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四黎明，百官汇集于兴圣宫。燕铁木儿率阿刺铁木儿、索伦赤等17人手持兵刃，大呼立武宗之子为帝，有不从者斩。当场扣押中书平章乌伯都剌、伯颜察尔等人。然后，占领内廷，查封仓库，收缴印信，召集百官入朝听命。任命前湖广行省左丞相别布华为中书左丞相，太子詹事塔失海涯为中书平章，前湖广行省右丞带还为中书左丞，前陕西行省参政王布廉吉台为枢密副使，与中书右丞赵世延、同佥枢密院事燕铁木儿、翰林学士承旨亦列赤、通政院使寒食分典机务，调兵守卫京师及附近关口。同日，燕铁木儿派前河南行省参政明里董阿、前宣政使答里麻斯里赴江陵迎怀王图贴睦尔入京，秘密诏示河南行省平章伯颜派兵护送。这样长时间的拖延，没有人入主主持大统，燕铁木儿的政变能成功吗？初五，发钞赏赐宿卫京师的军士，开始在居庸关、卢儿岭、白马甸、泰和岭、迁民镇等地布防。初七，再派使节撒里布华等南迎怀王，同时放出话说怀王已至京郊，以安民心。初九，明里董阿到达汴梁（今河南开封市），将京师情况告诉伯颜。伯颜也是武宗旧臣，当即表示全力支持。他扣押了反对的官员，调兵遣将，征集粮草，派勇士5，000人先行迎接怀王，自己率大军随后接应。不日，明里董阿等到达江陵，偕怀王启程进京。十八日，怀王因陕西官员反对政变，传令伯颜兵屯潼关。第二天，在上都的诸王秀满等人图谋响应大都政变，事情泄露被杀。二十二日，在上都的阿建卫指挥使脱脱木儿率部投奔大都，燕铁木儿命其守卫在北口。第二天，上都诸王及执政大臣分兵进攻大都，两个集团终于兵戎相见。这时，上都集团得到辽东、陕西、四川等地诸王、官吏的支持。当两军初战于宜兴州时（今河北滦平北），上都兵败。紧接着，怀王图贴睦尔到达京师，入居大内，京师军心民心终于安定下来。这时，上都军的主力由梁王王禅等率领已逼近长城。九月初一，燕铁木儿亲自督师居庸关，派撒敦率兵偷袭驻扎在榆林（今河北怀来官厅水库东岸）的上都军。撒敦军获胜，一直将王禅等追到怀来。燕铁木儿还派斡都蛮率兵进攻驻扎在陀罗台的上都诸王梅里铁木尔部，也获胜利，并活捉了梅里铁木尔等人。同日，倒剌沙在上都立皇太子阿拉吉伯为帝，改元天顺。拥护上都的陕西军进入河中府（今山西水济县）。初三，怀王、燕铁木儿又一次调兵增援京师、潼关等地。同日，上都诸王也先帖木儿、辽东平章图满迭尔等率辽东兵攻入迁民镇。诸王八剌马、也先贴木儿率兵攻入管州。十二月，大都枢密院同知脱脱木儿与辽东图满迭尔部激战于蓟州（今天津蓟县）两家店。九月十三日，在燕铁木儿等人一再请求下，图帖睦尔即位，是为文宗。文宗登基时表示即位只是为了安定人心军心，等到其兄周王和世剌到京立即让位。第二天，封燕铁木儿为太平王，统军迎击辽东军。后又任命燕铁木儿为中书右丞相兼枢密院事，统掌军政大权。十六日，上都王禅军攻下居庸关，守军溃败。王禅带部队到达大口，燕铁木儿驻守榆河关（今北京昌平南），十九日，燕铁木儿在榆河击败王禅，直追至红桥北。几天后，两军再战于白浮之野（令北京昌平东北），燕铁木儿大破上都军。同日，枢密院同知脱脱木儿与辽东军战于蓟州檀子山。第二天，王禅等逃往昆山（即昌平狼山），并收集溃散的部卒，整军再战，与燕铁木儿军相持于白浮之西。这天夜间，撤敦、脱脱木儿两军前兵夹击，王禅部大败，降者万余人。王禅单骑逃走。十月，大都军包围上都，倒剌沙出降被杀，天顺帝不知所终。两都之战宣告结束。文宗稳住局势后，效法当年仁宗派使节到西北恭请其兄和世剌来京继承大统。但和当年没有实力的仁宗不同的是，文宗拥有燕铁木儿的鼎力支持，让位只是做做姿态。可和世剌却不识时务的立即南下，并于天历二年正月在漠北即位，是为元明宗。八月，文宗和燕铁木儿北迎明宗，相会于旺忽察都之地（今河北张北北）。欢宴数日，明宗暴崩，文宗重新登极。激烈的皇位争夺，使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权危机不断，严重地内耗了元王朝的实力，造成政局频繁混乱，这在中国历代史上也是少有的。这不能不说是这个异族入侵的民族在制度创建上的缺失和苍白，钱穆先生曾经评价说："元代入主中国，经历一百余年，中国自秦汉以来传统的文治政权的意识，始终未接受过去。他们的政治，始终不脱古代贵族封建、武装移植的气味。然而当时一般社会文化、经济的水准，却比春秋时代在贵族封建下的农民，高出百倍。蒙古人的倒退政治，到底不能成功，因此社会变乱百出。"可谓一针见血，从根基上点出了它的不足。
3.汉化迟滞---覆亡之根
东汉魏晋时期，中国第一次掀起广泛向异国学习的高潮，佛学东渡，翻译勃兴。近代以来一直到现在，是我们第二次取法于人，西学东渐，热浪一波一波。可见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民族是离不开其他民族的精神滋养的。元朝时期，作为相对落后的蒙古民族，又是怎么样接受汉文明的呢？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这条规律用在中国，是元王朝因为汉化迟滞，旧制长存而导致其还没有达到盛年就奄忽沟壑，代之而起的是彻底的汉文明之王朝；在清王朝那里，却是相反的景象，几代帝王的极力汉化，甚至不惜附庸风雅造就了另一个盛极一时的王朝，实际上就是完全被其所征服的文明反征服。但这并不是说元王朝的皇帝就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努力，而是说他们努力的保守性和不彻底性。在忽必烈之前，蒙古诸帝一直以草原为本位，汉地的管理十分混乱。忽必烈与前任相比，受过更多的汉文化影响，才开始发现前代政治之失"武功迭兴，文治多缺"。其后的一些皇帝也和乃祖忽必烈一样，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汉人的传统政策，进行了一些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上没有改变其游牧狩猎民族的本性，对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汉文明还是比较陌生的，所以始终没有建立起一套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再加上蒙古国横跨欧亚，除汉文明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这对汉文明的接受自然形成阻力。此外，蒙古王公贵族在元朝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影响，特权利益的保留，也是汉化不能彻底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这个外来入侵的政权，在汉文明的土地上始终没有结婚生子，而是昙花一现，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美中不足蒙古国刚建立，对怎么样统治中原就有过争论。成吉思汗裂土分封，毁农田为牧场。窝阔台执政时，大臣别迭提议："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和成吉思汗一脉相承，得到了窝阔台的认可。但遭到耶律楚材的极力反对，他对窝阔台进言说："陛下将南战，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以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并果真征收了如数的税额。
等到忽必烈建立元朝时，北方"王公大人之家或占田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忽必烈在即位时所颁布的诏书中就强调新王朝的创建原则是"祖述变通"，即继承蒙古旧制，参用汉化改革。其二元性和不彻底性是十分明显的。中统三年爆发李叛乱后，更增加了忽必烈对汉臣的疑忌，汉族官僚纷纷从重要岗位上被排挤出去。汉化推行处于停滞状态，就是不可避免的事了。但是在他统治时期还是有计划地推行了一些"汉法"，采用了部分中原王朝的统治政策和典章制度，收到了一些效果。元朝的国号取自《易经》"大哉乾元"，定为"大元"，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它的影响。另外忽必烈一即位，即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王朝年号纪年，定年号为"中统"，此后他还吸收了中原的一些朝仪祭典等。忽必烈以前的蒙古国时期，中央官制十分简略，虽吸收过一些金朝的旧制，但没有固定下来。忽必烈在汉臣的帮助下，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官僚体制，完善了中央官制。他设立中书省总理政务，中书令为长，下设左右丞相（右为上），又设平章政事，参知政事为副相。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设立枢密院掌管军事。长官由皇太子兼任，实际是虚衔，实责由两名副使承担。设立御史台负责监察。纠察百官善恶，谏言朝政得失。下设殿中司主管朝廷百官，察院主管地方。又设宣政院兼管宗教和吐蕃政务。地方上设立行省---行中书省，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职责与中书省同，总理一地区政务。省下设路府州县（府不遍设，从属关系也不确定），各设札鲁花赤，以蒙人为主；又设总管，汉人为之。蒙人长官后来成为名誉衔。行省还可在一些地区特投宣慰司，上传下达政令、民事。蒙古统治者崛起于草原，所以忽必烈之前的历代统治者对农业重视程度不足。忽必烈即位后即在中央设立大司农司，专管劝导、督察农事，实行重农政策。另外又将"户口增，田野辟"定为考核官僚的首要标准。朝廷鼓励垦荒，一再兴修水利，重视农业生产。他还改变以往不重视儒家的传统，延接儒生，讲论治道。下诏重申儒户免除部分赋役的规定，设立诸路提举学校官，重建地方学校教育体系，在中央设立太学，教育勋臣子弟。忽必烈的汉化政策顺应了汉族农业文明的发展趋势，推动了蒙古国最终转变为元王朝，但同时保留了大量蒙古旧制，保护了蒙古贵族的利益，阻碍了社会进步，这些旧制主要有那些呢？投下制度。投下意为分地、采邑，又引申为拥有分地、采邑的诸王贵族。中国在秦汉之后就基本上取消了分封制度，从而摆脱了地方坐大，扰乱中央之祸。蒙古的投下封主权力很大，往往专擅自恣，横为不法。他们在中央可以用不同方式荐用私人，参与政务，成为元朝统治集团中游牧贵族保守势力的代表。斡脱制度。斡脱指为蒙古统治者经营商业和高利贷的西域商人。他们所放钱债利息很高，息转为本，又复生息，成为"羊羔息"。入元后，斡脱得到政府保障，他们到处倚势横行，追逼钱债，致使很多人家破产。赐赉制度。蒙古时期大汗向诸王贵族赏赐大量金银财帛。除即位时的赏赐之外，每年还有固定的岁赐。巨额的赏赐造成了元朝统治的极大负担，为后期的财政困难埋下祸根。怯薛制度。怯薛乃蒙古大汗的宫廷护卫亲军，其与蒙古皇帝的关系实际上是草原时代贵族与其伴当（家臣）关系的遗存。所以他们可以在朝廷大臣入宫奏事时在场陪奏，参与议事。平时也可以直接奏准皇帝，越过中书省颁发圣旨、玺书，扰乱政事。成为最接近权力源头，却又超越官僚机构之上的一个不安定的集团。此外，类似的蒙古旧制还有很多，如达鲁花赤制度、札鲁忽赤制度等等，它们夹杂在元朝的官僚机构中发挥着作用，处处体现着这个政府的二重性，直至其灭亡。忽必烈的这些改革措施总体上没有改变元王朝"马上得之，马上治之"的传统习惯，最终导致这个大一统的王朝不到百年而亡。他以后的一些继任者，虽然也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总体上停留在他的范围之内，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草原民族统治的特性，当然很难起到实质性的效果。
修枝补叶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自幼深受中原文化的熏陶，还在藩府时就多招当时有名望的儒者当老师，主张以儒学治天下。即位后，将名儒程鹏飞、尚文、郝天挺、刘敏中等延至京师，参与政务。他自己的老师李孟也被任命为中枢平章政事，言听计从。在国子学实行分斋教学，下两斋名为游艺、依仁，中两斋名为据德、志道，上两斋名为时习、日新，学习内容和学生程度有确切的区分。汉人学生由中斋升入上斋起，蒙古、色目人由下斋升入中斋起，实行"升斋等第法"和"积分法"。方法是根据学生的月考成绩，优等者给一分，中等者给半分，下等者不给分，年终积分至八分以上者升补上一等级，不能升等，来年积分即归零。同时开始恢复施行科举考试，既满足了汉人开科取士的要求，又适应了元朝统治集团延揽人才的需要。这是他在位期间的最大贡献。还下令将《尚书》、《大学衍义》、《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等书翻译成蒙文。但仁宗的汉化改革遭到以其母亲答己为首的贵族官僚的强烈不满，最终没有继续下去，以失败告终。
元英宗硕德八剌，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长子。生于怀庆(今河南沁阳)，自幼受儒家教育，通汉族封建文化，掌权后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广泛起用汉族地主官员和儒士,如张珪、吴元珪、王约、吴澄、王结、宋本、韩镛等人；发布《振举台纲制》,要求推举贤能,选拔人才；罢徽政院及冗官冗职，精简机构，节制财用，行助役法并减轻徭役；颁行《大元通制》，以加强法制，推行汉法；清除铁木迭儿余党，查处他们的贪赃枉法事件。但这些措施遭到一部分保守的蒙古贵族的反对，他们密谋发动政变。至治三年八月五日，元英宗由上都启程返京，途中宿营于上都西南二十里南坡店，被御史大夫铁失等人刺杀，史称"南坡之变"。元文宗图帖睦尔，武宗海山之子，明宗异母弟。在元代各个皇帝之中，文宗图帖睦尔有着较深的文化修养，所以，在位期间比较注重文治，首先建立了专门掌管文化事务的机构。天历二年（1329年）二月，文宗设立了奎章阁学士院，秩正三品，其设定的职能为"进经史之书，考帝王之治"。大学士之下设有侍书学士、承制学士、供奉学士、博士等官。这些职位大多由学问深、声望高的朝官兼任。八月，在奎章阁学士院之下设艺文监，秩从三品，专门负责将儒家典籍译成蒙古文字，以及校勘。艺文监设有大监、少监、监丞、博士等官。监下属机构有两个，一是负责保管书籍的艺林库，另一个是负责刻印书籍的广成局。在设立了这些文化机构的当年，文宗命翰林国史院、奎章阁学士院的官员着手搜集、整理本朝的典故，按照《唐会要》、《宋会要》的体例，编纂《经世大典》。《经世大典》全名为《皇朝经世大典》，是记载元朝典章制度的会要体政书。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五月，书成。分为《帝号》、《帝训》、《帝制》、《帝系》、《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等10类。每类之下再分若干细目。全书正文880卷，目录12卷，公牍1卷，纂修通议1卷，合计894卷。《皇朝经世大典》是元代一部重要的记述典章制度的巨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