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在心底的父子情，在那一刻流露；看到父亲躲在钟的旁边，没有走远；街灯越亮，越觉得自己处在黑暗里；为面试买了套西装，宿舍的人都借用。
在支边青年的返城大潮涌过之后，还有许多上海人继续留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80年代中期，胡耀邦总书记去阿克苏视察，时任农一师政治部主任的倪豪梅，当年也是来自上海的女青年，她代表大家在座谈会上提出：“我们一辈子扎根边疆了，希望能留个根在上海。”胡耀邦听了当即表示：“这个要求不过分。”
后来上面专门出台了政策，同意每户上海支边青年，包括夫妻一方不是上海人的，可以安排一个子女回沪。但要符合三个条件：一，有监护人；二，年满16岁；三，初中毕业。
就是这样一群代表父母回到故乡的青少年，因为他们从小生长在新疆，讲的是新疆味儿的普通话，所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们在上海有个共同的称谓，叫做“小新疆”。作为生长在新疆的支边青年二代，当他们有机会离开那里迁往上海的时候，其实和父母返城的心情并不相同。父辈是要回到那个熟悉的地方，他们是将去往一个陌生的城市。事实上，允许一个子女回沪的政策，不单是改变了这些子女的前途，也决定了留在新疆的那些父母的最后归属。
太阳初升的时候，边走边回头
在杨清良、朱静华上海的家里，墙上挂着镜框，是他们四口在团场的家门前照的相。当他们第一次在上海买了新房以后，朱静华就说：“今后不管儿子到什么程度，富也好贫也好，这张照片一定要挂出来。”另一张照片上，是他们抱着刚百天的小儿子杨杰，在地窝子外面，旁边是一堆木柴。朱静华看着这张照片说：“真的不甘心一辈子让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叫我回到上海去扫地，我也愿意，不管干什么活都愿意。”
确实，到了他们这些人有孩子以后，再想念上海的家，就不仅仅因为自己要回去，更多的是想到下一代了。
李梦桃也是在家里指着照片说：“拍照的时候，大女儿李岚四岁，二女儿李静两岁。”那时他们一家在北疆的偏远牧场，孩子长到四岁还没有吃过西瓜。后来有一次八一建军节部队的人下来，给他们送了两个瓜，他的女儿都问：“爸爸，爸爸，这是什么？能不能吃？”
李梦桃的大女儿李岚，1991年落户到上海。她那时想象中的上海是个多么繁华的大城市，就想着去看看。到了上海一下火车，叔叔来接她，跟她讲：“你考进的是纺织厂技校。”这个消息给她的打击特别大。心里难受，心想自己分数考得挺高，为什么会进了毛纺厂技校？
杨清良和朱静华的小儿子杨杰，是在1980年随父母回沪。他甚至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去上海，觉得在新疆好好的，为什么要去上海？印象最深的就是离开阿克苏那一天，妈妈跟他说：“我们再也不回这里了，我们就要去上海了。”可是杨杰当时听了很伤心。
走的时候太阳刚升起来，一出阿克苏就有一大片的开阔地带，非常漂亮，当时杨杰说：“妈妈，能不能让司机叔叔停停车，我想下去看一看。”他下去看了十多分钟，太冷了，就上了车。车继续开着，杨杰一直回头看着，直到看不见了。但那一切都深深印在了他的记忆里。
看不到稍微大一点的天空
如果说上海拥挤的石库门老屋，承载的是父母对家园的向往；那么这些老屋对生长在宽广天地的“小新疆”来说，却几乎成了不堪回首的记忆。
到了上海那天，只能先住到外婆家，小杨杰的第一反应是，他在心里叫起来：“天哪，今天晚上我睡哪儿啊？”他看到只有前间一张床，后间一张床，听说一共要睡十个人，几个小孩就要打地铺，等于是床上床下都要有人。他的父母也得睡地铺，床上挤着几个人，睡地铺的半个身子在床下，头在外面。小杨杰觉得这个事情太恐怖了。实际上，那段时间，他每天最怕的就是睡觉的时候。
于是他增加了一个毛病，晚上不睡觉。父母必须有一个陪着他才能睡，两个人如果都去谋生计不在家，他就坚决不睡，他们几点回来他几点睡，害得外婆姨妈有时候轮流抱他到半夜两三点。
外婆家那个小间只有七平方米，就是一张小床，旁边是方桌，一家十口人都在上面吃饭，吃完饭，再把九吋的电视机放在上面。大人挤在前面看电视，孩子在旁边写作业，这几个孩子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成长。
开始的时候，上海的亲人们，是真心实意欢迎他们回来。因为年迈的父母会觉得，自己的子女已经苦了，下一代能够回来一个，留个根在上海，不是很好吗。但是真的回来以后，这个情绪就改变了。比如说床往哪儿放？都是眼前很实在的问题。而且，这些人回来以后，把原来家庭内部的平衡也打破了。比如女儿的小孩子从新疆回来，户口要报进来，儿子那边可能就会想，将来这点财产的分配、这房子留给谁，不是又多了一个变数吗？
毛国胜的长子毛维俭，1990年落户上海。回忆起刚来上海的那一段，他看到了这个城市背后的东西，比方说它有南京路，但是也有很多棚户区，看上去很狭小的弄堂。他每天吃完饭特别想出去走一走。他印象最深，感觉和新疆最不一样的是，在这里看不到天，这个给他的压抑最大，觉得好像看不到稍微大一点、像样一点的天。
他们住的房子，记得外婆那间朝西，这房子两层，对面紧挨的房子是三层，所以他只能看到对面房子的一面墙壁，两座房子之间仅仅只有一米，只能看到斜三角的很小一块天。他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就看到这么大一块天，没有星星，晚上天是红颜色的。”
继续留在新疆的王祖炯夫妇，把十六岁的女儿送回上海的老父亲家中落户，结果，却受到同一屋檐下的家人的冷落。王祖炯的弟弟以前也是知青，在云南十年，弟媳同样是云南知青，应该都知道离家在外的不容易。但在听说王祖炯的女儿要回来之前，他把他那间屋子的锁换掉了。这么大的女孩子也不能跟爷爷住在一起，怎么办？一进屋有个小厨房，饭桌、煤气灶都在一起，只能在这里搭张钢丝床，晚上搭，白天收。煤气灶就在边上，老父亲怕煤气中毒，寒冬腊月窗户都要开一条缝，房子是高楼，朝北，风呼呼的。孩子睡在这个床上，在被子里不知道偷偷哭了多少回。
李岚离开了北塔山的家到上海落户，一个女孩子远离父母到陌生的城市投亲靠友，最难熬的就是过年。奶奶年纪大，晚上很早就睡，李岚就是吃好饭一个人傻傻地呆着，电视也不敢看，因为怕影响奶奶睡觉。心里好孤单的那种，也不愿当着奶奶的面哭，就等奶奶睡着了，自己藏在被子里哭。
刚开始的那几年春节，李岚事先在超市买的零食、啤酒、糖果，一个人先看一会儿春节晚会，然后看奶奶睡着了就关上电视，搬个凳子到阳台上，把啤酒打开，倒上一小杯。家里也没有电话可以和新疆的爸妈通话。快到十二点了，到处都在放烟花，自己是一边流泪，一边吃东西，一边看外边放烟花，一边想着爸爸妈妈和妹妹。那个时候李岚挺恨爸爸的，心里总想，为什么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她不愿意回上海，还是愿意待在新疆，至少是跟爸爸妈妈在一块儿。
奇怪，好好地干吗查视力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狭小拥挤的亭子间让杨杰感到窒息，那么学校会成为他向往的乐园吗？像他这样一个天性喜欢大自然的孩子，初到大城市，却被查出视力有问题。当返城的父母正奔波劳碌在社会的底层，这些外来的孩子其实也处在学校和社会的边缘。太多的不适应，对于孩子来说就是太多的压抑。杨杰从一个活泼外向的孩子，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了。
杨杰首先感到，在上海的学校里整天都要坐得非常端正，上课必须要很仔细地听，老师讲课非常快，也不会讲一些比较好玩儿的事情。而他们在新疆团场的学校，老师都是同一个连队的，平时都认识，叫叔叔阿姨，对孩子很亲切，会经常讲一些生活中好玩儿的事，讲一些常识。比如教晚上怎么看星星，判断相对的位置，知道自己的角度应该往哪里走；白天教看光线，看树的影子，判断方位，包括大概的时间，教会学生判断出来。
对于这里的视力表，杨杰直到后来才搞清楚，是要E的方向朝哪边就往哪边指。以前他不知道，从来没检查过视力，在新疆他们也没什么同学是近视的。结果这里的老师就以为他视力很差。他自己还弄不明白，为什么我每个E都能看得见，却说我视力不好？
老师用一根细棍儿在视力表上指的时候，杨杰以为那意思就是，能不能看清？能看清的话就再往下认。所以他一个劲儿地往下指，因为他能看清，不管什么方向的他都一个劲儿往下指。结果，老师把细棍儿丢到一边。这还没算完，放学以后没让他走，他发现他的妈妈被叫到学校来了。老师问：“你家的孩子怎么视力这么差？这样子还怎么上学？”杨杰的母亲朱静华觉得很意外，小杨杰在旁边听着更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要检查视力，我好好地干吗要检查视力呢？
他跟这里的同学唯一有共同语言的就是连环画，因为他只看连环画，其他的完全没有办法沟通。他不知道他们想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样算那样算的。他们好像很小就会算，比如说：“这种铅笔要到那边去买，那边可能便宜一点。”杨杰觉得这个累不累，算它干吗呢。
他小时候在新疆，像孩子王一样，整天带着一帮小孩子东冲西杀。回到上海之后话却越来越少。多年以后过春节的时候，杨杰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去看外婆，听见外婆在跟他的儿子唠叨说：“你爸爸呀，小时候跟谁也不说话，整天就坐在那边，拿一个小刀刮椅子。竹椅子，拿个小刀这样刮呀刮，跟谁也不说话。”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吧，杨杰大学时学的是工科，但是毕业之后玩儿音乐去了，从此沉醉在音乐的创作中。
在返城潮涌动的时候，毛国胜夫妇选择留了下来，继续在团场的中学教书。而风闻许多人回到上海之后的漂泊和困境，他们庆幸为两个儿子保持了稳定的学习环境。1989年，政策允许一户支边青年可以有一个子女落户上海。第二年，毛国胜的大儿子毛维俭考上了上海的重点高中。头一天去学校，父子在上海的街头相伴而行，寥寥数语，是两代人对未来的期许，压在心底的父子情也在那一刻流露出来。
从家走过去大概二十分钟的样子，父亲说：“我陪你走过去。”走到一半的时候他停下来，又对儿子说：“爸爸就送你到这里，以后你要靠自己了。”当时毛维俭一下子觉得挺难过，对父亲说：“行了，你走吧。”他背着包转过身就走，走了不到一个街口，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他觉得父亲也挺难，当时就回头看了一下，看到父亲躲在一座钟的旁边没有走，父亲一看他转头，就背过身去了。
毛维俭当时在想一个问题，多长时间没有拥抱过父亲了。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看露天电影，晚上觉得最安全的是什么？哪怕是最害怕的电影，趴在爸爸的背上，闻着他的气味儿，那么宽的肩膀，就觉得安全了。到这个时候毛维俭忽然想，刚才怎么没拥抱父亲一下。他一边走一边流泪，不敢回头。他确实像父亲说的那样在想，剩下来就是自己去面对生活了。
毛国胜送大儿子走的这天，他自己就返回新疆喀什了。他在抽屉里给毛维俭留下一封信，上面说：“你是男子汉了，岁数不大，但现在是独自一人，要靠自己生活。爸爸当初走的时候到那边什么人都没有，什么条件都没有，你也是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但毕竟这个地方有很多东西是已经存在的，只要去抓住机会。”然后他写道：“送你六个字，‘不要怕，不要悔。’做什么事不要怕，怕了不要做，做了就不要怕；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信用，有承诺，做了以后不要后悔。”
在回新疆之前，毛国胜已经对儿子讲过：“你现在除了一个户口，其他什么都没有，都需要自己努力去争取，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读书。”
毛维俭考入上海的重点高中，但是当坐在教室里听课的时候，也像杨杰一样遇到了困惑和问题。他印象特别深的，开学第一天坐在位子上，同一排有个女生，一听说他是从新疆来的，就问：“哎，你小时候读书，是不是天天赶着一群羊到草地上去听课呀？”
毛维俭也是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儿。他是回到上海以后才知道“小虎队”什么的，以前从来不知道；连香港“四大天王”，他都是回来才知道的。当然在聊天的时候就会引别人说：“你这个人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
他特别不适应老师用上海话讲物理、讲化学。他们以前在家里，从小听到父母用上海话在交流，但是一转身，跟他们讲就是普通话。当时父母大概觉得，他们不太可能回到上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