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上海已经像个外地人
第一次探亲，对他们来说印象至深。一到上海站，王祖炯拖着麻木的双腿从火车上迈下来，马上就感觉天旋地转。站在那个地方不能动，感觉火车好像还在脚下行驶，地面还在“咣当咣当”地响。因为坐车的时间太长了，路上太辛苦了。
1968年夏天，余加安离家五年后第一次回上海，事先没给家里发电报。当他走进家里的石库门的时候，看到一切都没变。楼下是姐姐一家住，姐夫抬头一看见他进来，先是一愣，接着就冲上面喊：“妈，弟弟回来啦！”楼梯很窄很陡，那时候母亲六十多岁了，从阁楼上连滚带爬冲下来，别的都没讲，一把抱住他：“儿呀，你回来了！”那个眼泪流得呀。四十多年过去了，余加安没办法忘记。
白振杰是1966年从北京支边到新疆的，分在农二师21团，后来娶了上海女青年韩培芬。他说，头一回探家回到北京，那是晚上十二点多了。他家住在崇文门外打磨厂，从北京站走过去不远。那时候就是再远，人们半夜下了火车也往往会一直走回家。他半夜到家的，进到自己家的胡同里，冷不防有个小脚老太太，胳膊上也像红卫兵那样戴着红箍，迎面拦住他，就查问了：“唉，你从哪儿来的？有单位没有？你来这儿找谁呀？”
他又累又困，背着沉重的行李，愣在那儿没说话。“嘿，问你哪……”老太太说，再一细打量：“噢，是你回来了？这不是老白家的小二嘛！小二你怎么跑回来了？”白振杰这才回答：“对，大妈，我回来了。”老太太还没放松警惕，又问：“你这是放假回来的？”他赶紧说：“对，放探亲假回来的。”其实他是偷着溜回来的。他一看老太太那架势，根本没敢照实说。
一进了家，父亲、母亲、姐姐，见了他都哭。他家本来住的一个四合院，有十几间房，肯定属于造反抄家的对象了。他回来之前，红卫兵已经到家里抄过几回，把有点价值的东西早就都抄走了。
对于探家，何百成印象深的，是第一次和老婆一起回去。那是1974年，两人从上海的老北站下车。老婆有坐公共汽车的意思，也确实很累了，但何百成说：“在那边那么远的路都走了，这几步算什么？为什么我们非要往公共汽车上挤？还要打票，走一走不是挺好嘛。”于是背上大包，一路从车站走到他丈母娘家，大概走了公共汽车的五六站地。从新疆那么开阔的地方一回来，他这么一看，觉着上海的路太窄了，房子也挤，人又多，感觉实在不适应了。
回到上海探亲的史美云，到家的当天，先实现了她好几年吃汤圆的梦想，一口气吃了两碗汤圆。然后，迫不及待地约了同时回来的女青年去逛街，可是走在路上莫名其妙地感到，自己已经像个来到上海的外地人，看到听到的样样东西都觉得新鲜。而那些上海人呢，看她们也当成是了外地人。毕竟不一样，新疆风沙大，她们都被吹得脸黑黑的，一眼就被看成是从艰苦的地方来的。其中也有上海人直接表现出瞧不起的她们的。她们到商店买东西，人家一看她们这副打扮、这副样子，都不用正眼看她们。就连亲戚朋友也会自觉不自觉地用那种眼光看她们，好像说，蛮可怜的，新疆回来的。
欧阳琏记得，这趟火车回到上海和离开上海，都是晚上。按照他的判断，这可能是铁路局在运行表上下了工夫。他们这些人从火车上一下来，一股气味就出来了。路上辗转那么多天，样子能好吗。后来那些年都是拖儿带女，走的时候更是大包小包，火车没开，站台上的亲人就已经哭得不行了。
女青年一探家都会哭的。朱静华第一次离家到新疆去，都没有哭，但是每一次探家离开上海的时候，却哭得不成样子。火车开动的时候，她就会想那个老问题：为什么这里容不下我？为什么我一定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至今全家留在团场的徐佩君说，探一次家回来就哭。后来疲了，才慢慢好了，直到在这里已经安家落户，开始过日子，就没啥了，根开始在这里了。想都不能想，一想就掉泪。
连洗澡的大木盆都带过去
从上海开往新疆列车是52/53次，从新疆发回上海是54/51次。它在当年支边青年心中的位置简直无可替代。几十年过去了，一提起这趟车，许多人依旧唏嘘不已。
每当他们探家离开上海，带得最多的是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想不到。是挂面。他们都带挂面，能带多少就尽其所能地带。带挂面干什么？到那里改善生活。因为面条是病号才能吃的饭，一般人要吃个病号饭很难，还得要医生开条子，要连长批，怪可怜的，吃那么一碗面条。所以挂面显得很珍贵了。
可以说贵的东西，衣服鞋子都不怎么买，吃的才最要紧，买的都是吃的，能带上几百公斤。咸肉，最好是一点瘦的都没有，越厚的膘越好，到那边补充油水儿越管用。大米、挂面、黄豆、绿豆，一句话，凡是吃的，那边缺的，都想尽办法从上海带过去。后来，有人把上海到新疆的这趟列车叫“强盗车”。
说得一点不假，回上海一次，就像强盗，像搬家一样，大包小包，不仅是自己的，还有帮人家带的。余加安自己经历过最多的那次，他一个人带了二百公斤。反正从上海回新疆这趟车，每节车厢都是从上到下塞得满满的。
探一次亲，简直恨不得把上海都搬过去。只要有钱就买，只要有力气就背。但是在上海上火车的时候不好办了，怎么办呢？送站。家家户户都是送进去的。有的人有办法，早早通过别的地方溜进站台，先爬到车厢里的行李架上躺着，占着这些地方。后面的人上来了要放行李，他自己家的人还没到，但还躺在那儿占地方，别人把他往下拽，就打起来。
等东西到了以后，摆到行李架上，塞得一点缝都没了，座位底下都塞满。他们互相打的人，衣服也扯破了，头发也乱了，下去了。然后该坐车的人出发了，上来以后跟对方一搭腔，你是农一师的，我是农二师的，大家一路谈笑而去。
在物质匮乏、几乎什么都紧俏的年代，上海支边青年回沪探亲，人人想方设法倾尽所能地往新疆带吃的用的，从挂面到酱油，从牛肉干到酱菜，从肥皂到毛线，从手纸到竹壳暖瓶……反正五花八门，而现在听起来都是那么简单的、最常用的东西。比如说女孩子，刚去的时候哪会想到每月要用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开始她就要上海寄来，那个年代也不像现在，实际上就是寄普通的草纸。后来可以探亲了，从上海回来的女孩子行李里就带着大量的草纸，因为生活必须，新疆没有。总之，回上海采购成了非常重要的大事。有的人甚至把南方人洗澡的大木盆都带到了新疆去。
大木盆在韩培芬的家里就有，而且直到现在还有。她指着说：“你看这是我们那年回上海的时候带来的，洗澡洗衣服的大木盆。新疆没有，从上海买的。多好的大木盆，可是拿到这里来呢，它不适应，干燥，全裂了，多可惜呀。就这样我也舍不得扔掉。”
另一方面，在上海也不是想买什么就能买，他们探家的时候必须发动亲朋的力量，调动所能想到的社会关系。其实上海的家里买很多东西也是都要凭票的，这个要票，那个要票，全国的供应都是这个样子，上海也不会例外。孩子好不容易回来一次，从那么艰苦的地方回来了，又待不了多少天，家里的钱都要用在他们的身上。尽量给吃得好一点；走了要给带东西，能带多少带多少，家里最多就留个当月的饭钱。大家凑起来的票证，都给买东西带走。说白了，上火车真像“强盗”，之前首先是回到家就和“强盗”差不多。
除了吃的用的，有一个阶段开始往新疆带合页、拉手、五金件，回去好自己打家具呀，做东西呀，所以还要带油漆。因为这些上海青年到了成家的时候以后，就开始把门上的锁也换了，连窗子上的玻璃也是从上海托运过去。
这一阶段大体是以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为划分，在那以前，回上海探亲，到走的时候恨不得把个家都搬过去。几乎能想到的什么都带，因为什么都缺。而其中主要带的是挂面、香肠、肉松、肥皂、卫生纸、白糖、油等。等到80年代以后，就渐渐不需要这样拼命带了，因为生活必需品上海有的，新疆也差不多有了。衣服不特别需要带了，新疆卖的衣服和上海已经类似。市场一搞活，衣食住行，跟上海的差距都在缩小。
他们一回来，我们看到都吓死
经过“****”以后，很多人对政治冷漠，不愿更多地参与运动，转而顾自己的小日子了。不少人探家时在上海买了五斗橱、大立柜、方桌、床头柜，还有方凳，用麻袋片包装好，草绳子捆上，一直托运到吐鲁番的大河沿火车站，然后再通过熟人找车一直拉到团场，拉到连队。很快，这些新潮家具就在团场兴起来了。
何立云在团场是开解放卡车的司机，他频繁见证了上海人如同蚂蚁搬家似的执着，以及营造小日子的热情。照他的说法是这样的情形：“他们不是从上海探亲一回来嘛，我们看到都吓死了。他们连自行车也带，什么家具都带，还有很多七七八八吃的东西。把东西打成箱子，打成包，下火车了就去找车。像我那时候是司机，开卡车，比如的话，他认识我，打个电报，讲好几号到乌鲁木齐或者大河沿车站，我就去接他们。我要找上人，把火车上带的东西，一包一包给扛出来，扛到车上。他们坐着我的车子就回来了，要再坐上两三天的车才能到家。”
回团场的路上总是土很大，他们探家回来，男的女的本来穿得光鲜，但坐在卡车上面或者拖拉机上面，可不是像大客车门一关土进不来，土刮起来，卷起来，就面对面的距离，都已经你看不清我，我看不清你。想想看，到了连队，人成什么样了。但能有车去接就是很不错了。
提到这些，何立云又忍不住说实话了。上海青年带回来的吃的东西，因为用了他的车去接，就会也给他带一包。给他带的还有衣服、带鱼什么的，反正都是新疆没有的。有人带给他咖啡，他还不懂，人家说：“这个咖啡，洋东西，你没喝过吧？不要紧，你尝尝我们上海的咖啡，一尝就知道了。”结果他回去就冲着喝了，当天晚上就睡不着觉了。不久，他干脆娶到一位同样搭过他车的上海女青年，有关上海的生活习惯就学习得更多了。
通过大量人员探亲往返，达成的两地之间这样一个“大搬家”，把上海的生活方式、穿着打扮，以至于家具、服装什么的全都带到了新疆兵团，这些在有形无形中影响着当地的观念和生活。老一代的人可能还会抗拒，不跟上海人学；但他们的子女可不行，年轻人要学，越不叫学越是偏要学。上海人回去探亲的时候，团场的年轻人就会托他们帮着带东西，多数是带皮鞋、带裙子、毛衣、袜子、围巾等等，然后学着上海人的样子也都穿着打扮起来。
上海支边青年的初次探家，大都在1967年或1968年间。到1968年底，全国范围的上山下乡运动大幕拉开，一时间声势浩大，风起云涌。与那些刚刚迈出家门。正当豪情满怀。准备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热血小将们不同，早已在边疆农场经受了各种磨炼的上海青年，基本上都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在天山南北扎根落户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像恋爱、结婚这样的内容也都顺理成章地提上了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