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曲》里有一句话：人不能像走兽那样活着，应该追求知识和美德。
我那天要做的恰恰符合这一神圣的曲调。——《断背山》代表了这句话里的“知识”，而她则代表了这句话里的“美德”，或者我答应和她一起看《断背山》这事本身就是一种“美德”。
尽管我对她保持了一种大叔应有距离，但我怎好意思拒绝一个天使般女孩儿的邀请呢？再者，假如我拒绝了她，那她岂不会找夏侯杰这个家伙？我可不想让他再向我露出“你是一个失败者”的微笑。
我那天穿了精挑细选后的一身衣服，白色套头衫，上面印有一张哈士奇的头像，旁边写了三个字“夏侯杰”，是他毕业时送我的纪念礼物。这是他的得意之作，现在则成了我的得意之作。我的牛仔裤也很有特色，没有破洞，但有三处即将成为破洞，让人一眼看上去就有一种想捅破它的冲动。这件衣服是船长给我的礼物，那是他曾经演出时穿过的衣服，船长告诉我，穿上它容易被女孩子揩油。
那天到我的轮休，在他们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我悠闲地穿好衣服，刮了胡须，吃完一份薄煎饼和奶茶，提早到学校礼堂门口买了票等她。
人群渐渐增多的时候，我跟她通了个电话，听声音她很愉快，看来我们彼此都很期待这一时刻。就像很多热恋中的约会一样，如果两个人彼此都有好的心情和诉求，从中都乐于扮演慷慨者、爱慕者和宽容者的角色，那这种爱就会显得泛滥，有一种什么都无法阻碍的架势，和那些初次约会所拥有的羞涩和暧昧完全不同。但可怕的是，她竟让我有这种感觉，更可怕的是，我的爱更为泛滥，有种趋向于“大叔的爱”的势头。
等待中人群越聚越多，很难理解仍有很多人对这部几年前的老片子感兴趣，也很难理解廉燕为什么选这部电影作为我们首次约会的背景图，我觉得《泰坦尼克》或是《罗马假日》更适合。当我又等待了几分钟并且开始仔细观察那些观影者时，我突然从他们稚嫩又兴奋的脸上明白了他们选择一起手拉手看这部片子的那个朦朦胧胧又惴惴不安的理由。
终于人群中显现出她的身影，透过梧桐在她身上洒下的斑驳光影增添了她那股跃动的灵气。她仰起头注视我的摸样一点儿没让我站立不安，那种透明的眼神、恰到好处零乱的刘海、如欢乐的云雾般挂在嘴角的微笑一点没让我的神色失真。我反而对我的镇定感到不安，若是几年前面对她我定不会如此。没办法，我再次提醒自己：这可是正儿八百的约会呦！
“别急，再等等！”当我建议进场的时候，她居然这样对我说。
“怎么？”我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还有一个人来。”她冲我狡黠的一笑。
我刚想问“谁啊”。
“呀！来了！”
我扭头看到了夏侯杰那个混蛋。他上身穿了一件绿色的套头衫，上面印有一只可爱透顶的屁屁猪，旁边无比糟糕的写了三个字——“付西诺”，他的下身穿了一件破得一时查不清究竟是几个洞的牛仔裤，两个裤腿以一种无比骄傲的步伐向前交替迈着。看见我时，他不禁低头看了一下那只伟大的猪和旁边伟大的名字。然后人群中我们相视而立，久久不肯进前。
廉燕笑疯了。可这又怪谁呢？我们两个硬着头皮在她的一左一右进了礼堂，门口站立的像兵马俑似的国旗班的人看到我们时竟也露出了微笑，其他人更别提了。
救苦救难的灯光终于暗下来，坐在我们中间的廉燕也终于止住了微笑，被美国西部的山野风光和秩序井然的牛群所吸引。等两位男主角难掩爱慕之情的时候，我感到我的手被她抓住了（这想必是这部片子的妙用）。
我不动声色，眼睛仍旧直视纵横交错的光影世界，可心思却在默默感受她手的纤小、温软、细腻。当两位男主角抑制不住内心的煎熬和冲动，在肉体的纠缠中消耗掉他们的青春、激情和愤怒的时候，我承认我被感动了，也有感觉了，就连手中她的温暖也一时忘掉了。等我回神，我感到她的手竟变得肿大粗糙，等我再仔细揣摩，用手指交互摩擦，对方也相当配合，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到来，一扭头，夏侯杰这个混蛋正眼巴巴地看着我……
一九六七年，披头士们推出一张名叫《佩铂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的概念专辑，这张专辑正式让摇滚乐成为严肃的艺术，而他们的创作题材“不再仅限于男欢女爱”。同年六月，他们在全球第一次卫星转播节目中唱了一首 《All you need is love》，二十四个国家可以看到那场演出，但并不包括中国，当然更不包括我。
那年我的老爸才几岁大。当英国人正式让摇滚成为严肃的艺术，使得创作题材“不再仅限于男欢女爱”的时候，我老爸的国家正在闹“文革”，那时只有严肃，没有摇滚，又或者只有“严肃的摇滚”或“文革摇滚”。
当他的儿子接到第二任女友给他的那张专辑的时候（《佩铂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他的儿子也正经历属于他的严肃期，或者说最严肃的严肃期。在这段时间里也只有严肃，没有摇滚。摇滚随着她的离去、随着他们的离去渐渐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剩下的一百零三张CD被一股脑装进箱子里，随他去了另一个陌生的城市。在那里，他只身一人，远离父母，远离那帮尽管时常来看他但他依然想他们的朋友。同他在一起的一百零三张CD也因为远离了她，变得和他一样孤独。他没有想到，他们共同叠加起来的CD到头来竟是另一个他。
在遇到我的第二个女友之前，我的处女情结只是朦朦胧胧，在和她分别后我的处女情结便不只是一个情结，或者说这一情结不只针对处女。
她属于那种女孩儿：在一群迎面走来的女孩儿里最先发出爽朗的笑或是大惊小怪的声调的绝不会是她，但与这群女孩儿擦肩而过的形单影只的身影也不属于她。她属于人群中喜欢聆听并且脸上始终浮现出微笑的那种人，但她会巧妙地选择聆听，用微笑来掩饰她心思的逃逸。
她比我聪明许多，但她能让我觉得我是个优秀的家伙，或者一个匪夷所思的家伙，和她在一起的最初几个月我觉得自己变成了那种愿意冒着掉下来的风险爬到高高的烟囱冲她兴奋地呐喊的人。
对于我一无所获的大学时代，我不忍心再用科学家的严谨态度和诗人的悲悯情怀加以评判，若是那样我的“一无所获”就变成了负数。我只是对那段生活心怀两个深深地悔恨：一是我不该在她身上一错再错，二是我不该将这种错误公布于众，给了那帮混蛋嘲笑我的口实。
我那段时间不知为何那么急迫，仿佛一个孵化成形的雏鸟怎么努力也顶不开包裹它的坚硬外壳。这使我失去理智，变得暴躁、幼稚、厚颜无耻，成了各种奇怪意识和冲动的合集，却到头来落荒而逃，成了永远不可挽回的失败者。而这些难道仅仅归结于我对女性肉体的难以抗拒吗？
音乐起初在我们的关系中扮演着无比美妙的角色。第一次接吻是在许巍的《悄无声息》中展开的，一只耳机动情地滑落到我的肩膀，另一只落到草叶间，在弥漫着芳香的暗夜中发出细小却清晰的声音；每一次愉快的交谈也无不伴随着各种风格的歌曲，安静舒缓的《上帝保佑》、忧伤孤独的《梦缠绕的时候》、潇洒不羁的《无地自容》。——总之，只要有音乐我们就是愉悦的，就能安然享受对方的注视、笑容和自然而然的吻。就像一群山羊，只要面前有草地存在，就不会分心于其他琐事。那时我无法想象若是没有那些CD我们还会如何相处下去，并且变得更加亲密。我暂时还搞不懂音乐和我们愉悦的关系。
我那时以为我们永远不会吵架。有什么好吵的呢？表面温柔的她一旦陷于任性便立刻会被音乐赋予“有什么不能原谅她”的魅力。我不会因为她强迫我听我向来不爱的何勇的《垃圾场》和NO乐队的《苦鬼》，或是在下雨天突然接到她的电话让我跑去离学校很远的地方买一张她猛然想到的CD，就以为那是不可理喻的性格缺陷。音乐赋予了她艺术家的气质，以至于任性和发脾气不过是这种气质的外漏而已。这种气质与众不同的一点是，她从未学习过任何一门艺术技艺，而是只是被一张张CD和一场场并不专业的校园演唱会熏陶成这样，但它们全都汇集成了我难以解释清楚的什么东西。
可三个月后，我产生了一种不妙的意识：她想以种种让我暗自恼火的举动让我觉得维持我们两个恋爱关系的只是那些CD。而我“本心”希望的是CD和性，且CD只作为性的前戏或事后的调剂就好。等到五个月后，我仍看不出有什么改变的苗头。只有那些深爱着对方，且不会对那些整日在眼前出现的漂亮的腿形和充满诱惑力的年轻女孩儿的胸脯熟视无睹的正常青年才能理解我那时的煎熬和沮丧。而且除了难以用理性控制的雄性荷尔蒙以外，一种道德上的男人的自尊感也让我对她的“暴力不合作运动”感到恼火。
当别的情侣频繁出入于校园附近的宾馆时，我和她依旧偎依在草坪前的那张又硬又旧的长椅上听那些该死的CD，或是看《简爱》、《复活》之类的用来保持道德情操的书。而这是谈了近半年时间恋爱的情侣唯一在干的事。你能想象？
我那时真该拿本村上春树的书给她看（就像我第三个女友对我做的那样），让她意识到性对人的神秘且重要的作用。可无论我如何对她“动手动脚”或是暗示自己想要诚心实意地放弃当处男的权力，她都反反复复只对我说一句：“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问她那“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何年、是何月？她回答得倒干脆：“我也不知道。”
每次“动手动脚”之后，除了得到她更猛烈的“动手动脚”外，便是你能想象的那种沮丧，类似于生理障碍。然后她会反过来安慰我，仿佛我才是******男女感情中可怜的弱势的一方。我那时根本不知道我要爬的那座叫“到时候”的山究竟有多高，如果她明确地告诉我比喜马拉雅山略高或略低，我想我会流着泪放弃。可她偏偏设置了一座终年雾气昭昭的山，让我每一次从台阶上抬起头既茫然疑惑又充满挑战的兴奋。
有一段时间我试图把她当成病人，想以一颗炽热的心抚慰她指引她走下坚持了二十几年的冷冰冰的神坛，投入一个男人温暖的胸膛，永享凡尘的幸福。可这失败了。也许是我的祭品不够，也许是我的某句咒语念错了单词，或者是她压根儿不理解男人的那种焦躁。
在经历了许多丰富多彩以至于显得有些吵闹的音乐和贫瘠得无以复加的“性”之后，我开始思考横亘在我们面前一个重大的问题（我承认，我很混蛋）：她还是不是处女。——这个问题如伏击性潜水艇般赫然出现在我面前，让我先期搭建的众多防御工事一时间面面相觑。
“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它们相互质问。
“应该不至于吧？”
“能决定你们的前途究竟是什么？我是说假如她不是。”
面对这些一涌而出的问题，我哑口无言。我对她的爱难道只是建立在这上面吗？
我知道这会让一些女性听起来很刺耳，但对我来说，它和某些执拗的理想一样顽固：总以为只有两个人同时将第一次从生命中抹去，生命本身才会呈现绚丽、美妙、夺目、非属虚伪的光泽。就像是只有通过一座圣洁的门，我们才能拥有一条平坦顺畅、夹道尽是花香鸟语的路。
“荒谬？”——我不知道。
“可耻？”——这很难说。
“我是混蛋？”——这个，我承认。
毫无疑问，如今想起来，那段时间是属于我的彻彻底底的“混蛋期”。我不知道其他人怎样，是否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从懵懂中走来，清晰了一阵，而后陷入道德意义上的迷茫，但我的确从中感受到了某种罪恶、困顿和失落，就像先前所说的：像被蹂躏后弃置一旁的抹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