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看这外面的地，她们从上海来穿的都是圆口的方口的布鞋，那沙土已经淹到裤脚了，一踩下去，鞋里面全灌的是沙子。有的女生又说：“这怎么生活呢？”好多人又哭得不行。
另一方面，正因为风沙大，住地窝子倒有地窝子的好处，避风、保温。当然它是最简陋的房子，即使是翻新再建的地窝子，也还是往地下挖两米，上面再搭高一米，把大家自己砍的胡杨做梁和柱，把自己打的茅草、芦苇铺上，然后把泥土敷在屋顶上。放个木框就是天窗，因为很少下雨，也不需要塑料纸什么的糊窗子，就是留个通气采光的洞。
对女青年来说，在大田里劳动，可以和男青年一样承受饥饿和劳累，但是女性遇到的特殊困难却更加难以克服，连必需的卫生用品也是没有的。大概是到准许有人探亲以后，女青年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从上海带卫生纸来，比如谁探亲了，大家就请她帮着带上一点。有时候还让家里寄，按印刷品寄过来。一位亲历者说起来，当时所谓的卫生巾用的都是布条条，里面装的草木灰。自己缝这么长的一个长条，两边搞个带子，如果是灰满了，把灰抖掉，灰不是吸水嘛，就这样用。所以每次一有这个情况，干活的时候，大腿都给磨破了，很难走路。
那时候在大田和工地都没厕所，就是到旁边的荒草堆里面，因为草长得高，外面看不见，在草堆里踢一踢，就这样解手。在戈壁滩，有一种小小的虫，叫它“草蜱子”，钻到皮肤下面以后，就会生出无数的小虫，把血都吸掉。曾经有个女青年，在草丛里解手，这个“草蜱子”就爬到她的下身里，她也不知道，忍着疼，到后来检查发现里面都是血，最后人就这样死掉了。
连队的人都跟着放映机走
上海青年在那个年代之所以感觉特别艰苦，也许因为他们要面对的，其实不仅仅是物质的问题，而且精神生活也非常贫乏。在基层连队，报纸杂志看不到，电影一个月放一次就不得了。一放电影，整个连队就沸腾了。
连队里如果通知要放电影或者演出队要来，那就像过节一样。放电影也好，演出队来也好，都是一件大事情。平常大家是看着太阳落山才下班，到这样的日子就会提前一些下班，收工回来洗洗。开演前一两个小时，大大小小的凳子都放好了，孩子们喊着演出队来啦，或者电影来啦，这些喊声会一直到正式演出或放映开始。
都是在露天，场地上本来就竖着两根杆子，然后拉上一块银幕，被风吹得鼓来鼓去，放电影用16毫米的小机子。那些年虽然翻来覆去看的没几部电影，但大家照样兴致高涨。
冬天就更别提了，晚上到零下二三十度，露天冷得厉害，再加上那时候的片子全是阶级斗争，情节又苦，看得大伙鼻涕眼泪都结冰了。
卫生队里头住的重病号也都非要出来看电影，有的看到一半不舒服了，赶快现场急救，或弄回去急救。有一次病号还在打着点滴，瓶子拿在手上来看电影，冻得那家伙差点死掉，马上送回去急救。还好，卫生队离电影场不算远。
在不少连队，最多一个月能放一次电影。到这个连队放过以后，再转到其他连队去放，那么这个连队的人会跟着电影放映机走，再去看第二遍，看第三遍，要走好多路。那时候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最远的连队的人，从五十里地开外提前奔过来。第二天一大早照样要出工，但没有谁因为这个觉得累。
除此之外，其他娱乐活动呢？尽管白天干活很苦很累，但是黄昏下班后，也没有洗澡的条件，就弄点凉水冲一冲，洗一洗，把自己的干净衣服一换，院子里很快就热闹得像上海“大世界”了。唱歌的、跳舞的、下棋的、拉胡琴的、拉手提琴的、吹笛子的都有，反正要把单调的日子想办法过得高兴起来。
沈黎明是1966年从上海进疆支边的，分到了北疆的柴窝堡林场。四十多年后，笔者在乌鲁木齐偶然遇见他，他已经退休，那天下午他正在闹市的街头吹奏笛子，另一位朋友拉琴。悠扬的乐曲传过几条街，一首接一首都是有关边疆或草原的老歌。行人会在他们面前驻足听一会儿，有的人在乐器盒里放下一点钱。沈黎明说：“我这个乐器是十六岁到新疆来了以后学的。那时候我们的文化生活相当朴素，很少有电影，没有电视，我们就自己丰富一下业余生活。因为笛子价格便宜，一块钱一支，所以我就学着吹了。”
连长程均友可以说是个深得上海青年认同的基层干部。他的想法是，得给他上海青年们组织娱乐活动，不能让他们闹情绪，不能让他们悲观，要根据年轻人的特点，把连队生活活跃起来。开篝火晚会时，他为了逗这些青年人，把老羊皮袄翻着穿，毛朝外，找个破毡帽戴上，也跑到人群里面跳，惹得大家哄哄大笑。他知道，一开心，大家就不总想着艰苦了。
帮我老婆也带个那东西来
喜好观察的老职工子弟何立云，后来又有了一些发现，像上海女青年在礼拜天穿着短裤就出门了，有的老职工和家属就捂着鼻子，看都不看，有的还臭骂她们。有个上海姑娘长得蛮漂亮，爱打扮，穿得比较新潮，人家就骂，骂得很难听，她就再也不打扮了。
开始这么一议论，甚至领导再一说，确实没人敢穿从上海带来的一些衣服了。不过说起来，上海青年实际上带去了很多新的东西，尤其是女青年穿着，对当地其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后来有的确良了，首先是上海青年先有的确良衬衣。穿的确良衬衣就显得女孩子好看多了，还印了漂亮的小花；再一个呢，不像以前布的，的确良比较薄，合身。但是，一些老职工和家属就看不惯，尤其天热的时候，看见只穿件的确良的，就说是贴肉，透肉。
在农二师34团，和李小女同宿舍的有个女青年，她家庭条件很好，她的好衣服有好多件，但是不能穿出来，都放在纸盒子里，放到铺底下。结果老鼠在下面打洞，从那个箱子衣服中间打洞一直打到上面。等她把衣服打开看时，“哇”地大叫起来，发现每件衣服都不多不少六个洞，干脆没法穿了。她趴在那儿大哭一场。连其他人在旁边看了那些好衣服，也都觉得特别心疼。
李小女穿的第一件的确良衣服，是她父亲给寄来的一件淡米色的确良衬衫。当时她已经调到团部，是给团领导服务的公务员。那天早上起来，她穿着那件新衬衣，到了参谋长的房子里。参谋长看着她问：“姑娘，你穿的是什么？”李小女说：“这是的确良，新出来的。”当时的参谋长是战争年代过来的，算是长辈了，他说：“脱掉，快回去脱掉，不要穿，难看死了。”领导不让穿，她虽然很喜欢，就没穿了。其实，那时候上海的街上已经时兴的确良了，在兵团的上海人听说以后，也都想有这么一件。
有的老职工，由于多少年形成的观念，再加上政治运动那么一搞，特别看不惯上海女青年的衣着打扮，总能把她们的形象和“封资修”或者女特务联系起来。女青年穿裙子，穿短裤，穿个汗衫就出来了，老职工觉得简直不可思议。不过老职工的子女正好相反，他们羡慕上海人，跟着上海人学，学上海话，学穿着打扮。
要说起来，那真是不该成为笑话的笑话了。上海青年慢慢地把的确良穿起来以后，出现了一个情况，天热，衣服比较透，那些上海的姑娘，都戴胸罩，一戴胸罩就很明显地衬出来。那时候老职工的家属还没有这些，老职工就气愤地说：“这叫啥东西嘛！”有的甚至骂这些上海丫头不要脸，骂得一文不值。
可是很有意思的是往往就是这种骂得凶的人，他听说有人要去上海探家了，又悄悄地找到人家说：“哎，你要回去吧，帮我老婆带一个那东西来。”他想让带的是什么？不单是的确良衬衣，还有那个都不能说出口的东西—胸罩。有的上海青年故意问：“呦，你们也要那个呀？”因为已经很熟悉了，他就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挺好的，让我老婆在家也穿。”总之明着骂是要骂，私下里带还是要带的。
还是何立云讲得实在：“原来我们那个地方的小伙子和姑娘，都很土的，不讲卫生，不注意洗脚洗脸。裤子衣服的话，可以说一两个月不洗，水也少，就是这样。他们上海人来了之后，看到他们搞得干干净净的，出去很好看。好看难看大家还是看得出来的，像我们这些人就跟着上海青年学，人的精神面貌也跟着好多了。”对何立云来说，这样子学习的效果是明显的，他后来娶了一位漂亮的上海姑娘。
生产建设兵团的这块土地，重新改造着上海青年；另一方面，被兵团改造多年的上海青年，也在用他们带来的观念和方式影响着原来的兵团人。若干年后，老职工讲到上海青年给塔里木带来了文明，他们还说过这样的笑话：“你们‘上海鸭子’来的时候，我们擦屁股不用纸的，因为你们擦屁股用纸，后来我们学你们的样子，擦屁股也用纸了；等我们刚学会了擦屁股用纸，你们又用纸擦嘴了。”
关于“上海鸭子”的说法，至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可以说是褒义的。一开始是老职工形容上海人很能说，总在一起哇哇地说个不停，后来演变出对上海青年的夸赞，“上海鸭子呱呱叫”，就是好的意思。
趋势是挡不住的，渐渐地，上海那边上半年流行的服装，下半年在新疆的各地团场就流行了。因为后来可以探家了，有那么多人来往于上海与新疆之间，这些东西怎么能不传得很快呢。
那时候，许多团场老职工的孩子没见过城里的东西，甚至都没听说过。大人孩子都没见过火车，更不要说亲身坐一坐火车了。很多老职工一辈子就在农场，到许多年后他们的愿望就是从农场坐一次火车，去乌鲁木齐看一看。
关于这个，何立云又笑着说了一番实话：“上海青年开我们的玩笑，讽刺我们这些老职工的孩子，说我们要是去了上海，看到高楼大厦都会把帽子看掉。意思是傻得光顾仰头看，把帽子都看掉了。我们也相信，人家那里大马路，不停地跑汽车，楼房那么高，上海来的人我们也看到了，都清清爽爽、干干净净。那里不光是汽车了，还有火车、轮船，经济又发达，商店又繁华，你说这个东西，再笨的人，我们好坏还能分得清。”
连长程均友因为参加过征招工作队，是极少数到过上海的老职工。在他眼里，那时候光知道上海的东西好，想象中那就是工业化大城市。像衣服，上海的好；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上海的好；收音机，上海的好，那个年代在农场的职工谁能有个收音机呀。
到1966年，拿农一师来说，职工总数是十万七千多人，而这个师的上海青年最多，有四万六千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三。这么大的一股新生力量，简直把师部所在地阿克苏变成了一个初显繁华的“小上海”。
到了七八十年代，情况更明显，农一师所在的阿克苏市，不管河南人也好，甘肃人也好，都爱讲上海话，他们的孩子都讲上海话，你都听不出他们原来的老家是哪里。团场一到星期天，集市上好像满街都是上海人，满街全讲上海话，当地年轻人喜欢学上海话。所以在衣食住行方面，上海青年对当地的影响非常大。
从上海带来的各种家具或者家具样式，都成了引导潮流的稀罕物，大家都会跑来看，照样子画尺寸，量好，回去学着做。后来一个阶段，全团就像是木工厂，家家户户门口都在利用空闲时间打家具。这样一来，搞得本来强调艰苦朴素，“先生产、后生活”的兵团，很有点生活的气氛了。
兵团所在的那些地方以前有原始森林，林子里树棍子多，原来都是砍树棍子，回去在屋里栽四个桩子，把树棍子排上，上面铺草，这就是床，大部分家里都这样。后来上海人成家以后开始用家具了，有的是托运来的，有的是自己做，老职工家庭也跟他们学，床也会做了。当然，还是觉得床睡着更好。
包括在团场出现的沙发，刚开始也是上海青年自己做的。没有弹簧怎么办？就用汽车废轮胎，黑色内胎不是有弹性吗？把它截成一定宽度的一条条胶皮带；做个木框子，把胶皮带在两边一钉，上面用棉花一垫，用布一蒙，坐上去软乎乎的，沙发就成了。老职工一看，都说：“你们上海知青咋这么聪明，这洋玩意儿都能做出来！”沙发就这么很快兴起来。不管样子土不土，毕竟家里摆一对沙发，来个客人，请人家坐上去，主人挺有面子。
起初是个人自发地做家具，后来影响到公家也成规模地做了。团场专门成立副业队，把会这个工、那个工的人都集合起来，其中主要的一项，就是有专职木工，开始给公家做家具，包括领导和机关的办公家具都得到升级换代。做多了还往外拉出去卖，变成了给团场带来额外收入的“第三产业”。
尽管有这些发展，但身处那遥远的地方，在上海青年的感觉中，边疆与内地，特别是与心中的上海相比，差距好像很大。那些年，他们的日子都是在盼望着过，盼什么时候吃的能不再紧缺，盼小家庭能添一样好东西。一时间在团场，谁要是骑辆新自行车，就会在土路上到处转转；谁要是戴了块手表，就总爱在人前把袖子撸撸；谁要是穿了双皮鞋，就会在别人面前把两脚跺跺……他们的支边生活就是这样在继续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