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有两股势力左右着中国社会，即变法和革命。当时主张变法的是康有为，主张革命的是孙中山。
康有为的理论：一个国家只要能立宪，皇帝有无是无关紧要的。当时英国有皇帝，德国、日本、意大利也都有皇帝，我们不必一定要革命废皇帝，我们尽可以一意推行宪法，也可以让满洲人仍然做皇帝。但是康有为只知道皇帝无害于立宪，却不知道清朝皇帝的背后是一个部族政权在撑腰。部族政权是绝不容许有所谓立宪的。孙中山先生主张革命，一定要推翻皇帝。康有为的变法就变成了保皇，似乎又像非要皇帝不可了。康有为实在没有看清楚，他认为只要光绪皇帝听他的话，变法就能成功，这是他的大错误。这个错误在于他没有像西方人一样懂得政治上的所谓主权的观念。他不懂得当时的中国政治是满洲部族主权的政治。掌握主权的是满洲人，不是像他所谓的皇帝专制。康有为误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只是皇帝专制，以为只要皇帝听我的话，就可由皇帝专制一变而为皇帝立宪。梁启超也和康有为一样，误把中国秦汉以来的传统政治看成为帝王专制，帝王专制只是一种政治制度，所以只要变法，改革此制度就可以。他不晓得在当时，这一制度的后面，还有一个力量在拥护、在支持。不是皇帝一人就可以专制，皇帝背后有他们的部族——满洲人拥护这个皇帝，才能专制。光绪皇帝既然跳不出满洲人的这一圈，如何能够改革这一制度？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失败了。假若要打破满洲部族集团垄断政权的话，就非革命不可。如果有一个力量在阻碍我们，非得把这一力量打倒不可。这个非打倒不可的情势，就逼成了革命。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权，无论汉、唐、宋、明，却并无私权力、私立场、私背景，它的立场背景就是全国人民，就是全社会。遇到政治腐败，只要换一批人，把制度腐败的部分略略修改，仍然可以继续下去。于是，中国历史上便只有造反，而无革命了。任何一个朝代，没有一种私的力量在支撑，它腐败变质了，天下便乱，实在是没有一个阻碍我们拨乱返治的真正的力量存在。唐、宋兴起不能称之为是革命，只是人事变动，最多只能称其为变法。清朝末年，就非革命不可了。清朝两百多年的政权，和汉、唐、宋、明不同。套用西方的话讲，可以说当时一切主权在满洲人，打倒满洲人，就是打倒这种政治上的特权状态。我们不能说汉代的一切主权在刘家，唐代的一切主权在李家。中国传统政治，自汉以来，很少有这种特权存在。清代政权落到了一个特殊集团的手里，这就是满洲部族。清朝末年，假若我们把政治主权和政治制度分开说，就形成了两派主张。一派是康有为，他主张要变法，不要革命，他是看到了制度没有看到主权。另一派是章太炎，他主张只需革命，不需变法，他是看到了主权没有看到制度。在这两派中间，孙中山先生认为是非革命不可的，而革命之后还得要变法。变法的要点，就是把皇位传袭彻底废除，根本不要皇帝。他参照中西古今的制度，想来创建一个新制度。当然康有为、章太炎不脱离是单纯的书生之见，但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大政治家，他有书生的修养，对政治和社会也有深刻的观察。他认识中国，也认识西方，所以他的革命理论与众不同。
辛亥革命以后，清朝是推翻了，同时连中国的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了。因为当时人们认为清朝的政治制度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误以为这种制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帝王的专制。因为对清政权的不满意，影响到对历史上传统政治也一并不满意；因为对历史上的传统政治不满意，影响到对全部历史传统和文化不满意。假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那么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的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就没有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到底还是脱离不了权力。而政治权的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这个权一旦推翻了，其他的权一时又树立不起来，一切政治也就不能再进行建设了。孙中山先生主张革命之后首先要有一个心理建设，这一点看的是很正确的。譬如，科举考试制度，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传统悠久的制度，是世界史上为中国所独创的制度，而且其背后有一种精神在支撑。清代以后，科举考试制度在中国人精神上的共尊共信的心念已被打破，孙中山先生重新提出考试制度，就不免要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中国现代要重建考试制度，已不单是制度问题，还需要心理上的建设。换言之，要施行此制度，要先对此制度有信心。在清代二百几十年里，全国人对科举考试制度是有一个共尊共信之心的。哪一天乡试，哪一天会试，科举考试制度的日期基本上没有变动过，这不是制度本身的力量，也不是政治上其他力量所压迫的，而是社会上有一种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在支持。由此可见，一切政治、一切制度都应该有一种共尊共信之心做支撑，否则就是空想。
清代政治述评
1644年清军入关，取代明朝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逐渐建立起对中原地区的统治。
清代历史可以分为四个时期。自1644年清军入关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为定鼎中原时期；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为康乾盛世时期；从嘉庆元年（1796年）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为嘉道衰落时期；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到宣统三年（1912年）为遭受列强侵略和灭亡时期。
自1644年清军入关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收复台湾，为定鼎中原时期。这一时期，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清军依靠武力次第消灭了南明诸政权，镇压了李自成和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平定了三藩之乱，统一了台湾。这一时期战乱频频，满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
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为康乾盛世时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余年间，清朝国势处于全盛，被称为“康乾盛世”。康乾盛世的时间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主要的功绩有：两次雅克萨之战击溃沙俄，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击溃准噶尔部蒙古，统一漠北喀尔喀蒙古；平定准噶尔部蒙古之役，统一漠西蒙古；西南地区改土归流。
从嘉庆元年（1796年）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为嘉道衰退时期。这一时期秕政颓风蔓延，整个社会处于衰退状态，出现了川楚白莲教等一系列农民起义。
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到宣统三年（1912年）为遭受列强侵略和灭亡时期。这其间，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辛亥革命等后，清朝灭亡。
清朝的政权是由满洲贵族为首，联合蒙古王公贵族，结合汉族官僚地主共同组成的政权。在这个政权中，满洲贵族始终占据着绝对的控制地位。
明末农民起义为清朝稳定统治扫清了一些障碍。明末土地高度集中于皇室、贵族、官僚、地主之手，自耕农纷纷破产，李自成提出的均田免粮口号，使社会经济关系趋向良性。农民乘明末清初几十年的乱世获得了一些土地，部分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康熙帝实行更名田制度就是对这一现状的承认。
清代皇帝十分勤于政事，是绝对的皇帝专权，没有特别昏庸、昏聩的皇帝，尤其是清代前期的皇帝，每位都励精图治。终清一代，清代既没有地方割据问题，也没有宦官专权问题；既没有外戚专权问题，也没有权臣专权问题；既没有朝臣朋党相争问题，也没有藩王之乱（三藩之乱是清初历史时期的产物）和国家分裂的问题，但有外敌入侵的问题。
清代皇帝的专制独裁统治是中国历朝历代中程度最高的。清代皇帝大权独揽，乾纲独断，政无巨细，躬自断制，不假手臣下。军机处和内阁不过都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处，而军机大臣和内阁大学士则是皇帝的私人秘书。
清代皇帝是中国历朝历代皇帝统治智慧和统治手法的集大成者。无论是对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汉族知识分子，还是对普通下层民众，都区别对待，对症下药，采取文武轮用、剿抚并施、恩威并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和方法，以巩固疆域辽阔广大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康乾盛世也被称为末日的余晖，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中国已逐步落后了。在康乾盛世结束四十余年后，中国遭受了世界上最先进国家英国的侵略，开始了历史的大转折。
清代皇帝大权独揽，乾纲独断，政无巨细，躬自断制，不假手臣下，如果没有时间也不愿思考一些事关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学习并了解一些外部世界的基本知识和发展变化的问题，只是陷于繁重的庶务、事务之中。这是由这种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环境造成的，改变这种不合理、不科学的政治制度首先要解决的是政治问题。关于西学，在这方面，康熙帝略略好一些，但也只限于个人喜好学习西学的一些皮毛，并没有形成制度和机制，以后诸清帝又回归原状。
