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已近两年了，但我觉得她从没有离开过我，说话、做事，似总有一双亲切又审视的目光注视着我。
回想母亲的一生，可以用“忍让”两个字作以概括，在她有限的人际交往中，从没见她跟人红过脸，拌过嘴。
她自己忍让，也教她的子女们忍让，谁若在家里派说别人的不是，她总是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想想你自己，你自己有没有错？这话我们听来总不那么舒服，有时还责怪她胳膊肘往外扭，但过后平静下来，又不得不承认她的有理。因此，后来我们在与人的交往中，不由自主也受了母亲的影响，凡事不仅与人为善，还勤于自省，容易想自己是否对得住别人，而不是反向地去想别人是否对得住自己。
事实上，这样的人生态度，在世俗社会里是要吃许多亏的，但对吃亏母亲又有她的看法，她说，沾了光又怎么样，吃点亏心里倒踏实。
小时候，常有乡亲们来家里闲坐，特别到了晚上，能坐人的地方都坐得满满的，热闹不算，还有抽烟的、吐痰的、放屁的，搞得屋里永远是乌烟瘴气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兄妹几个都有些惊讶，不知那时候是怎样熬过来的，一忍竟忍了几十年。
搁到现在，那环境几分钟也是吃不消的。可是，我从未见母亲有过不耐烦，她永远是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之前将屋子打扫一遍，之后又打扫一遍，之中还烧水给大家喝，就像她有做这一切的义务。
母亲一生喜欢清洁，尽管家里几十年如一日地人来人往，但我家的床铺、桌面从没有过尘土，我家的抹布永远是湿润、洁净的。这让我常常想起一位女作家说过的话：看家里干净不干净，先要看他们的抹布。
我曾问过母亲：那些年，您当真就没烦过？母亲好像很不满意我的问话，她说，烦什么，谁家过日子不是图个红火热闹，弄得冷冷清清没人理就好了？我没敢再说什么，但觉出母亲是怕冷清的，因为怕冷清，她宁愿接纳热闹中的污浊。
后来我和姐姐、哥哥长大了些，都有了自己的伙伴，有时候聚在家里，母亲总像接待成年人一样接待他们。姐姐、哥哥都喜欢音乐，他们也不知从哪里借来的手风琴、扬琴、二胡等等，每晚都是乐声不断，来听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我呢，跟他们比试似的也约来自己的伙伴，讲故事、说笑话、织毛衣。我们各自在自己房间，相互却是干扰的，有时我的伙伴会忍不住被琴声引了出去，有时姐姐、哥哥的伙伴会串到母亲房里闲坐一会儿，而母亲房里的人也会到我们的房间来看看。有一段时间，我家简直就是一个热闹的娱乐场所，吃过晚饭，人们不约而同地就往这里来了。
我记得，那时母亲脸上满是舒展的笑容，话音也响亮了许多，对所有的人都视如一家般地亲切。这让我们这些还未成年的孩子感到很有面子，我们感激着母亲，同时对母亲房里的大人们也添了不少的好感。但年轻人的聚会到底是短暂的，不知什么时候，我和姐姐、哥哥的伙伴们就一伙一伙地散去了，只剩了母亲房里的大人们雷打不动地坚持了下去。
我想这除了年轻人兴趣的多变，我们兄妹作为主人的耐心、热情怕也是个原因，至少在这方面我们是无法与母亲相比的。
再后来，我们参加工作离开了村子，母亲一如既往，仍是村里最好客、心地最善良的女性。我们兄妹常常会请母亲来城里住一阵子，但每回住不了几天，母亲就闷闷不乐起来，说受不了冷清，再住非住出病来不可。我们只好将她送回去，尽力依从她的愿望。
即使是短暂的几天，母亲也不忘对我们的处世方式提出批评，她看不惯我们与领导老死不相往来，更看不惯我们以刻薄的口气对单位的人和事说三道四。她说，小时候也不这样，长大了怎么都变了？我们就不以为然地告诉她，这是个激烈竞争的社会，要是都像小时候一样，亏可就吃大了。她就说，吃点亏心里踏实，沾了光又怎么样？还是从前的老话，在母亲面前，我们总有些不那么理直气壮。
母亲病在床上的时候，我们兄妹几个轮流回去照顾她。
她显得情绪很低落，常常自责自己是个拖累大家的废人。有一次，听我说起写作的事，她忽然说，有件事说给你听，看对你写作有没有用处？我点头等待她说下去。她却又停下不说了，目光朝了窗外，脸上现出我从未见过的沉思的神情。
她叹口气说，都过去的事了，还提它干什么，我只想告诉你，人这辈子犯错容易，不容易的是犯错以后的日子，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都不是滋味。我问她到底什么事，她终于也没肯说出来。直到一个月后的去世。
我猜，那一定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犯错，不然她不会对她的女儿“吝啬”，更不会到死都羞于透露。或许愈是这样，那错对她就愈是重要，甚至重要到了影响她的一生。这不由想到了她一生的忍让、善良，这固然与她善良的本性、温顺的脾气、对名声的看重不无关系，但谁能说那次犯错不是缘由之一呢？
母亲的话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或许因此我才会觉得她从没有离开过我，她以她的一生让我明白了做人的不易，懂得了自省在人生中的比重。与母亲相比，也许我们这些自以为“赶趟”的人其实是差了一大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