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门新理论的提出及建立，都必然有它的理论渊源，都必然借助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来加以论证和说明，情感交融理论的提出与建立也不会例外，它也有它自己的理论渊源，也要借鉴相关学科的原理加以论证和说明。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是十分重视人的情感问题的。马克思在1844年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手稿中就提出：“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公平人的本性和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享受，那么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能实际上鼓舞和推动别人”。列宁曾说过：“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对于真理的追求。”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在80年代也讲过：所谓感化，不是作口头禅空说，而要认真地，扎扎实实地做，关心他们吃住、健康和学习，组织他们学习政治、学文化、学技术，使他们感到有出路，有前途，是为他们好。所有这些都说明：情感交融理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罪犯改造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一）心理学渊源
情感交融理论的心理学渊源，是指情感交融理论存在和发展的心理学依据。研究罪犯改造的情感交融理论是紧紧围绕监狱干警和罪犯来进行的，它与研究心理现象与规律的科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心理学的许多原理不仅是情感交融理论存在的根据，而且是情感交融理论发展的依据。
1.罪犯有对情感交融的需要
犯罪受惩的人，虽然他们有他们自己特有的心理特点，但作为人，他们也有与普通人相同的心理特点。需要情感交融，就是这些人一般心理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人的群体性是情感交融需要的基础。人是社会的人，人是群体生活中的人。任何人离开人类社会，离开了人的群体时间长了，一般都很难活下去，就是生存下来，在生理、心理等方面都会发生重大变化。英国监狱史上，实行犯人单独囚禁而引发精神病就是证明，更何况犯人单纯囚禁，还并没有完全与人隔绝，而只是与犯群隔绝了。正是由于这种隔绝，人与人之间无法交流情感，人与人无法沟通、理解，不利于罪犯改造，故我国监狱对罪犯的管理，采取以小组为单位，集体居住的方式。
其次，人的生存欲望是情感交融的条件。人都需要情感交融，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人如果遇到自己难以抗拒或难以承受的特殊情况，就可能因此而失去生活下去的勇气，产生终止人生的念头。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也就失去了情感交融的需要。罪犯是在监狱接受惩罚和改造的人。由于犯罪受惩的严重打击，由于监狱生活的各种困惑，由于惩罚和改造中的种种矛盾，很可能使罪犯产生悲观厌世自绝人生的念头，也有可能产生抵抗、仇视、以死相拼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罪犯对情感交融的需要也就必然跟着减少。但这种对情感交融需要的减少，不等于情感交融需要的停止，不等于情感交融需要的封闭，故仍然可以通过情感交融的方式点燃他们生存和幸福的欲望，并在此基础上，根据人生在世就需要情感交融的特点，再进一步通过情感交融与诸多手段的配合，将罪犯改造成为有益于社会、无害于他人的守法公民。
2.罪犯有对真情实意的渴求
罪犯，作为社会的捣乱者、破坏者，在一般社会成员的眼里是一群罪恶大、恶习深的社会渣滓，是一群鬼迷心窍、失去良知的混世魔王。然而，这只是对罪犯印象性、推测性的结论。事实上，罪犯有危害社会的特殊心理的一面，也还有常人正常心理的一面；有丧失良知的一面，也还有“闪光点”的一面。他们也有对真情实意的渴求。
首先，消极情感的减少、灭失，是积极情感填补的基础。罪犯，就一般特点而言，头脑中消极的东西是主要的，积极的东西虽然还有，但毕竟是次要的。由于罪犯受惩，锒铛入狱，多数罪犯消极的情感开始受到抑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改造工作的深入，绝大多数罪犯头脑的消极情感都会逐渐减少以至于消灭。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消极情感的减少或灭失，罪犯必然寻求积极情感对头脑真空的填补。监狱干警，只有认识这种规律，抓住时机进行积极情感的投入，就能有效地挽救罪犯，就能巩固罪犯前进的阵地，加快罪犯前进的步伐。
其次，积极情感的需求，是罪犯改悔向上的起点。罪犯，由于犯罪受惩，心理上必然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如果说罪犯在犯罪入狱前，心理上的独立性极强，那么当罪犯犯罪入狱后，这种心理上的独立性就将逐渐削弱，对人、对组织的依赖性就逐步增强。有些罪犯犯罪前与父母、家庭关系恶化，甚至互相敌视，而一旦锒铛入狱，大多数人的心理状态就会发生改变，希望得到父母、家庭温暖。罪犯心理独立性的削弱和依赖性的增强，对罪犯改造来说，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因为这种“削弱”与“增强”，不仅意味着罪犯原有对抗改造的防线出现“缺口”，改造工作有机可乘，而且意味着罪犯心理上开始出现上进的预兆，开始出现对真情实意的需要，监狱干警应抓紧有利时机，运用情感交融手段，及时推进罪犯的改造。
3.罪犯需要关心、同情与支持
需要周围人对自己的关心、同情与支持，是一般人都具有的心理特征。但这种心理特征，由于各人所处地位、环境和自尊心的差别，因而表现各异。一般而言，处在顺利、成功的条件下，对关心、同情和支持的需要微弱，而处于困难、失败的情况下，对关心、同情和支持的需要就强烈。罪犯犯罪受惩，剥夺自由，除个别累犯外，一般都情绪低落，意志消沉，因而也就很自然的需要周围更多的关心、同情和支持。
首先，是痛苦时需要关心。罪犯锒铛入狱，不管是初犯还是累犯，是偶犯还是惯犯，都会程度不同的产生痛苦心理。尽管罪犯的这种痛苦心理不是同一个层次、同一个内容、同一个性质，但心理难受的感觉都是共同的。如果说正常人心理难受时需要周围人的安慰、关心在情理之中的话，那么对于一个身陷囹圄自感孤立无援的罪犯来说，在内心痛苦时，更加需要周围的关心，这就显得十分自然了。监狱干警如能掌握时机，精心设计，抓紧工作，罪犯的改造就可能因此而得到大的突破。
其次，是孤独时需要同情。作为具有群体性特征的人，一般都是惧怕孤独的。而一当在特定条件下陷入孤独，在心理上就会更多地产生对同情的需要。当罪犯因犯罪受惩，置身于铁窗生活条件之下，或由于环境的变化，或由于心理的不适应，或由于客观条件的刺激，而产生心理孤独时，对“同情”的需要也就必然应运而生。监狱干警如能抓住机会，运用情感交融手段，正常满足罪犯的这种心理需求，促进罪犯改造，对于防止罪犯因对同情需求的增加，误入反改造罪犯的圈套，增加改造工作难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再次，是困难时需要帮助支持。古人云：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普通人尚且如此，改造中的罪犯更是如此。罪犯要改掉长期形成的犯罪思想和恶习，对罪犯来说是痛苦的、困难的。罪犯要战胜这种困难，既需要有罪犯自强不息的拼搏、努力，也需要有监狱干警和亲友的帮助。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罪犯都是希望自己有一个美好光明的前途。因而也就有改造的动力，有对促进自己改造条件的需要。只是由于认识上的原因，这种需求有强有弱，有早有迟。当一个罪犯渴求摆脱困难，向周围发出帮助、支持的讯号时，监狱干警如能及时捕捉住这种信息，及时通过情感交融手段向罪犯伸出援助、支持的手，就会使罪犯改造收到理想的，甚至是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
上述是就一般心理学渊源而言的。在与心理学有关的学科中，还有一门称之为气象心理学的学科。它以气象变化为根据来研究人的心理及其需要，从而为罪犯改造中情感交融提供了新的重要的理论渊源。气象心理学的基本特征是：
1.变化性
气象中有春、夏、秋、冬，阴、晴、雨、雪。有时骄阳似火，有时乌云雷霆。人的心理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作为人的需要也不是一种模式、一种形态。人需要有适度的“坏天气”，这对人适应自然，对人的成长是有好处的。如果人只是经历“好天气”，这对人的健康心理的形成和整个人生的发展是有害而无益的。运用这种原理来研究罪犯改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罪犯在入监后的一段时间，需要适度的“坏天气”，监狱干警要适当施怒，借以体现“恨其罪”的要求。但这种施怒要适度，不要老是像天气中的“乌云密布，大发雷霆”那样，而要适时“雨过天晴”。如果只是一味地强调爱心的一面就不可能收到满意的情感交融效果。
2.程序性
天气中不可能老是大发雷霆之怒，在雷霆之怒后，不久就会雨过天晴。作为人的心理需求，在受到“雷霆之怒”之后，需要得到关心和温情。气象心理学认为：在一个特定的阶段里，对一个不符合要求的行为，如对小孩子考试不及格，应该是先给以适度的怒。然后缓和下来再转向关心，帮助其寻找考试不及格的原因。在帮助找到原因之后，再以爱心，温情去鼓舞其为好成绩而努力。根据气象心理学这一程序要求对待判刑入狱改造的罪犯，在宏观上，完全可以先由施怒到帮助寻找犯罪原因，再到用爱心去鼓舞、促进罪犯去为自己的前途努力改造；在微观上，即对待罪犯改造中的反复，则可以由批评及至处分到帮助寻找反复的原因，再到以爱心去鼓动、帮助其加速改造。
3.能量性
气象心理学认为，对各个程序、阶段的长短要有一定的规格。如以小孩子考试成绩不好为例，在德国，一般是一分为最好，依次类推，六分为最差。“如果孩子得了个六分回家，您首先要抱怨、叹息六分钟。然后您要深呼吸三次，用十二分钟的时间与孩子心平气和地共同探讨怎样才能在下学期不再接着得六分。在这之后，您要用二十四分钟的时间向孩子表明，您是爱他的，而不是仅仅把他看成一个成绩不好的学生。如果孩子得的是五分，那么您所需要的时间相应为五分钟，十分钟和二十分钟”根据这一原理与要求，监狱干警对待罪犯改造，可否探索以原判刑期为据，以刑期一年为一月加以折扣。一个五年徒刑的罪犯，用五个月时间在严格管理的基础上，严肃对待和批评其犯罪行为；再用十个月帮助其寻找犯罪的原因，再用二十个月的时间作为用爱心去鼓舞、促进积极改造的时间。余下刑期则可作为机动时间或因罪犯表现好而减刑的时间。
4.情感性
气象心理学，其核心是以不同的情感方式去促进人的心理变化，不管是“乌云密布，雷霆之怒”，还是“雨过天晴”都是人的各种不同感情的表现形式。如果说气象心理学的研究证明全面运用人的情感去促进正常人的变化，去促进小孩子考试成绩的变化是可能的、合理的，那么，全面运用人的情感交融去促进、鼓励罪犯的积极改造也是完全可能的，必要的。
（二）民族传统文化渊源
所谓民族传统文化，泛指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的、世代相传的社会因素。如风俗、道德、思想、作风、艺术、制度等。在社会生活中讲情感即指情感交融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情感交融对我国几千年的社会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情感交融在现实生活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导向作用。
考察作为民族传统文化内容的情感交融，必须把握民族传统文化的一般特征。一是它的独特性。既然是民族传统文化，那就必然具有本民族的特征。毛泽东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民族的科学大众文化时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征。”在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情感深深扎根于民众心灵中，情感交融是无处不有，无处不在的。情感交融的巨大作用，有时是很难加以估计和形容的。这种情况与国外相比，特别是与西方国家、民族相比，就鲜明地反映出情感的民族特征。二是它的粘着性。作为民族传统文化，必然与本民族紧密相连，对本民族的成员具有凝聚力。“文化遗传带来某些社会感情的遗留。一个民族喜欢什么、喜闻乐见什么、高兴什么，都有独特之处。都要经历一个历史的过程。而这种情感上的历史积累，又会成为一种粘着力，使某种被人们保留着的文化传统经得住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检验而不衰。文化和情感遗留，是形影相随，相辅相成的”。民族传统文化正是具有这种粘着性，它才传继下来，才会经久不衰。三是它的双重性。作为民族传统文化，它是我国几千年的文化遗留。它是由人类一代一代传继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人又是划分为阶级的。这就是说，在民族传统文化中，既有各阶级共有的、一般性的遗留，也有剥削阶级特有的具有特定含义和内容的遗留。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情感交融在民族传统文化中，处于何种地位，是历史的精华还是历史的糟粕？这个问题的回答，应从两个方面来阐述。一方面从情感交融的内容上看，由于情感是人的一种心态，是人对外界刺激的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反映，因而情感交融的内容就必然反映出情感的阶级性，就有剥削阶级的情感与被剥削阶级的情感，健康的情感与不健康的情感，高尚的情感与低级庸俗的情感之分。在这个意义上，情感交融有精华和糟粕之分。另一方面，从情感交融的形式上看，由于情感交融是一种手段、方法，因而它是不论哪个阶层的人都是可以运用的。情感交融可以为革命者服务，也可以为反革命者服务；可以为监狱干警改造罪犯服务，也可以为罪犯进行反惩罚反改造的活动服务。从这个意义上看，情感交融是难以用糟粕和精华加以区分的。
监狱干警运用情感交融改造罪犯，是就情感交融作为手段、方法的形式而言的。它不仅在形式上是绝对为监狱改造罪犯服务的，而且在内容上是健康的、高尚的，因为不健康、不高尚的内容就与改造的宗旨相悖，也达不到改造罪犯的目的。
1.情感交融是民族传统文化中“修身”的基本要求
首先，在传统文化中，十分提倡“仁义”道德。尽管在我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剥削阶级经常干出“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事来，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主流上仍是以“仁爱正义”“性情和蔼、通情达理”的内涵流传于世，历史上提倡“仁义”道德，是带有明显的情感交融色彩的，它是我们研究情感交融理论的渊源之一。
其次，在民族传统文化中，对“侧隐之心”是充分加以肯定的。这种肯定，不仅表现在生活语言中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而且表现在作家的思想和学说之中。他们认为“侧隐之心”是每个人心中固有的，是一个中国人必然具有的品德。
再次，在民族传统文化中，肯定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七情”不仅被看成是心理上的必然反映，而且是作为正常人的必备条件。在传统文化中，对“六亲不认”“不忠不孝”之类的行为从来都是加以否定的。尽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由于阶级斗争和革命实践的需要，提倡阶级论，反对人性论，但“七情”仍作为民族传统文化保留了下来。
2.情感交融是民族传统文化中“治国平天下”的“善端”首先，我国历史上的法家主张对国家的统治实施“礼治”、“德治”，管仲学派视仁德为维护社会的支柱。认为“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震，四维绝则灭……何为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这里讲“四维”中的“义”，就包含着明显情感因素。尽管对于“施仁政”，马克思主义者持分析的态度。正如毛泽东把强迫那些不愿劳动的“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视作为“施仁政”的内容一样，也不是对“施仁政”一概否定。尽管历史上蒋介石曾利用“礼义廉耻”为自己树碑立传，但“礼义廉耻”本身仍不失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
其次，感化在民族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在社会生活中，“感人心者，莫先于情”的古训一直广为流传，被人们奉为经典。在我国历史上，统治者、政治家利用感化的手段，实现国家或个人目的的事例比比皆是。从奴隶社会后期周文王对误伤人命的樵夫武吉使用感化方法的传说，到唐太宗贞观六年十二月将290名要处极刑的囚犯释放回家，规定于下年秋末回来就刑：“其后应期毕至，沼悉原之”从诸葛亮征南中采取“攻心为上”策略，“七擒七纵”致使“南人不反矣”，到《独王列传》载王烈“以德感人”、“以义行称”，致使他治下的偷牛贼愿受任何处罚。“耻见烈”，最后竟能路见遗剑而守待失主；从陈禅、华谭感化之记载，到《清史稿》中载河北灵寿知县陆陇其在审案治狱时，对囚犯“曲为开导”，到无不“感激涕零”。尽管史料记载中有美化统治者的痕迹，但也都说明感化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3.情感交融被认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
首先，“仁爱”思想在民族传统文化中被倍加推崇。“仁爱”即“同情、爱护和帮助人的思想感情”。仁爱在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的眼里是“仁者人也”，“仁”就是“爱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以同情人、尊重人、爱护人、关心人、理解人为中心的传统观念，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被当作高尚的美德被颂扬。就是那些反动的、穷凶极恶的统治者，为了掩饰其反动统治，也要用仁爱之词包装自己。由于“仁爱”等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华民族的成员，在传统道德中，崇尚仁爱、仁义、救困扶危，救死扶伤。在人际交往中，讲情义、讲情感、讲爱心。
其次，“友情为重”在社会中广为流传。友情，即友谊，朋友的感情。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反映友情的“桃源结义”在我国深入人心；武侠小说反映友情的“江湖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我国人民中有很大影响。尽管这种友情并不是它的全部，而且在有些场合下偏离了它的基本涵义，而且在人际交往中，“友情为重”往往只是当作一种口号和交际词令，但史料中这种记载，小说中这种描写，生活中这种传颂，又说明了讲友情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要求。尽管友情所包含的内容有正误之分，在现实生活中更不能随意套用，但在人际交往中友情却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政策法律与实践渊源
所谓政策法律与实践渊源，是指党和国家关于情感交融方面的方针、政策法律的要求及监狱机关在罪犯改造中实践情感交融活动的成效。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我国的罪犯改造是在法制建设尚不够完备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就成了我国罪犯改造工作的主要根据。而监狱机关在罪犯改造过程中的情感交融实践，则是对方针、政策以及法律规定要求正确与否的客观检验。
1.方针、政策和法律依据
几十年来我国监狱根据党和国家关于改造罪犯成新人、好人、有用的人的要求，从实现无产阶级改造人、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的要求出发，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积极教育、感化、挽救罪犯，这本身就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博大的情怀。没有这种无产阶级博大的情怀，没有党和国家关于情感交融方面的方针、政策及其正确的实施，在我国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可能取得“是世界上重新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多年来一直保持在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八的水平”的重大成就。
（1）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政策是在罪犯改造中实施情感交融的基本依据。对罪犯实行人道主义待遇，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政策。从50年代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关于罪犯给以完全人道主义待遇的政策要求，到90年代《监狱法》中关于监狱不得“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罪犯”；不得“侮辱罪犯的人格”；不得“殴打或者纵容他人殴打罪犯”的法律规定；从50年代毛泽东在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关于对劳改犯要实行阶级斗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指示到六、七十年代关于要把罪犯当人看，不能把罪犯当劳役等项指示，都充分体现党对罪犯实行人道主义政策的要求。正是因为有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政策，我国监狱在罪犯改造中才有了情感交融理论与实践。
（2）教育、感化、挽救是罪犯改造中实施情感交融的直接根据。通过情感交融对罪犯实施改造的最直接的根据在各个时期提法虽然各异，但其核心是教育、感化、挽救的政策要求。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就实行以共产主义精神和劳动纪律去教育犯人为内容的感化主义政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实行的是以政治教育为主的感化教育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五、六十年代，虽然没有明确制定以感化为内容的政策，但在改造罪犯的实践中却在总结建国前监狱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罪犯更好地贯彻了教育感化政策。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感化政策的实施受到过“左”的干扰，特别是十年内乱中，感化教育政策被当作是资产阶级思想加以“批判”，但在80年代初的第八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纪要中，却在总结建国三十年来罪犯改造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罪犯结构的新变化，明确地提出了“严格管理与教育、感化、挽救相结合”的政策方法，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转各地贯彻执行。由于教育感化挽救政策方法的制定，不仅在指导思想上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而且极大地推动了罪犯改造中情感交融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发展。
（3）“三像”的要求是罪犯改造中实施情感交融的行为根据。议纪要》指出：对青少年犯，要像父母对待患了传染病的孩子，医生对待病人，老师对待犯了错误的学生那样，做耐心细致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认真组织罪犯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学科学，关心他们的吃、穿、住、医疗卫生，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改造条件，促进他们思想转化。“三像”的政策要求，充分体现了我国罪犯改造中的情和爱，充分说明了情感交融在罪犯改造中的极端重要性。经党中央、国务院批转各地贯彻执行的《第八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对青少年犯，要像父母对待患了传染病的孩子，医生对待病人，老师对待犯了错误的学生那样，做耐心细致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认真组织罪犯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学科学，关心他们的吃、穿、住、医疗卫生，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改造条件，促进他们思想转化。“三像”的政策要求，充分体现了我国罪犯改造中的情和爱，充分说明了情感交融在罪犯改造中的极端重要性。
监狱干警在改造青少年犯的过程中，要像父母对待患了传染病的孩子，集中地反映了改造工作中的“爱”心。“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对孩子是巴心巴肝、一片赤诚。监狱干警对待罪犯，像父母而不是父母，既可以克服父母对待子女的溺爱等缺陷，又可以充分发扬父母对待子女的赤诚爱心，促使罪犯改造。像医生对待病人，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由于职业特征和职业道德的要求，医生都总是千方百计去诊治自己经管的病人。监狱干警像医生那样去对待自己经手改造的罪犯，就能潜心地去分析病情、查明病因、对症下药、精心治疗。百折不挠克服困难地去做罪犯思想改造和恶习矫正工作。像老师对待犯了错误的学生，集中地体现了教师教书育人的工作职责和高尚品德。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教师的精神是诲人不倦。“同情心，对人由衷的关怀，这就是教育才能的血和肉，教师不能是一个冷淡无情的人。”“教育工作不能没有爱，犹如池塘之不能没有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监狱干警像教师对犯了错误的学生，就必然是循循善诱，耐心启发，以爱心和诚心去促进罪犯改恶从善，重新做人。
2.实践根据
建国四十多年来，我国监狱对罪犯的改造取得了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其根本原因是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律的正确。它不仅极大地排除了原苏联以惩罚为主的劳动改造的影响，而且不断纠正自身在罪犯改造过程中的缺点错误，从而使得我国罪犯改造的方针、政策、法律基本得以贯彻，使得情感交融这一世人公认的、而且更能体现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罪犯改造理论与实践，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运用情感交融改造罪犯的成功实践活动，证明了情感交融理论是科学的、正确的。
（1）以情感人是我国成功地改造好战犯的重要因素。建国以来，我们成功改造了包括日本战犯、伪满蒙战犯和国民党战犯在内的大批人员。以情感人在这一成功的改造实践中起到了不可取代的、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战犯改造中以情感人是多角度、全方位的。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逐一加以论述。现仅引证几件有代表性的事例，就能窥其全貌。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一位姓张的年青战士，父母被日寇打伤致残，怀孕的姐姐被日本兵强奸后还剖腹挑死婴儿。国恨家仇，与日本人不共戴天，他就是为了替双亲和姐姐报仇参军的。并不情愿被调到战犯管理所工作的小张，一天因制止倒米饭而遭受到了日本战犯的围攻、嘲弄。一个年岁大的战犯直接指着他的鼻尖大骂：“八格亚鲁”。小张气坏了，真想狠狠揍他一顿。这时那个老战犯还歪过头来，以示意让他打的行动来进行挑逗。小张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感情，只说了句：“你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小张回宿舍打听到骂他的那个战犯正是当年率部在他家乡一带讨伐和扫荡，他的亲人就惨死在他手下。小张的仇恨和愤怒从心头升起，决心不穿黄军装也要教训这个日本战犯。他拿起枪就往外走，但被闻讯赶来的人制止，并在所长的帮助下表示坚决按领导指示办。过了一段时间，小张等二人接受任务，到沈阳去监护一位住院的日本战犯。而这战犯正是曾经骂过他的那位中将师团长。小张虽然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分配，那位战犯却来了劲，说什么：“一见这位班长的脸，病就加了三分。”诬称我们派小张去是要把他“整死”。然而事实确实使他感到意外。小张在执行监护任务中，尽心尽力照顾战犯。战犯行动困难就扶他上下楼，战犯去厕所不方便，就主动为他拿屎盆尿盆。有一次，战犯患了重感冒，高烧不退，卧床不起，小张一直在床边守了两天两夜，当战犯从昏迷中醒来时，首先看到的是这位战士。只见他两眼布满了血丝，眼窝下陷，面容却挂着微笑，一股异样的感觉突然涌入这位中将师团长战犯的心头，他鼻子一酸，眼睛有些湿润，吃力地抓住小张的手，用嘶哑的声音喊道“班长万岁！班长万岁！”从此之后，这个战犯起了很大的变化，出院时，当着医生、护土的面，竟然喊了一句“毛主席万岁”。
还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一个炎热的夏天，一位日本战犯患了肠炎，虽然服了药，但因身体弱，抵抗力差，仍便溺不止，并常把粪便拉在被子里或被褥上。同房的日本人，嫌气味难闻，都躲得远远的，更不肯帮一点忙，有的还冷言冷语斥责他，嫌弃他，伤害他，使之情绪格外低沉，天天自怨自叹自怜。可是我们的一位女护士，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在精心为他诊治疾病的同时，对他的生活也格外关心照顾。她不嫌脏，打来热水为这位战犯擦洗身上的污秽；她不怕累，为这位战犯拆洗带有粪便的被褥，使这位战犯非常感动。此时，管理所正在战犯中开展检举揭发活动。女护土关照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极大地触动了他的心。在女护士的真诚劝教、鼓励下，这位战犯终于站起来给女护士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了声：“谢谢！”然后就去找管教员，主动交待了自己在中国所犯的一系列罪行。
仍然是抚顺战犯管理所。被溥仪封为“皇太子”，妄图成为“大清国接班人”的毓岩，是溥仪“狱内小朝廷”的核心人物。一天，他被派到所长室打扫卫生，一不小心，把所长用的喝水杯撞倒，掉在地上打碎了，他异常惊恐，担心受到惩罚，吓得流出了眼泪，一名看守员闻声走进来，问他怎么回事，他胆怯地说，“所长的水杯打碎了。”看守员立刻关心地询问：“手划破了没有？”毓岩听了泪水直流，就是说不出话来。他想到自己跟随溥仪多年，诚心诚意，尽心尽力，可溥仪一不顺心，就对他进行打骂。自己一边挨打，还得一边说：“奴才该死！奴才该死！”打骂够了，还得说：“谢谢皇上恩典。”因为没有被打死就是“皇恩浩荡”了。前后一比较，巨大的反差，使毓岩大为触动。此后他对所方越来越靠近，揭发了一些“狱内小朝廷”的内幕，还按领导指示，写条子敦促溥仪认罪和交出隐藏的珠宝，为“狱内小朝廷”的崩溃和溥仪的接受改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我国战犯改造中，以情感人不仅仅表现为微观的事例，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为宏观上的政策性的感化行为。例如，有的国民党战犯长期身染严重慢性疾病，在他们身居要职时都未能治愈，而在被俘进了战犯管理所后在新中国经济还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国家通过购买进口药物和精心医护却治好了他们的严重疾患。再如，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为了有利于战犯改造，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往往吃黑面馒头，而战犯却吃白面米饭。所有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战犯的改造。原日本战犯菊池义帮说：“我经常想，是什么压力使我们转变的。我想如果是北风怒吼，就一定会紧抓大衣的领襟不放；可是和煦的太阳送来温暖，就使得你不得不脱掉大衣。”原国民党战犯杜聿民从内心深处发出了：“共产党是我再生父母”的感叹，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写道：“我前半生的罪是太严重了。人民政府不杀我已经是史无前例的宽大，还给我改过自新的机会，‘人’这是我在开蒙读本《三字经》上认识的第一个字。可是我前半生一直没有读懂它。有了共产党，有了改造罪犯的政策，我今天才明白这个庄严的字眼的含义，才做了真正的‘人’”。
（2）实施感化，极大地促进了普通罪犯的改造过程。监狱对普通罪犯的改造，在情感交融的运用上，与对战犯相比，由于改造对象、地理位置和持续时间等条件的差别，二者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监狱对普通罪犯改造中的情感交融，主要是通过四种渠道实现的。
第一，监狱干警与罪犯的情感交融。这是我国罪犯改造中情感交融的主要渠道。这条渠道既是干警对罪犯的言传身教，也是干警对罪犯的关心、爱护、帮助和尊重。四十多年的实践中，各地监狱干警运用情感交融改造罪犯创造出了可喜的业绩。不少监狱干警，为了改造落后顽固犯，为了解决某个思想问题，“有时要找罪犯谈话上十次、几十次甚至上百次，以关怀备至之情打动罪犯。”罪犯生病、受伤，监狱干警不仅即时安排、督促医治，而且亲自前往探望，在生活上予以关照，在思想上给以安慰。有的监狱为了给罪犯治疗疾病，挽救罪犯的生命或健康的肌体，不仅将罪犯转到所在地区最好的医院治疗，而且在社会医院治疗无效的条件下，还千方百计寻找验方、偏方给予治疗，甚至为寻找更多的生鱼翅，采取“竭泽而渔”的措施，挽救罪犯。为了调动罪犯的改造积极性，对于“罪犯在家庭、婚姻等方面遇有特殊困难，劳改机关与社会联系尽力帮助解决”，监狱干警为了实现心灵沟通，加速改造罪犯的目的，不惜长途跋涉，历经艰辛去为罪犯排忧解难。尽管这种工作只能实现间接的情感交融，但却说明了监狱干警的一片诚心与爱心。
第二，罪犯亲属与罪犯的情感交融。罪犯亲属与罪犯有着血缘或特殊关系，其情感交融的渠道不仅畅通，而且情感交融效应极佳。因此，运用这条情感交融渠道，实现加速罪犯改造的目的，则是我国监狱广泛而持续采用的措施和方法。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绝大多数罪犯亲属对罪犯的愿望与监狱干警改造罪犯成为新人、好人、有用的人的工作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当罪犯改造中遇到困难或问题，往往都尽可能地运用邀请罪犯亲属进行规劝的办法，由于工作是在取得亲属支持的前提下进行的，亲属的规劝一般都能收到较好的成效。此外，监狱定期或不定期举行亲属座谈会，罪犯改造汇报会和平时的例行会见，只要监狱干警能做到事先做好与罪犯亲属的情感沟通，取得改造罪犯希望的共识，能将监狱干警为罪犯的真诚愿望变为罪犯亲属的具体行动，就一定能够实现拨开罪犯的心扉，加速罪犯改造的目的。
第三，社会各界人士与罪犯的情感交融。在我国，改造罪犯是全国各级党政机关的共同任务，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同时还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通过社会各界与罪犯的情感交融来实现加速罪犯的改造，不仅完全可能，而且十分必要。“各级党委、政府部门的领导人、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工会、共青团、妇联和司法机关的负责人、社会知名人土、英雄、劳动模范、老干部、老教师、老工人、老艺术家等，到监狱、场所给罪犯做报告，讲形势、谈理想、提希望，使罪犯感受温暖，看到光明前途。有的还组织受害者到监狱场所控诉犯罪的危害，使罪犯增加罪责感，进一步认罪悔罪”。这种情感交融渠道和方式，由于交融的主体角度的区别，由于交融的特殊氛围和罪犯的新鲜感，一般都可以收到极好的效果。
第四，罪犯间的情感交融。在我国正确的罪犯改造政策和方法的条件下，绝大多数罪犯都会按照由被迫改造到自觉改造的规律前进。也就是说，由于监狱改造罪犯的要求与罪犯早日恢复自由愿望的一致性，罪犯不仅能与监狱干警实现情感交融，而且能在共同积极改造的条件下，实现罪犯间的情感交融。尽管这种情感交融主要是通过创造良好的积极改造氛围来实现的，但也不排除其情感交融形式。如罪犯的读书心得汇报、自编自演文艺节目、报刊写稿、征文比赛、歌咏、球类等文体项目比赛和相互帮助，批评等。罪犯间的情感交融虽然大多是直接性的，但由于他们都是罪犯，因此这种情感交融在促进犯罪改造中的作用是很大的。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群体与罪犯的情感交融。这就是曾经是罪犯，特别是在本监狱接受过改造，刑满释放后做出突出成绩的人员回到监狱与在押改造的罪犯做报告谈体会。其作用往往是其他情感交融形式无法取代的。
总之，由于我国在普通罪犯改造中对情感交融的广泛运用，使得罪犯改造成效一直比较平稳。尽管这种成绩是多方面工作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情感交融在罪犯改造中的重大作用却是客观的，不可忽视的，“黄金有价情无价”。监狱机关“对罪犯的感化，得到了多数罪犯的真诚响应。1990年4月26日18时，6.9级的强烈地震将青海省第十三劳改支队的建筑物瞬间震为废墟。因监房建筑较坚固，罪犯中无人死亡或重伤。在余震不断，没有照明的情况下，罪犯没有一个逃跑，而且积极投入紧张的抢险救灾中，共救出职工及家属118人。事后，115名罪犯受到依法减刑、假释的宽大处理，169名罪犯受到记功、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