让人觉着玄乎，但又不得不承认它有着某种预言式的暗示。其实一棵树能够决定我们什么呢？能够决定我们的命运吗？种下一棵树我们就会常常想念它吗？那年明月向我转述光旭说的话后，也说过她很想马上就回故乡去看看。她说，都快十年了，真想回去看看梨树是不是真的开花了，开的花是不是真的结果了。那是回到伊犁的前一年夏天，明月躺在我们南方家里那张大床上，枕着双手看着雪白的帐顶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